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律人，为华人挣回了迟到的公道

来源：法律先生

有些人走上法庭，是为了赢；有些人走上法庭，是为了证明华人也能赢。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年，港英政府三次请他出任最高法院法官，他三次拒绝，理由只有一个：「条款对华人不公平」

他叫余叔韶，香港首位华人检察官。

战火里的开端

1922年，余叔韶生于香港，家中行七。

父亲是视学官，书香门第，家境优越，却赶上了最颠沛的年代。

1941年，日军攻港，香港沦陷前夕，港大仓促颁授战时学位。

那一张文凭，在乱世里最薄薄的一张纸，却是他此后一生最坚实的底。

战火熄后，余叔韶没有回头看。

他揣着香港政府颁发的「胜利奖学金」，一路渡海赴英，进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Merton College）。

在牛津，他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参加林肯法律学院的大律师资格试，成为该考试创立以来，第一位在一年内考毕并通过全部考卷的考生。

别说这是运气，有时需要把逼自己到极限，才能完成所谓的「传奇」。

华人，不是附加条件

1951年，余叔韶回港，进入律政署检控科任职，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华人检察官（Crown Counsel）。

这个职位，本来是白人的天下，他以为自己的加入可以打破「不平等」，然而，当他真正坐进那张椅子，才发现一件令人寒心的事。

做同样的工作，华人检察官的薪酬，与英籍同事相差悬殊。

他问过，交涉过，律政司与正按察司甚至为他三度向港督进言，依然换不来一个公平的答复。

一年后，余叔韶辞职，他留下的理由，干脆利落：「华洋不同酬，不做。」

这不是赌气，这是一个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不对」。

种族不同，警察的穿着也不同

雪厂街九号

1953年，余叔韶开始独立执业。

借用御用大律师张奥伟爵士在历山大厦的办公室起步，后迁至雪厂街九号八楼，一驻便是30年。

那间办公室，成了一代法律人的坐标。

他的专长是刑事案件，结案陈词，他从不需要笔记，在庭上的的每一句话都是自己的，那是一种只有极少数人才拥有的能力，

李柱铭后来回忆：「那时外籍法官对华人大律师带有歧视，但余叔韶表现出色，令他们对华人大状彻底改观。」

还有一句更直接的评价流传于法律界：「余叔韶认第二，没有人敢认第一。」

余叔韶后来的回忆录还以雪厂街九号为副标题

那三个被冤枉的警察

1967年，香港社会动荡，暴动此起彼伏，华人警员与社会的关系跌至谷底。

就在这一年，三名华人庭警遭到指控，背上谋杀罪名。

案情复杂，证人前后矛盾，法医报告存疑，而审案的李比法官却公然表示「完全相信政府法医」，对辩方证据视而不见，三人被裁定误杀罪名成立。

余叔韶为其中一名被告免费上诉，他四处奔走，最终找到香港大学医学系知名教授王元美出庭作证，推翻了政府法医关于伤势时间的论断。

最终上诉庭裁定，三人无罪释放。

他对这宗案件耿耿于怀，直至晚年仍时常提起。因为他知道，那场官司赢了，因为那个真正的「凶手」，从来没有被追究。

法律能做的，始终有它的边界，这边界余叔韶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却从未因此退场。

三顾茅庐不见

1970至80年代，港英政府三度邀请余叔韶出任香港最高法院法官，三度被拒；

御用大律师的头衔，是当时法律界趋之若鹜的荣誉，也也从来没有申请过。

原因始终如一，聘任条款对华人有欠公平，跟当年辞职的原因一样。

一个人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头衔给的。头衔是别人看你的方式，底气是你看自己的方式。

这两件事，他从来分得很清楚。

1968年，余叔韶向港督戴麟趾进言，促成香港大学法律系的成立。

这是香港第一所法律学院，此后培育出一代代香港法律人。

1994年，香港大律师公会授予他终身会员资格，2013年，港大颁授荣誉博士学位。

2019年1月12日，余叔韶离世，享年96岁。

有人说，他这一生没有爬到最高的位子。

他三拒法官席，一拒御用勋衔，连检察官的椅子也只坐了一年便拂袖而去。

但换个角度看，他坐过的每一个位子，都是因为心里有一把尺，量的不是自己能得到多少，而是这件事对不对。

这把尺，才是他真正留给香港法律界的东西。

余叔韶曾说，法律的意义不只是赢得官司，而是令公正可以被看见。

这句话，他用了一辈子来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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