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学：一所日本大学如何在东北培养“精神日本人”？

1938年5月2日，长春南郊欢喜岭。一场盛大的开学典礼正在举行。伪满皇帝溥仪亲临宣读敕语，关东军高层悉数列席。这一天，日本关东军精心打造的“最高学府”——建国大学，正式开学。

溥仪在敕语中要求学生“与日本盟邦一德一心”。校方后来把这句话刻在了“建大五训”中，每个学生入学第一天就要背诵。日本人建这所学校的目的很简单：用中国人的土地，养中国人的孩子，再让这些孩子替日本人统治中国人。这是奴化教育的最高境界。

建国大学只存在了不到八年，却给中国东北留下了一道至今未愈的伤疤。它不是一所普通大学，它是日本殖民教育皇冠上的“明珠”，是伪满殖民体系的“中央党校”，是关东军精心设计的“人才流水线”。

从“亚细亚大学”到“建国大学”

建国大学的设想，最初来自关东军作战课长石原莞尔。

1936年，石原莞尔向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提出，应在满洲建立一所“亚细亚大学”，广泛招收日本、汉族、满族、蒙古族及俄罗斯族的青年，为国家培养“桢幹栋梁”。在石原的最初构想里，这所大学格局极大，他试图招募的教授名单中，甚至包括流亡的苏俄革命家托洛茨基、中华民国的周作人、胡适等学者。石原莞尔是日莲宗信徒，他相信以“满洲国”为基地培养各国人才，“在世界大战最终结束之际，就将迎来人与人之间绝对和平的时代”。军装包裹下的石原莞尔，内心深处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此例虽特殊，却表明日本的大陆扩张并非单纯的军事冲动，背后往往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

但军人的理想很快被学者的现实取代。1937年4月，东京大学教授平泉澄正式推荐京大的作田庄一、东大的笕克彦和广岛大学的西晋一郎，四博士共同起草《建国大学创设要纲案》。在这份文件里，四博士把“亚细亚大学”更名为“建国大学”，并用“神道主义”和“皇国史观”置换了石原莞尔陈义过高的“王道思想”。山根幸夫在《建国大学研究》中分析了两者的区别：“王道思想有充分接纳汉族的余地，但神道主义和皇国史观则只有日本人能理解，很难容纳其他民族。”军方和学者的这场博弈，决定了建国大学的走向。

1937年8月5日，伪满颁布“建国大学令”。经一年修建，1938年5月2日，占地65万平方米的校园在长春南郊欢喜岭落成。溥仪特颁敕语，确立了其伪满洲国最高学府的地位。

一个傀儡，一个中将：被日本人攥在手里的大学

建国大学的权力结构，是殖民统治最典型的缩影。

名义上的校长是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张景惠曾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本人，当上了伪满总理。溥仪身边有“四大汉奸”——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臧式毅。这四个人里，郑孝胥1938年就死了，罗振玉1940年死。张景惠活得最长，一直活到1959年，但他在建国大学校长任上就是个摆设。张景惠挂名校长，实权操于日本人之手。学校校旗用日本太阳旗作底，学生要齐声背诵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颁布的“战阵训”，每天早上向着皇宫遥拜。

真正说了算的是副校长。第一任副校长是作田庄一，京都大学经济学部主任，日本哲学专家。1942年，因“抗日学生事件”辞职。第二任副校长是尾高龟藏，陆军中将。此人1938年任第十九师团长时制造了“张鼓峰事件”——日军在苏联远东领土上试探苏军实力的一场边境冲突。让一个亲手挑起边境冲突的将军来当大学副校长，关东军的意图已经不需要解释了。

作田庄一和尾高龟藏——一个学者，一个军人，一个“软”，一个“硬”。两个人代表了建国大学两个阶段的统治方式。前期作田庄一管的时候，学术氛围相对宽松；后期尾高龟藏上台，全面转向军事化和思想钳制。

军训第一，学术第二

建国大学学制六年，分前期后期各三年。前期相当于预科，修高中程度基础课程，还要进行精神、军事、武道、作业、农事等训练。后期相当于本科，分政治、经济、文教三学科，开设“神道及皇道”“武道及武术论”“民族协和论”“东亚联合及国际团体论”等必修课。课程表上，军事训练课430节，武道训练课690节，位居各种课程之首。军训课从战车到航空，样样都要练。建大的口号是“自治独立，校风自由”，事实上，它更像是“精神日本人的加工厂”。

一个学生在回忆录里写道：进了建国大学，就像进了军队。早上六点起床跑操，晚上九点熄灯点名。吃饭要排队，走路要成列，连上厕所都要报告。日本人说的“自由”，就是让你乖乖听话的自由。

日本人对师资非常重视。作田庄一从日本东京、京都两帝大请来约10名名教授，还从朝鲜请来名教授，从北京大学请来的苏益信、鲍明钤甚至曾参加过抗日爱国运动。当时有人称，作田要将伪建大办成一座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要赶上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但日本人的算盘再精，也没算到一点——有些东西，是教不出来的。

75:50:25：建大的“民族协和”密码

日本人宣称“五族协和”——日、满、汉、蒙、朝鲜，五个民族在伪满洲国平等共处，建国大学就是这一理念的“样板间”。

建国大学每届招收150名学生，日本人75人，中国人50人，其他朝鲜、蒙古、俄国共25人。日本人占一半，中国人只占三分之一。“民族协和”从数字上就不成立。学校把不同种族的学生混在一起上课、一起住，实行“塾制度”——25人一组，同吃同住。每个“塾”都是一个独立的一层建筑，内设寝室、自修室、塾长室、盥洗室等，日本人任塾长，配一名高年级“指导学生”，负责掌控学生思想状态。在食堂里，日本人吃大米，中国人只能吃高粱。制度层面明明白白写着“种族隔离”三个字。日籍学生的宿舍、中国学生的宿舍，虽然是同一栋楼，但楼层分开，连食堂的餐桌都是分开的。伪满洲国的“民族协和”，在建大的校园里就已经破产了。

多名学生，一次大逮捕

日本人本以为，优厚的待遇和严格的管教会把建大学生训练成忠诚的殖民工具。但他们错了。

建大学生中，反满抗日情绪从未熄灭。1941年底至1942年初，先后有多名学生因抗日被捕，还有学生“失踪”。这次逮捕令建大上下极为尴尬——一个专门培养“满洲国领导人”的学校，竟成了抗日据点。更让日本人难堪的是，被捕学生没有一个告密、没有一个出卖同志，全都咬紧牙关撑了下来。

作田庄一亲自到监狱看望被捕学生，说：“你们并非因道德败坏而犯罪，你们是为了自己的民族宁肯捐弃自己生命的人，是政治犯……我不但不责备你们，还希望你们能够挺起胸膛活下去。”关东军因这番话诘责作田，他回应：“在民族协和没有真正实现之前，出现这种事情，是无足为怪的。”他要求关东军将被捕学生交给他负责“再教育”，未被允许。作田因此引咎辞职。

一个日本教授为被捕的中国学生辩护并因此辞职，在建大的历史上留下了荒诞的一幕。

尾声：建国大学关上了门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学生被强制参战，其他民族学生拒绝响应。8月20日，建国大学解除武装，23日举行解散礼。这所只存在了不到八年的大学，彻底关上了门。共招收八届1300余名学生，毕业生约1500名。

建国大学的校址后来被长春大学使用。今天走进长春大学校园，还能看到几栋灰扑扑的建筑——那是建大残留的校舍。比起旁边的新式建筑，它们显得异常寒酸。但就是这几栋寒酸的房子，曾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伪满建国大学的学生中，有人在日本投降后留下来建设新中国，有人流亡海外，有人回到日本成为学者。学者山根幸夫1985年受邀访问东北，发现除了几个老校友外，建大的遗迹几乎无存，遂萌生为这所伪满洲国最高学府作传的念头，写成了《建国大学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断面》。

建大不在了，但它提醒我们一件事：侵略者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建一所大学，却永远建不起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