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今年我79岁，你20岁”

“我刚出生一年，大哥就已经去世了。”

历时近4小时，李文远和儿子李效波乘动车从山东抵达上海。踏上月台，李文远就感到心里阵阵发酸，眼泪积攒了很多年，像是从心底流出来，“不知哪来的劲，怎么也止不住”。

在闵行区烈士陵园墓区西六区，安放着李文美烈士的墓碑。当年，这位19岁的青年随部队一路南下，从家乡山东临沂激战至上海，牺牲在上海解放前。

时隔78年，李文远跪在大哥的墓前，额头抵着春天刚刚萌发的青草，摸着大哥的名字痛哭出声。

“大哥，我们一切都好，勿念”

走在前往墓区的小径上，李文远抱着一捧鲜花，眼眶立刻红了。他转过身，用手背抹了抹眼泪。

走近李文美的墓碑，李文远的眼泪彻底止不住。他一下跪倒在墓前，所有思念都汇聚在一声声“大哥”里。“大哥，今天我带着儿子来看你了。”啜泣声中，李文远用家乡话讲起了家里的近况，“一大家人平安幸福，安安稳稳度过后半生，莫念。”

摸着哥哥的名字，李文远拿出毛巾，想擦一擦上面的浮灰，却意识到毛巾已经被自己哭湿了。“毛巾沾了我的眼泪，要换块干净的。”擦着墓碑，李文远又哭起来，“当初在家里，你排行最大、我最小，我今年已经79岁了。”

李文远从未见过大哥。

1948年，他出生在山东临沂，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同年，长兄李文美参加解放军，“离开后便再无音讯”。78年后，李文远在闵行区烈士陵园的《烈士英名录》再次看到了哥哥的故事：“李文美烈士系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三十军二六六团某部战士，于一九四九年解放上海战役中光荣牺牲。”

但李文远更熟悉的，是父母口中的“李文美”：聪明、调皮，“小时候就会学着自己用石头做秤砣”。“我妈经常念叨，大哥是在解放上海时牺牲的。”李文远说，他很小就知道家里有位“烈士大哥”，母亲有时看着电视、干着农活就开始流泪。

烈士英名墙前，李文远抚摸着大哥的名字

等到再年长一些，李文远知道了更多事。1949年5月12日，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打响。两个月后，李文远的母亲收到一封信，由于全家不识字，她便一路小跑赶到村里的教书先生家。

“我妈反复问，但先生把信看了一遍又合上了，一开始怎么问也不肯读。后来才说和村里另一家情况一样，我妈这才知道大哥已经牺牲了。”李文远说，母亲在世时频频提起这一天，“恍恍惚惚，不知是怎样回的家”。在家乡，李文远给哥哥修了个小坟墓，每年都会去祭扫，“也想留个念想，这是我一母同生的哥哥”。

“虽然我和大伯隔了一辈，但血脉相承，他也是我的家人。”李效波全程陪着父亲，仔细擦拭李文美的墓碑。“这次来是了却我父亲的一个心愿。”李效波说，父亲一辈兄弟姐妹六人，如今只有李文远和三大伯还在世，“三大伯身体不好，父亲也年纪大了，时间拖得越久，相见的机会就越少。”

“只要后人记得，烈士们就活着”

2021年12月27日。

在五年后的今天，闵行区烈士陵园主任顾琳彬依然把日期记得分毫不差。

这一天，她接到了“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山东志愿者的电话，告知“有了李文美烈士后人的消息”。顾琳彬立刻联系山东省临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通过核查比对烈士籍贯、部队信息、牺牲时间和地点，确认为同一人。

顾琳彬加上李效波的微信时，对方同样语气激动：“刚跟我父亲、三大伯通电话了，他们很激动，也很想过去见见我大伯。”在《已找到亲属记录烈士名单》上，李文美是第三位找到亲属的烈士。

《烈士英名录》留存的信息只有短短几行

闵行区烈士陵园安葬着135位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烈士，其中有97位被标注了籍贯地，极少数详细到所在县甚至村。

“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留给我们的信息可能只有短短两行。”顾琳彬说，寻亲小组成员们时常遇到“查无此人”“查无此地”的情况，需要翻阅当地地方志，甚至联系当地寻亲志愿者探访烈士生前的村庄。

在烈士户籍地定向推送的弹窗

2020年，区烈士陵园与新闻资讯平台合作开展“寻找烈士后人”公益活动，由寻亲小组定期整理汇总烈士资料，在烈士户籍地进行定向弹窗推送，李文美烈士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家人。如今，《已找到亲属记录烈士名单》已经印满一页，有17名烈士找到了家人与后代。

但顾琳彬觉得这远远不够，“为烈士寻亲”的工作要一直做下去。“对我们来说，他们最初是英名册上的一个名字，整个人物是模糊的。我们希望从烈士家人那里知道，他们当年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具体而生动的人。”令顾琳彬感到欣慰的是，有越来越多市民主动走进烈士陵园，倾听烈士们的故事，为他们献上鲜花。

“很多烈士牺牲时只有十几二十岁，时隔多年，他们的直系亲属大多已经离世。”顾琳彬说，随着时间流逝，为烈士寻亲的难度还在加大，但“只要有后人记得，他们就还活着”。

记者：陈奕宁

审核：刘垦博 方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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