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原型来自哪里？

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是唐朝的唐玄奘，那作为西游记中的男三号，猪八戒的原型又是怎么来的？

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真有一位法号“八戒”的僧人，俗家姓朱，且早于唐玄奘数百年，便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这位“朱八戒”，便是汉末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

朱士行公元203年生于东汉末年的颍川郡，比他的同乡荀彧小40岁，我相信他是听过荀彧的故事的。只是不知他后来的出家受戒，到底是受到时局的影响，还是感念于这些同乡不那么美好的结局。

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印度高僧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传教，大约同一时期，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拜昙柯迦罗为师，由此成了我国第一位正式出家的汉族人。

顺道提一嘴，大家所熟悉的这座始建于东汉明帝时期（公元68年）的白马寺，其实在朱士行出生前的190年，就被董卓连同洛阳城一并焚毁。后边他出家的这个白马寺，是曹丕在公元220年称帝以后重建的。

当时，朱士行专注于在洛阳推广大乘佛法经典《道行般若经》，但这部由西域月氏人支娄迦谶翻译的经书，文句简略、内容残缺不堪，常常出现前后矛盾、文理不通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佛法的传播。

为了求取完整的梵文原本，朱士行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告别洛阳，踏上了艰难的西行之路。

没错，朱士行拥有众多头衔，他是我国第一位出家的汉族人，同时也是第一位西行取经的中国人。

不过他并没有到达天竺，因为他在西域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就找到了一部叫《大品般若经》的梵本真经。然后就留在那里抄写佛经，前后耗时二十余年终于抄写完成，抄写版《大品般若经》共90章，60多万字。

公元282年，朱士行命弟子弗如檀等十余人携带经书，准备返回东土传经，却意外受到了当地小城佛法信徒们的阻挠。

当时的于阗国流行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两者互相争夺话语权，小乘佛教的信徒向国王进言，《大品般若经》属于外教伪作，如果允许朱士行将它们传入东土，佛法必将断绝，搞不好佛祖要怪罪大王。要求国王禁止朱士行传经。

无奈之下，朱士行向于阗国王提出“烧经验真”——“若火不焚经，则请国王允许送经赴汉土。”然后当着国君与众僧的面，将梵文经书投入熊熊烈火，令人惊叹的是，烈火瞬间熄灭，经书完好无损，于阗国君臣无不为之折服，最终允许他在东传经书。

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弗如檀等人将经本送回中原，又经比丘无罗叉和居士竺叔兰历时12年译成汉文，称为《放光般若》二十卷。朱士行本人则留在于阗国并在那里去世。

如今，杭州西湖飞来峰的岩壁上，仍留存着三组宋代石雕像：一组是唐玄奘与孙行者，一组是刻有“朱八戒”三字的人物及其随从，还有一组是最早将佛典传入中国的迦叶摩腾与竺法兰。

右起第一人是独自西行的唐玄奘，中间第二人（马首前残缺雕像即为“朱八戒”）马旁为两个牵马驮经的随从

要知道，西游记的人物版本源自于元朝以后，而这组雕像是宋朝人修的，这足以证明，在宋代佛教徒的心中，朱士行与唐玄奘，是“最早求法者”与“最知名求法者”的并列存在，并无师徒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肉体凡胎的高僧朱士行“朱八戒”，后来怎么就跟猪脸人身的猪八戒联系到一起了呢？

这一切，要从元代杂剧的兴起，以及明代道教护法神地位的升降说起。

猪八戒第一次在“西游宇宙”中登场，其实不是出自吴承恩的《西游记》，而是元末明初杂剧家杨景贤创作的六本二十四出《西游记》连台本。剧中的猪八戒，登场时自报家门：“某乃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生于亥地，长自乾宫。搭琅地盗了金铃，支楞地顿开金锁。潜藏在黑风洞里，隐显在白雾坡前。生得喙长项阔，蹄硬鬣刚。”

这里的“摩利支天”，是梵语“光明”的意思，最初造像是手执莲花、头顶宝塔的天女，在中原地区被尊为“光明佛母”“积光佛母”。但随着佛教在南亚次大陆逐渐衰落，摩利支天的形象开始出现异化：印度教将其塑造成猪首人身，密宗则将其刻画为三面六臂或三面八臂的忿怒相，其中一面便是尖嘴獠牙的猪相。

中原地区的佛像虽未直接将女神与猪头结合，却改为“庄严女神端坐于金猪之上，周围环绕小猪”的造型，暗合其异化形象。

总之，都是和猪有关。

宋人在飞来峰上雕刻的造像摩利支天形象，座下是一只小猪

杨景贤生活在密宗盛行的元末，见过密宗中摩利支天的猪相造型，便将“猪八戒”设定为摩利支天的座下弟子。

而猪八戒“御车将军”的设定，其实与南宋初年的一桩政治公案有关。

明初“黑衣宰相”姚广孝在《佛说摩利支天经》的跋文中记载，宋高宗赵构的母亲孟太后，南逃时曾奉摩利支天为护身佛，平安抵达江南后，便在西湖天竺寺为其造像。但当时民间疯传，孟太后为尽快南归，大肆贿赂金国军官，甚至最后不得不靠百官帮她还债，南宋百姓不敢非议佛母，便将金国军官揶揄为“摩利支天座下金猪”。

久而久之，摩利支天的造型便从“端坐猪上”，变成了“坐于群猪拉的辇车之上”。杨景贤将猪八戒设定为“御车将军”，实则是暗喻猪八戒就是为摩利支天拉车的猪，这也为其后来的猪妖形象埋下了伏笔。

神格跌落：从天蓬元帅到猪妖，道教体系的权力洗牌

后来，吴承恩在写《西游记》的时候，吸收了这一点，但又觉得“御车将军”这个职位实在是太低了，不能够适应小说情节的需要。为了拔高猪八戒的地位，吴承恩特意在道教造像中找到了天蓬元帅，把猪八戒和天蓬元帅联系在了一起。

“天蓬”之名源于古人的星宿崇拜，不同时代对应的星宿各不相同。《上清宝灵大法》中称其为“无量北斗天蓬隐光右弼星君”，即北斗七星右侧的弼星，在道家体系中是执掌刑法与征伐的战神。东晋杨羲之的《上清大洞真经》中，首次出现“天蓬大将”的称号。

南北朝时期，道教蓬勃发展，天蓬神格大幅提升，成为北极紫微大帝麾下的天蓬元帅，堪称道家信仰中的第一战神。民间甚至出现了能斩鬼荡魔的“天蓬大法”“天蓬咒”，其地位可见一斑。

北宋时期，雷法道派盛行，天蓬元帅又新增了统领雷部诸神的神职，与天猷、黑煞、真武并称为“北极四圣”，号称“北方四元帅，束缚群魔大圣尊”，既能降妖除魔，又能护佑百姓。但此时人间朝堂“崇文抑武”的风气，也影响到了道教体系——北极四圣被合并为“北极驱邪院”，掌管天庭兵卒，按照北宋的文管系统影射，天上如果没有驱邪院的指令，天蓬元帅便无法擅自行动。

靖康之耻后，南宋政权建立，宋高宗为彰显“君权神授”，宣称自己能顺利继位，全靠北极四圣保佑。但南宋最终还是被蒙古大军所灭，民间便有了“北极四圣害怕蒙古人信奉的密宗战神大黑天，临阵脱逃”的玩笑。北极四圣形象也因此一落千丈。

北极四圣形象

更致命的是，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开始影响天蓬元帅的形象，有人将其与春秋时期的勇士卞庄绑定。卞庄虽有“坐山观虎斗”的典故，却也有“母亲在世时三战三败”的污点，最终战死沙场。

将一位战绩平平的历史人物与战神绑定，无疑拉低了天蓬元帅的“排面”，也恰好契合了《西游记》中猪八戒屡战屡败、爱挑唆却又能“收割残敌”的形象。

真正让天蓬元帅跌落神坛的，是四圣中的真武大帝的异军突起。

元代时，全真教传入武当山，真武大帝与武当山深度绑定（道场就是武当山），地位日益提升，元成宗册封其为“玄天元圣仁威上帝”，神格从“真君”晋升为“天帝”。原本属于天蓬、天猷等北方神灵的神职，逐渐转移到真武大帝身上，天蓬元帅逐渐被边缘化。

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朱棣为巩固皇位，进一步提升真武大帝的地位，尊其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此时的天蓬元帅，已彻底沦为道教体系中的边缘神灵，既未得到国家正式册封，也失去了原本的神职权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干脆让这位落魄的天蓬元帅，因“酒醉意昏沉，东倒西歪乱撒泼。全无上下失尊卑，扯住嫦娥要陪歌”的荒唐行径，被贬下天庭，投生为猪妖，最终成为唐僧西行取经路上的徒弟。

从历史上西行求法的高僧朱士行，到元代杂剧中摩利支天的御车将军，再到明代小说中被贬下凡的猪妖，猪八戒的形象演变，不仅是文学创作的脑洞延伸，更是汉、宋、元、明四代宗教文化融合与变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