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60年，顾方舟的妻子李以莞攥着丈夫的手腕，嘴唇发白——她刚从丈夫白大褂的口袋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登记条，上面端端正正写着儿子的名字，而儿子才满月。
可她没想到的是，顾方舟说完那句话的第二天，研究所的父亲，都抱着自家孩子排起了队。
01
1955年7月，江苏南通，暑气蒸得人喘不过气。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走廊从早到晚没空过。一个农妇抱着四岁的男孩从通州乡下一路赶来，孩子两天前还在院子里追鸡，昨天起床说腿没劲，今天连站都站不起。
农妇把孩子放在长椅上，那两条腿像煮烂的面条，垂着晃。
「大夫，您给看看，我儿子这是咋了？」
医生掰开孩子的眼皮，按了按膝盖，反复试了几下膝跳反射——一下没有，两下还是没有。
医生的脸色变了。
「住院，马上住院。」
走廊尽头又有人哭喊着冲进来，怀里是个三岁的女娃，呼吸已经开始急促。护士长从楼上一路小跑下来，喊道。
「三楼病床又满了！」
那个夏天，南通陆续收到1680例突然瘫痪的病例，466人死亡，绝大部分是7岁以下的孩子。
无人知道这是什么病。有人说是中邪，有人说是喝了脏水，还有人说是日本人当年留下的毒气。
疫情没停在南通。两年不到，青岛、上海、济宁、南宁一个接一个告急。家长抱着孩子在医院门口搭地铺，从天亮等到天黑，等来的往往是医生一声叹气。
这种病有个学名，叫脊髓灰质炎，民间叫得更直白——小儿麻痹症。
那时候的中国医学界对这病几乎一无所知，没有药，没有疫苗，连准确的流行病学数据都没有。而有一个人的名字，即将跟这个病绑在一起，一绑就是四十多年。
他叫顾方舟，那年29岁，刚从苏联学成归国。
02
1926年6月，顾方舟生在上海，家里排老二，父亲顾国光在海关任职，收入不低，一家人日子过得殷实。
五岁那年，父亲顾国光在一艘非洲来的货轮上做外勤，染上黑热病。送回家时人已经不行了，33岁，撒手走了。
剩下母亲周瑶琴和四个儿子。
周瑶琴是小学教师，一个月的工资连买米都不够。这个宁波女人做了一个让亲戚瞪大眼睛的决定——把四个儿子送回宁波洞桥镇前王后周村的外婆家寄养，自己辞了教师的工作，32岁跑到杭州，考进广济产科专门学校，学刚兴起的现代助产术。
顾方舟就这样跟着外婆过。
有一年，学校排话剧，顾方舟兴冲冲举手报名。老师扫了他一眼。
「你演乞丐吧。」
那么多角色，就分给他一个乞丐。同学们在旁边起哄。
「顾方舟他爸死了！」
「他家穷，就该演乞丐！」
小顾方舟咬着嘴唇没吭声。回家他跟外婆说，他可喜欢演乞丐了，让外婆把哥哥一件破了边的旧袍子剪一剪，改成乞丐装。外婆一边缝一边抹泪，针头扎到手指，血珠渗出来，落在那件旧袍上。
这事顾方舟到晚年还记得清清楚楚。
1934年，周瑶琴从杭州毕业，带着顾方舟北上天津，在英租界挂牌开助产院，一个一个接生，把四个孩子拉扯大。
租界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地痞三天两头上门。
「周大夫，生意兴隆啊。」
话是这话，手已经伸过来。
有一回一个警察也来了，站在门口不走，一边踱步一边捞屋里的东西。顾方舟那会儿十来岁，躲在门后偷看。警察走后，他扑到母亲怀里，抖得牙打牙。
周瑶琴叹了口气，摸着儿子的头。
「方舟，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都是别人求你。」
顾方舟抬头看着母亲。母亲眼里有一种他从没见过的东西。
很多年后他才明白，那叫决心。
天津沦陷那年，顾方舟刚上初中，念的是昌黎汇文中学。学校在英租界外，每天进出租界都要过关卡。关卡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岗楼，挂着一面惨白的太阳旗，旗下站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
顾方舟第一次过关，就见识了什么叫亡国奴。几个日本兵端枪走过来，查完通行证，指着旗子。
「鞠躬。」
几个中国学生没动。一个日本兵上前，把旁边一个同学按在地上，皮靴一顿踹。那同学吐了血，半天没爬起来。
顾方舟的手指攥得发白。从那以后他知道，这一躬不得不鞠，但每鞠一次，心里就记一笔。
课堂上也一样。学校被迫加了日语课，教科书封面印着方方正正的汉字，翻开里面全是日语。背不出来，日本老师就拿一块宽木板叫班长打手心。班长下手轻了，日本老师就亲自上，打到班长的手肿得像馒头才停。
顾方舟的手心也肿过很多次，他蘸点凉水贴着，不掉眼泪，心里只反复念一句。
【要争气。要争气。】
03
1944年，18岁的顾方舟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母亲那句「长大了当医生」，总算落了地。
大学里，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辈子方向的人——严镜清。
严镜清是宁波人，早年留学美国攻读公共卫生，归国后在协和、北医教书，是中国最早一批公共卫生专家。
北大医学院的公共卫生课，严镜清来讲。讲到中国农村的卫生状况，讲着讲着眼圈就红了。
「厕所挨着水井。」
「粪便漫到河里。」
「河水洗衣、饮用、排污，全是一条。」
「中国人现在平均寿命多少？三十五岁。三十五岁。」
教室里一片寂静。顾方舟坐在底下，眼睛也热了。
后来还有一堂课更让他坐不住。班上一个女同学跟着严镜清去河北调查矿工劳动卫生。回来那堂课，这女同学站到讲台前，还没开口眼泪先下来。
「矿工没鞋穿，用麻袋片裹脚。」
「夜里枕砖头睡。」
「井下有包工头，干得慢了，抡铁棍子打。」
「打死了——」
她顿了一下，整个教室的人都抬起了头。
「打死了就扔进万人坑。」
女同学蹲在讲台前哭，教室里好几个同学跟着哭。
顾方舟坐在位置上，眼前浮起母亲当年被勒索时的脸，浮起天津关卡下那个被踹倒的同学。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定了下来。
【我要做公共卫生。】
1947年10月，他已经在北大理学院张硕文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毕业，分配志愿表发下来。外科是最抢手的专业。顾方舟手巧，成绩又好，外科的老师都盯上了他。同学拍着他肩膀劝。
「小顾，去外科，待遇高，体面。」
「你这双手，不去外科可惜了。」
顾方舟笑了笑，填了大多数人想不到的方向——公共卫生。
同学愣住了。
「小顾，你疯啦？」
顾方舟只回了一句。
「当医生，一年救几百人。做公共卫生，一年能救几万人、几十万人。」
毕业后，他被分到大连卫生研究所，研究痢疾。
04
1950年底，抗美援朝爆发。战场上有战士患痢疾，顾方舟被派到朝鲜战场后方新义州，就是中朝边界那一带。
冰天雪地，伤员一个接一个抬进来，有战士腿炸断了，高烧加痢疾，几天就没了。顾方舟守在临时救护所里，给一个又一个战士打针喂药，一天睡不到四个小时。
1951年春天，顾方舟正在帐篷里给一个战士换药。通讯员掀帘进来。
「顾大夫，急电！」
电报上就四个字。
【速回大连。】
顾方舟套上棉衣就上了回国的卡车。回到大连才知道——国家选派30名医学代表去苏联留学，他是其中一个。
那时他和恋爱多年的李以莞也匆匆办了婚礼。两人照了一张结婚照，顾方舟就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
一走四年。
四年里，顾方舟一天学习十几个小时，天不亮进实验室，晚上十一二点才出来。为了看懂文献，他硬是自学了俄语、英语、日语。
导师是苏联著名的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列夫科维奇对这个中国学生刮目相看，最后让他以一篇《日本脑炎的发病机理和免疫机理》，拿下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
1955年夏，顾方舟回国。
05
1955年，江苏南通脊髓灰质炎大暴发，一千多个孩子瘫痪，四百多个死亡。
顾方舟刚安顿下来，就接到一个任务。
军事医学科学院请来一位苏联病毒学专家索柯洛夫办讲习班。
索柯洛夫不会中文，普通翻译搞不定专业术语，就点名要顾方舟帮忙——两人曾在莫斯科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共事过。
顾方舟跟领导提了个条件。
「我去可以。但我实验室那几个人得跟我一起调过去，不然活儿没人干。」
领导同意了。就这么着，31岁的顾方舟带着一支小队伍去了当时还在上海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和脊灰正式打上了交道。
上海的医院，走廊都加满了床。顾方舟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种病的受害者。
那天他在医院做流行病学调查。病房门口走出一个穿工装的男人，四十来岁，抱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男孩的右腿软软垂着，像没骨头。
男人一眼看见白大褂，冲过来扑通一声跪下。
「大夫！大夫，求您救救我儿子！」
顾方舟赶紧扶。
「同志，您先起来。」
男子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大夫，我儿子以后还要上学。还要走路。还要参加国家建设的。您一定有办法对不对？」
顾方舟张了张嘴。他想说有办法，想说您放心，可说不出口——他是搞医的，他知道这病目前没治。
他吸了一口气。
「同志，我抱歉跟您说。这个病我们现在还没有治愈的办法。」
男人的脸一下白了。
「唯一能做的，是去医院做整形矫正，恢复部分功能。完全恢复——不可能。」
男人抱着孩子，慢慢坐在走廊长椅上，没再说话。
顾方舟还有事就先走了。
晚上他从实验室出来，经过那个走廊，那男人还坐在原地，孩子已经睡着，歪在怀里。男人瞪着对面的墙。打扫卫生的老阿姨后来告诉顾方舟，那男人是半夜才走的。
顾方舟那一晚失眠。
【这病治不了。那就只能防。】
06
1957年，顾方舟正式临危受命。他带领小组，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十二个地区脊灰患者的粪便样本里，第一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且成功定型。
这是中国攻克脊灰的第一战。
但分离出病毒只是第一步，真正要打赢这场仗，得靠疫苗。
问题来了——做什么疫苗？
当时全世界只有两种脊灰疫苗。美国乔纳斯·索尔克研究的死疫苗，用甲醛把病毒灭活再打进人体；美国阿尔伯特·沙宾研究的减毒活疫苗，用减弱了毒性的活病毒做疫苗，正在苏联展开大规模试验。
两种疫苗各有利弊。死疫苗安全，但效力低、价格贵。活疫苗便宜、效力高，还能通过粪便传播形成人群免疫屏障，但安全性存疑——毕竟是活病毒，一旦减毒不彻底，可能直接致瘫。
1959年3月，卫生部派顾方舟等四人去苏联考察。临走前，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把顾方舟叫去办公室，端着搪瓷缸子盯着他。
「小顾，部里的意思，是让你一辈子搞这个事儿。」
顾方舟愣了一下。
「崔部长，您的意思是让我一辈子搞这个？」
「对。让你一辈子搞这个，解决脊髓灰质炎的问题。」
顾方舟沉默了几秒。
「好。领导既然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就努力干。」
在莫斯科，顾方舟连着几个礼拜泡在资料室里，一页一页翻美国和苏联的疫苗研究报告。
结论越来越清楚——
死疫苗一剂5美元，要打三针，一个孩子总共15美元。
中国7岁以下儿童保守估计上亿，光疫苗费就是十几亿美元。新中国那时候一年的外汇储备多少？根本不可能。
而且就算真买得起，死疫苗只能防止个体发病，阻止不了病毒在人群中传播。
活疫苗一剂的成本是死疫苗的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顾方舟找到老师列夫科维奇。老师二话没说，把一批活疫苗原液送给了他。
顾方舟把疫苗小心装进玻璃瓶，塞进行李箱，一层一层用棉絮和旧毛衣包起来。
他连夜给卫生部写了一封信，结尾只有一句话。
【我国不能走死疫苗路线，必须走活疫苗路线。】
信寄出去的第二天，他踏上了归国的火车。
从莫斯科到北京，整整六天六夜。顾方舟搂着那个行李箱，生怕稍有颠簸，里面的玻璃瓶就会碎。车厢冷，他把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来盖在箱子上。同行的人劝他歇会儿，他只摇头。
火车咣当咣当往南开，窗外的桦树林一闪一闪。顾方舟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两个画面——一个是上海医院走廊里那个跪下的父亲，一个是崔义田那句「让你一辈子搞这个」。
他心里清楚——
这箱子里装的东西，救得了千千万万个孩子，也可能毁掉几个孩子。
07
1959年10月，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研究协作组成立，顾方舟任组长。为了建疫苗生产基地，顾方舟带着一家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贵阳，再转汽车到昆明。
昆明玉案山花红洞。
他第一次到花红洞是1958年冬天。吉普车在山路上颠了三个小时，颠得人肝胆俱裂。
下车后，顾方舟站在一片荒山面前，一时没说出话——要电没电，要水没水，山上全是齐腰的野草，夹着碎石和荆棘。
顾方舟回头看了一眼妻子李以莞。李以莞那会儿也在病毒研究所工作，两口子都清楚这一扎下来得多少年。
顾方舟张了张嘴。
「以莞，这儿是咱们的新家了。」
李以莞望着那片荒山,半天才回了一个字。
「行。」
就一个字。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花红洞的日子过得比想象中还艰苦。没有房子，大家自己平地基自己盖；没有炉灶，搭两块砖烧火；吃不饱饭，全靠食堂发点杂粮馒头和玉米糊。饿得实在受不了，研究员们就上山摘野菜，洗洗煮煮当菜吃。
顾方舟当了半年泥瓦匠。
疫情等不起，基地又一时半会儿建不起来。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其震给顾方舟打来电话。
「顾方舟，我问你一句话，你要说老实话——这事儿你到底能不能干？」
顾方舟那会儿正蹲在工地上平地基，手套磨破了，他把电话按到耳朵上。
「沈院长，困难是有的，但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这些人在这儿，一定干出成绩来给您汇报。」
挂了电话，他在工地上站了很久。很多年后他回忆这段日子，用的是一句最平实的话。
「那时候真是勒紧了裤带，咬紧了牙关干。」
九个月以后，19幢楼房、13700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在花红洞建了起来。
1960年春，周恩来总理出访缅甸途中路过昆明，在云南省省长刘明辉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陪同下来到花红洞。
顾方舟领着总理一间一间看实验室。走到一个车间门口，他忽然站住。
「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掉脊髓灰质炎。」
周总理抬起头。
「是吗？」
「是的。我们有信心。」
周总理笑了。
「这么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
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要有这个志气。」
08
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临床试验。
顾方舟把试验分成三期：I期少量人试服，看安不安全；II期在2000人身上做初步药效评价；III期把范围扩大到450万人，做流行病学大考。
第一期最难。美国阿尔伯特·沙宾当年研究活疫苗，就卡在这一步——找不到敢以身试药的第一批人，活疫苗迟迟试不成。
顾方舟和几个同事一合计，干脆自己先喝。
实验室里，几个研究员围着一张小桌。桌子中间摆着几瓶透明的溶液。顾方舟拧开其中一瓶，仰头喝了下去。
味道是甜的，带一点奶腥。他舔了舔嘴唇。
「还挺好喝。」
旁边几个研究员一个接一个喝下去。
接下来一周，顾方舟每天早中晚给自己量三次体温。他让李以莞盯着他的变化。
「今天早上腿有没有发软？」
「嘴巴有没有发麻？」
「走路膝盖有没有打颤？」
一周过去。生命体征平稳，没有任何异常。实验室里松了一口气。
但顾方舟没松。
他回到办公室，关上门，把头埋进手里，坐了很久。心里那块石头没掉下来，反而更沉——
这几个大人，都是成年人，绝大多数成年人对脊灰病毒本来就有免疫力。喝下去没事，不代表对小孩子没事。
要证明这疫苗真的安全，必须让一个没有免疫力的小孩喝。
谁家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