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的广播里,正用波斯语和英语交替播报着航班到达的信息。我紧紧抓着丈夫李诚的手,手心微微出汗。
八年了,整整八年没有踏上这片生养我的土地。
干冷的空气顺着机场大厅的自动门涌进来,带着一丝熟悉的、属于中东特有的尘土与香料混合的气息。
“玛丽亚姆!这里!”
隔着拥挤的人群,我一眼就看到了父母。八年的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母亲的黑色头巾下露出了斑白的鬓角,父亲的背脊也不再像记忆中那样挺拔。
我松开李诚的手,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般飞奔过去,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
眼泪瞬间决堤,所有的思念、内疚与委屈,都在这一刻化作了毫无顾忌的痛哭。
李诚推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走过来,微笑着叫了一声“爸爸、妈妈”。
虽然他的波斯语依然带着浓重的中国口音,但父母看着他的眼神里,却充满了丈母娘看女婿的慈爱与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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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八年前,当我说要嫁给这个在中国留学的中国男孩,并跟随他去遥远的东方生活时,家里是经历过一场“地震”的。父亲担忧那个陌生的国度会让我吃苦,母亲则整日以泪洗面,害怕这一别就是一辈子。那时候的我,带着对爱情的一腔孤勇,以及对未来的些许忐忑,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在中国,我和李诚定居在苏州。这八年里,我们像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年轻夫妻一样,努力工作,攒钱付了首付,买了一辆代步车,日子过得平凡而踏实。我常常在苏州温润的细雨中,怀念德黑兰干燥的晚风;在吃着软糯的江南糕点时,想起母亲亲手烤制的馕和藏红花米饭。
前几年为了在苏州安家立业而手头并不宽裕,回国的计划一推再推。直到今年,我们的房贷压力小了,手里也攒下了一笔可观的存款,李诚便立刻订了机票,带我回来看望父母。
然而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跨越千山万水的探亲之旅,竟让我体验了一把“暴富”的魔幻现实。
回家的第二天,母亲提议去大巴扎(集市)转转,说要给我买些我最爱吃的开心果和玫瑰纯露。我挽着母亲的手臂,穿梭在色彩斑斓的波斯地毯、琳琅满目的铜器和香气四溢的香料摊位之间,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
走到一家卖手工地毯的店铺前,母亲的脚步放慢了。她盯着墙上挂着的一块做工极其精美的真丝地毯,眼中流露出喜爱,但很快又黯淡下去,轻轻拉了拉我的袖子说:“走吧,玛丽亚姆,这太贵了。”
我知道母亲一直想要一块那样品质的地毯铺在客厅里,以前家里条件不允许,后来国家的经济不景气,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买那样一块地毯对父母的退休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停下脚步,用波斯语问老板:“这块地毯多少钱?”
老板热情地比划了一个数字:“一亿两千万土曼!”
听到这个天文数字,母亲吓了一跳,拉着我就往外走。一亿两千万土曼,听起来确实吓人。我站在原地,脑子里迅速换算着汇率。因为这几年伊朗受制裁影响,里亚尔(土曼)贬值极其严重。我拿出手机上的计算器按了几下,一亿两千万土曼,折合成人民币,竟然只要不到两万块钱!
在苏州,两万块钱或许只是我们夫妻俩一个多月的工资,或者是一个名牌包的价格。但在德黑兰的大巴扎,它能买下这块耗费工匠大半年心血、美轮美奂的顶级波斯真丝地毯。
“老板,帮我包起来,我要了。”我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时,母亲猛地转过头,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玛丽亚姆,你疯了吗?你哪里有这么多钱?你们在中国日子不过了吗?”母亲急得眼眶都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