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一九八〇年代，与我们这代学人

葛兆光与阴法鲁先生在颐和园

从一九八四年研究生毕业算起，我离开北大已经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里，北大发生了太多变化，很多新的建筑我都没见过，很多过去的老师也离我们而去，虽然未名湖、博雅塔，还有华表还在，可我觉得北大对我来说，已经有点儿陌生了。不过，我心底里一直记得的，是过去我读书时代的那个北大，在我的心里它烙下太深的痕迹。它带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启示是，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的人——重要的话再说一遍——你必须做有学术的思想，也必须做有思想的学术，也就是说你要把专业的和学院的研究，和你对社会的关怀连在一起。

作者｜葛兆光

来源｜《到后台看历史卸妆》，葛兆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11版

四十一年前，一九七八年八月底一个夜晚，我从贵州一个县城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北京，在北京站被校车糊里糊涂地拉到北大，住进32楼304。两天两夜没睡，太困了，于是倒头就睡，直到第二天天亮起来，我才看了看未来要待六年半的北大。当时印象很深的，不是未名湖，不是博雅塔，也不是西门的华表，倒是南墙外多年堆积的黄沙，寒风里光秃秃的树枝，大膳厅也就是现在百年讲堂里的玉米面儿粥和咸菜丝，五四操场的煤渣地和天上刮的黄土。

这就是北大给我的第一印象，一九七八年的春天的印象，就像是一张黑白老照片。

两千四百多天之后，我离开北大。那是一九八四年的夏天，校园已经绿树成荫，临走的那一天起床，窗外明晃晃的，听见知了在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直到这时候，我的北大记忆，才换成了博雅塔的塔影、未名湖的湖水和西门里面的华表，从黑白照片换成了彩色照片。

现在回想起来，两千多天像一个漫长的隧道，从隧道的这一头到隧道的那一头，整个人好像变了。其实刚进北大的时候，我对未来的想象真的很模糊。为什么？因为上大学前整整十二年没读过书，在“文革”中我造别人的反也被别人造反，接着下乡当知青在苗寨挖过煤、种过田也挨过饿，再接着在工厂里打砖坯和熬肥皂，在供销社四处收购药材、茶叶、皮毛和烟草。那时候，能上大学就不错了，能上北大就更不错了，不敢有奢望。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个二十八岁才上大学的人，哪里会想象，更不会憧憬。刚上大学的时候，对未来六年半的日子，就好像懵懵懂懂进入这条隧道，根本不知道隧道有多长，也不知道隧道那一头是什么样的风景。

直到离开北大的时候，我才确信我会成为一个学者。

今天我们是在说“传承”，可现在让我回忆那两千多天，说实在话，好像没法说清楚究竟是什么让我成为今天的我。如果允许我以事后诸葛亮的角色来总结，我觉得在北大的六年半，可能我们同时传承的是三个传统——

第一个传统是新传统，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兴的理想主义传统。

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四年，正是中国大转型的时候。我在北大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按照中文系文学专业同学的说法，古典文献就像是“出土文物”，安安静静的没一点儿声音。确实，我们就是钻故纸堆的，老话说叫皓首穷经，所以，当时中文系的文学专业灵动飞扬，写诗的写诗，写小说的写小说，编杂志的编杂志，出尽风头；新闻专业放眼天下，记得那些将来会成为无冕之王的同学，每天谈的都是世界和中国的大事，指点江山，胸怀广大。在他们的比较下，古典文献确实显得无声无息。

但是，一个生活在北大的人，怎么可能心如古井？“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大概是中国士大夫的旧传统，但也是现代知识人的新传统。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期的北大，有一点儿像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时代的北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不过，那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是人们心里都想着中国“总算有了振兴的契机”。那时候，改变中国的理想主义真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我们不时从书桌旁站起来，抬头看看窗外一波又一波的风潮。

一九一九年，也就是正好一百年前，胡适给高一涵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说“你想我如何能读书，如何能把我的心关在这几张纸上”，好像写的就是八十年代我们这些读古书人的心情。

第二个传统是老传统，也就是五四以后北大的启蒙思潮。

我们这一代人是读鲁迅长大的，“文革”之前和“文革”中我们只能读鲁迅，这是时代的限制，但也是时代的潮流。不过有意思的是，我刚刚到北大就开始了读胡适。记得一九七八年第一个暑假——我们这一届的第一个假期是暑假而不是寒假——我带了偶尔借到的《胡适文存》回家，那时候胡适的书还没有那么容易找，可这个夏天，这三本封面破旧的旧书，给我带来一个新世界。

为什么？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代里，同属启蒙的思潮里，在鲁迅那种激烈和锋利之外，原来还有胡适这种理性和温和。很温和但是很坚定，温和的是态度，坚定的是立场。这对我影响很大，它使我始终采取通过学术关怀社会的进路，也始终记住五四一代的基本价值。特别是，一九八〇年代之初，当我们进入北大的时候，中国经过“文革”十年，虽然说改革开放，但民主、科学和自由这些价值，才从五四重返大地，还没有在我们这个国家落户，我们必须温和而坚定地让它们安家。顺便可以说到的是，毕业之后我自己学术研究一个关键选择，就是从文化史角度研究禅宗，这也是受到胡适的影响。我前两年才写的有关中古禅宗史研究的文章，题目也还是《在胡适的延长线上》。是的，不仅是禅宗史研究，在很多很多方面，我们现在仍然在胡适的延长线上。

一百年前——又是刚好一百年前——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顾颉刚等北大学生在胡适的支持下，办了一个《新潮》杂志，这个杂志的英文名字是“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它的宗旨是提倡“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人的新趋向，也建设了北大的一个新传统。

作为北大人，我觉得，现在还得继承这个传统。

如果说，第二个传统是北大的思想传统，那么第三个传统，则是北大的学术传统。

胡适曾说，新文化运动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我读的古典文献专业就是“整理国故”，记得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除了一进学校不久就去世的魏建功、游国恩之外，年长叫作“先生”的，还有周祖谟和我的导师阴法鲁；叫作“老师”的，还有我的导师金开诚、裘锡圭、严绍璗等。我记得，我们也上过一门中国文化史常识课，有一个明星般的教授群，像邓广铭、刘乃和、史树青等先生。邓先生讲第一课，讲的就是历史学研究的四把钥匙，年代、地理、目录和制度。

在北大，我们接受过最严格的训练，也习惯了最苛刻的规范，和文学专业一样上中国文学史，和历史系一道上中国通史，和哲学系一样上中国哲学史。可我们还要上六门基础课，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是魔鬼训练，可这种魔鬼训练给了我们一个通向不同领域的多种门径。我可能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个在北大学报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本科生？一九八一年我写了一篇《晋代史学浅论》，我的导师金开诚把它转给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经过周先生的推荐在学报上发表，这在当时大概很罕见。可是我读古典文献专业，为什么却做的是史学史论文呢？

其实，北大自从老校长蔡元培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以来，始终鼓励学生自己的摸索。我上大学已经快二十八岁了，老师们对我很宽容，记得金开诚老师就让我不必按部就班学课程，自己去读书。我一面读前四史，一面读四库提要，研究生时代又在图书馆广泛阅读各种古人的文集。就这样，我在北大学了一肚子杂学，也自然不受文史哲的学科限制，我一开始做史学史，就完全不按牌理出牌，也许一直到现在，还有这种“野狐禅”的风格。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北大可以没有家法。其实北大有北大的家法，对于古典文献专业来说，这家法就是把“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连起来，精细的功夫和有意义的问题结合，坚实的史料和宏大的视野结合，这才是真学问。胡适在北大办《国学季刊》，说传统学问很好，但问题是它范围太窄，忽略理解，缺乏比较，这是非常对的。好的学者不应当是“两脚书橱”，代理过北大校长的傅斯年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句话是“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留下三个小时思考”。这两句话说的意思，其实就是孔子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专业的、学院的、严格的古典文献知识，必须经由你对国家和社会的思考，为我们这个传统漫长的国家“再造文明”，否则，你就只能是传统的经师甚至陋儒。所以就像王元化先生说的，需要有学术的思想，也需要有思想的学术。

上个月我在台北，应龙应台的邀请，也讲了一次“我和中国的一九八〇年代”。说实在话，我觉得我们的思想和学术，就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定型的，而所谓一九八〇年代对我来说，主要就是北大岁月。无论我后来研究禅宗史和道教史，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东亚和中国，其实都是在北大学习的延长线上。

从一九八四年研究生毕业算起，我离开北大已经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里，北大发生了太多变化，很多新的建筑我都没见过，很多过去的老师也离我们而去，虽然未名湖、博雅塔，还有华表还在，可我觉得北大对我来说，已经有点儿陌生了。不过，我心底里一直记得的，是过去我读书时代的那个北大，在我的心里它烙下太深的痕迹。它带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启示是，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的人——重要的话再说一遍——你必须做有学术的思想，也必须做有思想的学术，也就是说你要把专业的和学院的研究，和你对社会的关怀连在一起。这就是北大前辈说的，“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的责任，能如此做，才是道德、才是宗教”。

作为北大毕业的人，我不敢忘记这个责任。

二〇一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