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新谈《八千里路云和月》：创作“贴着地皮走” 从烽火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4月7日 ，抗战题材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 CCTV-8电视剧频道、爱奇艺及咪咕视频。该剧以抗战将领张云魁与被迫走上战场的厨子孟万福为双线切口，在9次中秋月圆的时序流转与不同阶层视角的切换中，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百姓抗战图鉴”。

导演张永新在接受《综艺报》采访时，深入解读了平民视角构建、战争与烟火融合、人物成长觉醒、群像塑造及诗意视觉表达等核心命题，希望以对历史的敬畏、对创作的赤诚，礼赞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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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视角为锚

重构全景式抗战叙事

铁血与人间烟火的交融，成为《八千里路云和月》播出后备受观众热议的看点。作品既有炮火轰鸣下的浴血抗争，也有大后方市民的生活流变。透过张云魁及其父张汝贤、妻子丁玉娇的视角，观众得以窥见当时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态度；孟万福与未婚妻韩小月的颠沛流离，则真实呈现战火对民众的摧残。

张永新

导演

在张永新看来，过往抗战题材作品多从大事件、高层决策或战场博弈切入，从平民视角展开叙事的作品相对稀缺——这正是他创作《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重要缘起。用普通人的眼睛凝视历史纹理，以小视角呈现大时代，让抗战叙事贴近人心、扎根大地。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叙事核心，是构建一套完整的小人物生存世界。张永新将其定义为“贴着地皮走”的创作。他坦言，聚焦小人物的历史题材创作，难度远大于聚焦文化大家或历史名人。小人物的生存场域狭窄，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折，矛盾、困惑与危险都藏在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日常里。但恰恰是这种“方寸之间”，却能营造惊心动魄的戏剧张力，打造没有硝烟却同样残酷的生活战场。为此，剧组必须摒弃悬浮感，让每一个情节、每一处细节都贴合历史语境与生活逻辑，使观众感受到真实可触的时代肌理。

为了让平民视角落地，剧组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故事主角虽为虚构人物，但他们身上都汇聚同时代同类人的真实影子——每个人物都是编剧团队查阅大量文史资料、提炼众多人物原型后精心塑造的。张永新表示，这种“源于史实、高于虚构”的人物设定，是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的关键。平民视角让剧集跳出单一战场叙事，以人民史观为核心，展现工农兵学商等各个阶层在抗战中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抉择，构建全景式全民抗战史。

在叙事结构上，剧集采用双重倒叙：第一层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丁玉娇给孩子写信切入，倒叙1944年张云魁与孟万福在战场相逢，再回归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前的故事起点。在张永新看来，这种套层结构如同用放大镜逐步逼近历史核心，既能快速建立今人与历史的连接，又能循序渐进地铺展时代背景，让观众自然融入那段烽火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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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与后方

挺立山河破碎处的精神脊梁

战争与日常、铁血与温情，《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两大叙事板块风格鲜明。张永新始终认为，人间烟火与战场硝烟并非对立关系。“当战争的铁蹄踏碎寻常生活，二者便会紧紧裹挟在一起，形成具有张力的戏剧冲突，成为展现民族精神的最佳抓手。”

人间烟火是百姓本真的生存状态。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这些生活底色在抗战的特殊语境下被赋予全新意义。“和平时期的一碗米饭、一个馒头都是稀松平常的小事，但在战乱年代，一碗来自日本米店的米，却能引发小节与大义的激烈碰撞。”张永新举例，孟万福与张汝贤因大米引发的冲突，不仅是人物价值观与人生观的碰撞，更是后方百姓在绝境中的坚守与抗争。张永新强调，战争的后方并非绝对安全，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窒息、残酷与剥夺——这里同样是抗战的主战场，也是剧集重点描摹的核心场景。

战场上的铁血硝烟与生活中的烟火气息，在剧中形成强烈的视觉与情感碰撞。张永新表示，这种碰撞并非简单的1+1叠加，而是力求让观众多维度认知战争、理解历史。前线，张云魁等军人用血肉之躯抵御外侮；后方，丁玉娇、孟万福等百姓在屈辱与困境中坚守人格与国格。两条叙事线看似平行，实则紧密交织，共同诠释“国破家亡之时，神州大地处处是战场”。

这种碰撞在细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洁白的棉花地染上猩红的鲜血，长三角富庶的农耕之地沦为惨烈战场，农耕文明的质朴象征与战争的残酷形成鲜明对比；中秋的圆月既照在冰冷的战壕里，也映在百姓的屋檐下，同样的月光承载着不同的境遇，却同样煎熬着人心。张永新坦言，将这些民族记忆与生活意象融入战争叙事，是为了让观众深刻体会先辈以生命捍卫民族尊严的赤诚，让铁血与烟火的交织成为民族精神生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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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弧光为脉

书写普通人的觉醒与蜕变

张永新认为，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离不开人物清晰的成长弧光。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张云魁、孟万福、丁玉娇等核心人物的蜕变，是在时代洪流与生活磨砺中自然发生，是普通人从蒙昧到清醒、从苟活到担当的真实写照。

身为旧军人的张云魁秉承“军人必须死于国”的信念，却在战事深入后目睹国民政府上层的腐朽荒唐、中饱私囊。他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陷入痛苦挣扎，最终在至暗时刻心向光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张永新看来，张云魁的转变是先进分子在时代浪潮中的必然选择，既体现个人觉醒的历程，也印证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历史必然。

孟万福是小人物在战争中觉醒的典型。他原本是只想安稳度日的厨子，身上有着讨巧、圆滑的市井特质。起初，他对战争充满畏惧，只想逃避。在颠沛流离中目睹家国破碎、亲人受难的残酷现实后，他逐渐摒弃小我，完成从普通人到抗战志士的蜕变。张永新强调，孟万福的成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中甚至会有反复——这正是普通人真实的心灵成长轨迹。

丁玉娇本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家闺秀，但她历经生活磨难与家国变故，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家庭重担，最终投身革命。张永新认为，演员万茜精准诠释角色的成长层次：从最初的温婉娇柔，到乱世中的隐忍坚强，再到觉醒后的果敢担当，每一步转变都真实可感。丁玉娇的成长，更是千万中国女性在抗战中坚守、抗争的缩影。

张永新始终坚持“不用台词喊觉醒，只用细节显真心”。他要求演员摒弃刻意的爆发式表演，转而用眼神、动作、神态等细节，展现人物从蒙昧到觉醒的转变。张永新表示，“战争对普通人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是钝刀子割肉般的磨砺，只有这种细腻的转变，才能体现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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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像塑造为骨

勾勒全民抗战众生相

作为全景式平民抗战史诗，《八千里路云和月》塑造众多鲜活的人物群像。上至抗战将领、知识分子，下至底层士兵、市井百姓，共同构成全民抗战众生相。张永新表示，“既然要展现全景式的平民视角，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涵盖不同阶层人物，让每个角色都立得住、让人记得住，用群像的力量诠释全民抗战的深刻内涵。”

在人物群像塑造上，剧组不搞“排队吃果果”的平均主义，而是让人物在事件中彰显性格。张永新认为，让观众记住人物的关键，不在于戏份多少，而在于是否有独特的记忆点，是否贴合时代语境与人物身份。即便是戏份不多的小人物，也有着鲜明特质：舍身炸坦克的吴有才，仅凭演唱“三不归”一场戏，就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战士刘易守唱着山西酸曲，用一碗碗醋承载乡愁。这些小人物并无过多戏剧铺垫，却成为抗战中无数无名英雄的缩影。

张永新拒绝脸谱化、标签化的人物塑造，剧中既无完美无缺的英雄，也无一无是处的小人。“每个人都有优点与短板，有坚守与迷茫，有挣扎与成长。”张永新表示，抗战的胜利，不是少数人的壮举，而是所有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同抗争的结果。每一个普通人的坚守与付出，都值得被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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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表达为魂

赋予叙事美学与力量

从《觉醒年代》到《八千里路云和月》，张永新擅长用独特的镜头语言、文化意象与视觉符号，赋予作品美学质感。《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既有丁玉娇雨中送别张云魁的舒缓唯美，也有血染棉绒、枪火纷飞的视觉冲击，让战争的残酷与真实扑面而来。

“这种诗意表达，源自中华文明代代传承的文化基因。从唐诗宋词的边塞诗，到近代文学的战争书写，无不在萧瑟与悲壮中彰显民族的抗争与不屈。”在张永新看来，这份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剧集的诗意创作提供丰沃土壤。他希望通过诗意化的镜头语言，为观众提供全新认知维度，让战争叙事超越刺刀见红的搏杀，注重精神层面的体认与建构。

剧中的诗意表达，藏匿于每一个精心设计的视觉符号里。月亮是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清冷的月光既照在战壕里，也映在屋檐下，成为团圆、乡愁与民族不屈意志的象征。宫灯、马头墙等中式建筑元素，搭配传统戏曲音乐配器，处处彰显中华文明的脉络与气度。染血的棉花、积水的战壕、防空洞里的灵牌与新人……这些看似留白的镜头，没有过多台词，却意蕴深长，直击人心。

在镜头调度上，张永新始终坚持“克制而深情”的原则，力求用细腻的镜头语言传递情感。主创团队拒绝消费苦难、渲染悲情，而是希望在硝烟与烟火的碰撞中，挖掘民族精神内核。张永新强调，表现战争，并非为了宣扬仇恨，而是为了挖掘个体生命的价值，讴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浴火重生的精气神，让观众在感悟人间烟火珍贵的同时，明白捍卫和平的意义。

张永新表示，拍摄这部剧是影视工作者的本分，是对历史的敬畏，更是对民族精神的礼赞。他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观众铭记历史、居安思危、慎终追远，“从八千里路的烽火岁月中，汲取民族精神的力量，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

图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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