“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做一个完全“自我许可”的人意味着什么？

四月伊始，电影《我，许可》将这个并不陌生的问题抛上大荧幕。文淇饰演的二十五岁女生许可，不恋爱，不攒钱，工资紧紧巴巴，日子却过得有声有色，日常是宅家读书画画，假期则各地旅游看展。

妈妈质疑她的生活方式，她的态度则是：我怎么高兴怎么来。

或许现实中的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许可的影子。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不想要什么”，也懂得应当活得开心自如一些的道理；可更多时候，我们还是缺少那一点点自我许可的勇气。

50年前，地球另一端的英国，也曾有一个女孩如许可一般，追求着对自我的绝对诚实。她用了十六年的时间，走出了母亲为她搭建的世界，并向所有人宣布：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在那之后，她又走出了出生成长的小镇，走出了传统庄严的学府，走出了每一种用来框定她的叙事和成规。想要的人生仍在前方，她只需要自己的许可，便可以继续这段追寻之旅。

她是珍妮特·温特森，她说：“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近些年，我们看到了许多不同形态的“母女”：

打破枷锁出走的母亲，与被同一副枷锁困住的女儿；致力于“给所有人当妈”的母亲，与拥有一双崭新的眼睛的女儿；涂上口红奔向投票箱的母亲，与用嫁妆当学费的女儿；不知该向谁征求许可的母亲，与许可一切的女儿……

珍妮特·温特森所拥有的，是一段“非典型”的“典型”母女关系。

| 珍妮特·温特森

1960年，曼彻斯特的温特森夫妇领养了一名六个月大的女婴，她被命名为珍妮特。温特森太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希望把珍妮特培养为传教士，为此立下了种种严苛的规矩。若女儿违逆她的命令，她便说：“魔鬼领我们找错了婴儿床。”

然而，在她编织的世界中按部就班地长大的小珍妮特，却逐渐对母亲告知她的一切产生了怀疑。她开始偷偷攒钱购买宗教书籍之外的“禁书”，并与母亲让她远离的人交朋友。旧世界在她的脚下迅速碎裂。

十六岁那年，她陷入了一段危险的恋情，在一场闹剧般的“驱魔仪式”后，她决定出走。

近十年后，随着《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大获成功，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珍妮特成了万众瞩目的文学新星。此时，数年未见的温特森太太打来电话，却不是为了祝贺女儿的成功，而是指责她的作品令她感到羞耻。

听着电话中母亲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珍妮特的心中只有一种想法：“你为什么不为我感到骄傲？”

爱与恨交织、眷恋与悔愧并存的母女关系并非某时某地的“特产”，在珍妮特·温特森的故事中，这种关系甚至不依赖于血缘：它只是两个属于不同的时代、身处不同的世界的女人在同一空间——“家庭”——中的交锋与联结。

时间又过去了很久，久到古怪的温特森太太已然去世，珍妮特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安。但在与安的相处中，她慢慢意识到，自己似乎无法成为任何人“理想的女儿”，她也并不喜欢听到安批评温特森太太。

她说：“温太太是个怪物，但她是我的怪物。”

最终，这对母女的故事没能迎来圆满的句号，而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号——直到最后，她们也没能达成“和解”。尽管曾频频回顾，珍妮特·温特森仍然无法完全理解她的养母，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她思考她，怀念她，甚至爱她。

大概，这也是关于“母女关系”的诸种真实之一。

对珍妮特·温特森而言，“焚书”从来不只是知识史上的劫难，而是一段真切的创伤记忆。

当温特森太太发现了女儿藏在床垫下的“禁书”时，她把它们一本接一本地扔出后院，倒上煤油，点起火。燃烧着的书无一例外都包着塑料书皮，因为每一本对它们的主人来说都万分珍贵。而最终，它们全部化为了灰烬。

那把火让珍妮特意识到了一件事：外在的东西随时都可能被夺走，只有内心的东西才是最安全的。而只要她仍能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内心，她便没有迷失。

“去它的，”女孩想，“我可以自己写书。”

从家中出走后，珍妮特睡在朋友的迷你车里，依靠在市场包装货物、给蔬果贩打零工赚钱上预科学院。每到晚上，她会打着手电筒阅读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书：艾米莉·狄金森、T·S·艾略特、伍尔夫、纳博科夫……

几年后，她被牛津大学英文系录取，成为这所自建校以来始终以男性精英主义为绝对导向的学校中罕有的、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女学生。

大学第一天晚上，我们导师转过身对我说：“你是工人阶级的实验。”接着他转向那个后来成为并至今都是我最亲密朋友的女生，对她说：“你是黑人的实验。”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珍妮特并没有被吓退。她一边继续在殡仪馆、精神病院等地打工维系日常开支，一边如饥似渴地读书、写作。

她问：“女性为何不能对文学有抱负、对自己有抱负？”

孤独的童年时光里，珍妮特一直在用想象搭建着属于自己的世界。此时，在自由的阅读与创作中，这个世界逐渐羽翼丰满，并最终从她的头脑中跃出，化为行行铅字，获得了独立的呼吸。

漫长的岁月里，文学始终是珍妮特的庇护所。它令她免于孤独与疯狂，允许她痛苦，也允许她快乐。她确信，她会一直读下去，写下去。

我读得越多，就越反对文学属于少数人——属于特定教育或阶级——的说法。书本也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 艰难的生活需要坚韧的语言——这就是诗的本质。这就是文学所给予的——一种语言，强大到足以说出生活如何艰难。 这不是藏身之处。这是安身之所。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作为作家的珍妮特·温特森，选择这样书写自己生命的开端：

领养的孩子自我创造，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做；在我们生命的最初有缺漏，有空白，有疑问。我们的故事中至关重要的段落猛地消散了，像是往子宫里扔了一枚炸弹。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她用笔，用想象力，用时间，进行着“自我创造”。母亲望女成凤的期待，社会关于“如何做一个好女人”规训，文学传统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好故事”的定义——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束缚她。

温特森太太曾说，宇宙是一个浩瀚的垃圾桶，垃圾桶的盖子是关着的，没人能逃出来。珍妮特并不想做一个糟糕的女儿，她只是无法忍受活在垃圾桶里。

在这趟出走的旅程中，一切都在碎裂，唯一真实的只有爱。鲜明的爱，巨大的爱，用尽全力的爱。她爱着想爱的人，爱着始终在路上的自己，也爱着不完美的生活。

她说：“生活对我而言太珍贵，不能不活得充实。”

十六岁离家时，母亲曾问她：“可以正常的话，你为什么要快乐呢？”

如今，她的人生，便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

“生命不只是一支从子宫飞往坟墓的时间之箭”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作者珍妮特·温特森自传

充满灵气与光芒的自由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