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科·苏恩 | 论科幻小说：基本问题

选自《科幻小说面面观》，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

达科 · 苏恩著，郝琳译

1. 导言

近 100 至 125 年来，不计局部和短期的波动，科幻小说 ( 而非 “ 科学小说 ”) 在一些工业大国异军突起。这一虚构性文类对某些社会阶层，如大学毕业生和年轻作家，影响格外明显，而这些社会阶层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其人数众多。科幻小说在高雅的 “ 经典 ” 文学和低俗的非经典大众消费读物之间游刃有余，科幻小说的优势在于它提出了一些根本性和悖论性的问题。

首先，何谓科幻小说 ?与其他多数情况相比，科幻小说的全部作品 (corpus) ，尤为明显是由其定义所决定的：这一文学类型的历史与理论是一种相互反馈的关系。如果站在科幻小说按照年代先后顺序排列的今天一端，那么，何处是科幻小说的开端 ? 而如果站在其开端处，那么在今天，什么又可被视作科幻小说 ? 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学者们尚无一致定论。

我认为 —— 科幻小说是一种认知间离 (cognitive estrangement) 的虚构性文学 —— 我们有必要把所有乌托邦小说、大部分 “ 海上历险记 ” 以及许多同源性文类均认作是早期的科幻小说，比如，柏拉图的《共和国》以及撒莫萨塔的琉善、摩洛斯 (Morus) 、西拉诺 (Cyrano) 和斯威夫特。这个问题可能会被人们所忽视，因为人们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工业革命时期，科幻小说通常的发生地点 —— 过去或太空中 —— 发生了改变，开始置身于 17 到 19 世纪之间，并拓展到被视作第四物理维度的未来 ( 如 H ． G ．威尔斯的《时间机器》 ) 。他们认为这种想象的转向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有着相同的本质，是极其重要的，尽管有些故事表面上继续定位在太空中 ( 如凡尔纳的作品或早期的星际探险故事 ) ，或确实回到了过去，如马克 · 吐温的《亚瑟王朝廷上的康奈狄克州美国佬》或 “ 史前小说 ” 这一科幻小说亚文类，但是，决定整个科幻小说时空体 (chronotope) 色调的依然是这种想象的转向。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科幻小说的主体 —— 不论是苏恩文在 1979 年提出的 “ 预期转向 ”(the shift to anticipation) 还是斯科尔斯 - 莱比金 (Scholes-Rabkin) 的 “ 简化的科幻小说 ”(SFtout court)—— 对于这一主体的起点的思考产生出一批民主革命时期含混暧昧的科幻小说作品。这一主体最初开始于面对塞巴斯帝安 · 默西尔 (Sebastien Mercier) 的《 2440 年》和波西 · 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极端新奇性时的欣喜若狂，和面对玛丽 · 雪莱 (Mary Shelley) 的《弗兰肯斯坦》和爱伦 · 坡的某些故事的极端新奇性时的畏葸退缩。运用这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方法而产生出的科幻小说主体以威尔斯为转折点，可以划分为前现代与现代两个时期，威尔斯恰好处于牛顿的时空体与爱因斯坦的时空体之间，处于预期性的虚假推断与显而易见具有类比性的拟换性可能世界 (possible world) 之间。

然而，上述的妥协折中不能解决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例如，在 ( 低端的 ) 恐怖奇幻小说 (horror fantasy) 或托尔金 (Tolkien) 的 “ 英雄奇幻小说 ”(heroic fantasy) ，与《流放地》和《特伦，乌克巴尔，奥尔比斯 · 特尔提乌斯》的作者们所写的 ( 高端的 ) 似真性寓言之间，如何对科幻小说做出界定。尽管当今价值体系的顶端在理论上仍未得到确定，然而，从经验上讲，这一体系的底端则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 “ 奇幻小说 ” 这一文类在消费者至上的主流市场操作中常常是以科幻小说或 “ 推理小说 ” 之名和真正的科幻小说一同出售的。这是一个具有当代性的问题，它开始于对资本主义和官僚政治的理性主义的退避，到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渐成气候，并在一种 “ 后现代 ” 的小说理论 ( 以及某些创作实践 ) 中达到顶峰，这种 “ 后现代 ” 的小说理论否认了界定的可能性。由于一切定义都只是为了达到给定意图而在预先设定的相关性框架内进行的，因此，它们是社会历史性的而非永恒性的。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将 H ． P ．拉弗可拉夫特 (H ． P ． Lovecraft) 或超现实主义者与罗伯特 ·A ．海因莱因 (Robert A ． Heinlein) 、斯特拉加茨基兄弟 (the Strugatsky Brothers) 或厄休拉 ·K ．勒 · 奎恩混为一谈，将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使用 19 世纪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不能作为分类的基础。这一点不会因为灰色地带和粗俗杂交物的存在而被改变。

最后，从社会学和意识形态上讲，科幻文学作为一个试验基地和剧目创造者，对于传播更为广泛的 ( 通常也是非常次要的 ) 科幻连环漫画、科幻电影及科幻电视连续剧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然而，由于这些形式的肌理和视域太过不同 ( 如大多数科幻电影其实是恐怖片 ) ，在此将不予论说。

2. 社会历史

在 19 世纪的欧洲，一些重要的科幻小说分支类别开始获得大众意识形态性与商业性：法国家庭杂志上的少年科幻小说，英国以及后来欧洲的战争宣传册上关于 “ 未来战争 ” 的描述，反对当时资产阶级的极左和极右势力的政治预期，在威尔斯的作品中达到顶峰的一系列颇受大众欢迎的科学幻想 ——“ 乌托邦 ” 式的推测。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欧洲科幻小说不断孕育出一些富于原创性，但同时也常常是广受欢迎的作家，这些作家继承了凡尔纳和威尔斯的创作传统。然而，一种具有持久生存力的商业性文类 ( 它自命名为科幻小说 ) 却是在 20 世纪的美国发展起来的：它最初出现在面向青少年的低俗杂志上 (20 世纪开头 10 年 ) ，其后是在大量销售的平装书中 (40 年代 ) 。美国的科幻小说传统有其广受欢迎的本土先驱，从爱德华 · 贝拉米 (Edward Bellamy) 的乌托邦理想到青少年探险系列丛书。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这一传统几乎席卷和吞没了其他所有国家的本土传统，尽管一些国家的本土传统借助审查制度 (1928 年后的苏联 ) 对其进行了抵制，而另一些国家的本土传统则通过保持通俗科幻小说与精致但却真实的 “ 高雅文学 ” 或哲理科幻小说之间的对话对其进行了抵制 ( 如奥拉夫 · 斯坦普莱顿 [Olaf Stapledon] 、奥尔德斯 · 赫胥黎、乔治 · 奥威尔及其他英国作家 ) 。

美国科幻小说的读者是谁 ? 对于这个问题，社会学调查及其理论化的努力都已经有所阐明。但是，这种社会学调查依然处于初始阶段并且范围狭窄：首先，或许除了一些偷偷摸摸的书籍和杂志出版商之外，甚至没有人会去估算读者群的大小 —— 是以万计还是以百万计 ? 然而，既然美国读者似乎已成为欧洲读者和日本读者 —— 偶尔，甚至较为极端 —— 的模仿对象，既然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南部，实际上并没有科幻文学 —— 一种与连环漫画和大众传媒迥然不同的文学 —— 的大规模流通，那么这里，美国读者就应该作为一个 “ 典型 ” 人群加以讨论。这是一个卢卡契意义上的 “ 典型 ” 人群，它不是指一种取平均值的历史倾向，而是指一种潜在的历史倾向。现在有可靠的证据表明，科幻迷们已构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拥有一个繁荣的传媒网络，由不计其数的科幻杂志 ( 科幻迷杂志 ) 和每年一度的年会组成，借此，科幻迷与科幻小说编辑和作家始终保持着对话，并对后者产生了巨大的实际影响。 1949 至 1974 年间，出现了一些自选的更为积极活跃的科幻迷，他们是全体科幻迷的核心，至少是这部分科幻迷为我们提供了下列参数：他们开始读科幻小说的年龄是在 8 到 13 岁之问；多数为 24 岁以下的青年，比例达到 40 ％ —60 ％，而 40 岁以上的仅占大约 15 ％；显然，这部分科幻迷是在这样的两个数据之间变动的，一个数据是从事严格意义上的专业科学的少数人，另一个数据是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大多数人 ( 在 50 ％的职业类和技术类工作中，倾向于纯科学的科幻迷似乎仅占 10 ％ —20 ％ ) ；这部分科幻迷主要是男性，尽管女性读者的比例随着刚才提到的职业 ( 和意识形态 ) 的转变以及一流女性科幻小说作家的出现，而在 60 年代之后由大约十分之一上升到大约三分之一；这部分科幻迷大多住在居民超过 25 万的城市中；他们每个月的平均阅读量是 7 本 ( 书或杂志 ) 。大部分成年科幻小说读者受过较高的大学教育，而收入则比一般美国白人高出很多 ( 可能高出两到三倍 !) ，指出这两点或许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而且，这一部分读者或对或错都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处于不断上升中的，并在各自的工作中享有相当大的决定权。相反，尽管我们手头没有种族方面的统计数据，但是显然，体力劳动者、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农村人口以及 ( 在不断缩小的程度上 ) 女性则严重地未被表现于美国的科幻小说读者群中。

上述数据似乎证实了诸如杰拉德 · 克莱因 (G6rard Klein) 的一些假设，这些假设主要考虑的是刻写于最佳科幻小说作品中的理想读者，它们认为拥有霸权的社会小群体是 “ 以科学技术为导向的中产阶级 ” ，通常，科幻小说面向的正是这个社会小群体 —— 这个小群体的命运正是科幻小说的视域之所在。然而，必须再次予以强调的是，这些假设支离破碎的基础不仅要求我们进行更加系统性的工作，而且也要求我们在那些无所不读、活跃狂热的科幻迷与那些偶尔一读的读者之间做一些深层的内部区分。而最为重要的是，要把从女权主义者和左派空想社会主义者到美国军队的高级军官和 “ 唯利是图的科幻小说 ” 这一方兴未艾的亚类型等种种意识形态势力完全区分开来。

因而，在美国，似乎有三个有文化的主要人群是不读科幻小说的。这三个人群相互叠交，他们是消极被动者、反对技术的传统人文主义者以及一时之现状的拥护者。我认为，对科幻小说的社会承载者的一个更好的定义只能是，它是各种社会小群体的簇集体或聚集体 (congene) ，身处美国社会经济金字塔的上半层，与包括信息产业 ( 媒体与教育 ) 在内的第三产业或 “ 服务产业 ” 的新型经济技术部门、女性雇员以及大学生和高中生结为联盟。这个簇集体特殊的社会中间地位构成了科幻小说意识形态迅速转变的基础，其中，最为明显的一次骤然转向是由 1961 至 1974 年间重要作家的激进反叛向近 15 年以来的因循守旧和私人化的转向 ( 参见费廷 ) 。就其主要特点而言，与这次转向相伴随的是，许多作家 ( 如海因莱因 ) 从迎合成熟老练、经验丰富的科幻小说读者撤向了赢取好莱坞的电影版权和畅销书读者的最小公分母，撤向了混淆界线而将科幻小说变成了恐怖奇幻小说和英雄奇幻小说。这两种趋向都严重影响和损害了科幻小说的质量。

苏联 ( 主要是俄罗斯 ) 的科幻小说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特例。它在很大程度上 ( 尽管从来不是整体性地 ) 是与世界科幻小说市场脱节的，这其中既有外部压力，也有内部压力。苏联的科幻小说同样起源于 19 世纪的欧洲和德国通俗科幻小说，经过 20 世纪 20 年代那个富于开创性和信息灵通的列宁时代，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另类形式，和一座跨越通俗作品与先锋作品之间分界的桥梁。然而，早在 1921 年时，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就已经被拒绝出版了；大约在 1928 年，开始对科幻小说进行全面查禁；到 30 年代中期，科幻小说已沦落为儿童文学，以实现 “ 最切近的目标 ” ，即普及科学技术和培养民族主义情操。赫鲁晓夫的 “ 解冻 ” 时期达到顶峰的标志是伊凡 · 叶弗里莫夫 (Ivan Yefremov) 的科幻小说《仙女座星云》 (Tumannost’Andromedy ， 1958) ，这部小说为后来的一系列作家开辟了道路，其中包括今天显然最具影响力的阿卡迪与波黎斯 · 斯特拉加茨基兄弟 (Arkadiy&Boris Strugatsky) ，当然，还有伊尔雅 - 瓦沙夫斯基 (Ilya Varshavsky) 、艾奈托利 · 德讷普洛夫 (Anatoly Dneprov) 、杰恩利科 · 艾尔托夫 (Genrikh AI’toy) 、德米特里 · 毕伦金 (Dmitriy Bilenkin) 、塞弗 · 甘索夫斯基 (Sever Gansovsky) 、杰纳迪 · 戈尔 (Gennadiy Gor) 、奥尔迦 · 拉里奥诺瓦 (Olga Larionova) 、伊戈尔 · 罗索霍瓦茨基 (Igor Rosokhovatsky) 、安德烈 · 斯尼阿夫斯基 (Andrei Siniavsky) 、瓦迪姆 · 谢夫纳 (Vadim Shefner) 。有关苏联科幻小说读者的数据甚至更为匮乏，然而，依据有限的数据我们发现，苏联科幻小说读者除了与主流小说联系更为紧密、对新奇的意识形态更感兴趣之外，其主要特征似乎与美国科幻小说读者十分相似。 60 年代中期，苏联重新制定了审查制度，许多苏联的科幻小说作品继英勇抗争之后撤回到了本土的民间传统 —— 这一撤退过程与美国的撤退过程同时发生，虽然步调并不一致，但却颇为有趣。

3. 诗学

至此，我已详细论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即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类型，其必要充分条件是间离和认知的在场及其相互作用。亦即科幻小说的定义性特征是叙述时空体 ( 时空定位 ) 与叙述动因人 (narrative agent) 的文本霸权，其叙述时空体 ( 时空定位 ) 与叙述动因人一方面与作者 —— 以及理想读者 —— 所属社会的主流标准是完全相左的，而另一方面在认知性上却又是符合唯物主义因果律的。我将此简略为两项参数 —— 间离和认知。间离区分的是科幻小说与 “ 现实主义 ” 文类或 “ 经验模仿式 ” 文类；认知区分的是科幻小说与其他非 “ 现实主义 ” 文类。科幻小说的主要形式技巧源自间离的态度，因而，它是一种想象的框架或一个在作者的现实经验环境之外同时并存的拟换性可能世界。

主张科幻小说具有一种类似于科学的认识论态度的间离，绝不意味着科幻小说仅仅是或仅仅可能是科学的通俗化甚或科技的预测学，儒勒 · 凡尔纳 (Jules Verne)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正是这样来看待科幻小说的。而这只是科幻小说的低级阶段，尽管这个阶段有时也是合法的。甚至，凡尔纳的科学传奇小说 (roman scientifique) 也曾大受刚刚接触科幻小说的读者的欢迎，因为科学传奇小说引入已知世界的仅仅是一种易于理解的新的科技形式。由此产生的欣快感 (euphoria) 是真实但却有限的，对于青少年读者尤为适合。这样一种 “ 科学小说 ” 的结构是一种暂时性间离的结构，这种结构更适于悬疑故事，而不适于科幻小说。相反，优秀科幻小说的典型手法，即其认知，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和思索。优秀科幻小说既非未来学，也非科学至上论，确切而言，它是批判性的。

当然，科幻小说有其自身功能与策略的库存，尽管其库存会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一些改变，但依然拥有一个稳定的内核，因为，这一文类所有的间离策略都会对其所力求的认知做出反馈。这些间离策略是一种有意义的新或陌生的新鲜性 ( 新奇性、创新性 ) 的全部建筑材料，有意义的新通过构建科幻故事的范式、模式和涵盖全篇的转义，改变了故事中那个可能世界各个至关重要的层面。这种改变或许只是好玩的游戏，但在大多数重要情况下，与之紧密相连的却是一种希望，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绝对更好的环境、部落、机构、智识，以及至善 (Supreme Good) 的其他表现形式的一种绝对更好的可能 —— 或者，与之紧密相连的是一种对于上述之反面情形的恐惧和厌恶。这里，我只能简略提及一个决定参数，即某类可能世界与 “ 零度世界 ” 的关系，前者与某种给定的文学类型相适应，而后者则与作者可由经验予以证实的现实环境 ( 更准确地说，是与关于现实环境的主流观念 ) 相一致。 “ 现实主义 ” 的文学作品被认为是直接反映经验世界的，在这类文学作品中，伦理道德与物理学没有直接的关系。相反，诸如神话、 “ 奇幻文学 ” 或童话等非 “ 现实主义 ” 文类所描绘的世界都是强烈倾向于主人公的。童话和民间故事的世界为主人公提供了其必需的有魔力的兵器和会魔法的帮手，正是主人公的最终取胜定义了童话和民间故事。恰恰相反，恐怖 “ 奇幻文学 ”—— 正如民间故事源自凯旋英雄的神话，恐怖 “ 奇幻文学 ” 同样是悲剧神话的世俗化 —— 的典型特征则是主人公的落泊无助。在科幻小说的可能世界里，没有任何一项法律在伦理上是倾向于其叙述动因人的。基本的 “ 阅读契约 ” 或科幻小说的真实性 (vraisemblance) 并不先验地确定主人公的成功或失败 ( 尽管这一点可以通过添加意识形态 “ 协议 ” 加以修正，尤其是在诸如乌托邦科幻小说和恶托邦科幻小说之类的亚形式之中 ) 。只要科幻小说的可能世界对于它的居民来说是中立的，科幻小说就与 “ 高雅 ” 文学一样拥有一种成熟的创作手法以及这种手法的非预定的时空视域，这种手法类似于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研究方法。

4. 回顾：潜能、矛盾、视域

这篇概述主要涉及的是科幻小说这一文类的一般性视域，毫无疑问，它还应该增补一系列具体的社会历史性话语。因此，各国科幻小说的本土传统以及科幻小说的各种形式和各种亚文类 ( 从以太空探险为主题的电影、电视、广播剧到想象性的书评，从外星人到超人再到机器人 ) 都应该得到系统性的正视。此外，在更高的综合层面上，科幻小说史可以十分有效地被视作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一种倾向是美学认知，它潜藏在该文类中，但彰显于每一位重要科幻小说作家的作品里，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具有颠覆性的社会集团的崛起，以及这些社会集团对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和认知的需求。第二种倾向是一种逃避现实主义 (escapism) 的倾向，由于意识形态霸权的压力，这种具有神秘化作用的倾向，在二流 ( 即绝大多数 ) 科幻小说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这种倾向还以各种形式渗透到一些科幻小说大师们的创作当中，比如，玛丽 · 雪莱和威尔斯的劫数难逃论 (catastrophism) 、凡尔纳的实证论 (positivism) 、莱姆的不可知论 (agnosticism) 、勒 · 奎恩的 “ 世界简化论 ”(world-reduction) 和个人主义式的人物塑造法、斯特拉加茨基兄弟的存在论象征主义 (existentialist symbolism) ，等等。当一种稳定如一的虚构性认知占据优势地位时，这一优势地位就大大促进了认知与能够带给人们种种嬉戏般愉悦的间离之间多产多育的结合。相反，当一个正在衰落的社会阶层不再把生产力和认知视作创造性的基本原则，而是视作支配手段时，间离就降级成了肤浅的煽情。

在科幻小说中，这种张力清晰可见，因为，就科幻小说是在文学类型体系内部面向大众市场被构建起来的这一点而言，科幻小说已经被驱逐到了一个科幻迷 “ 居留地 ” 或是一个商业隔离区中。这种保护性的隔离在初期可能是十分有益的，它使得该文类能够作为一个自治体获得独立的发展。然而，大多数北美和西欧的科幻迷很快 —— 最迟到 20 世纪 60 年代 —— 就不再阅读其他文学作品了，这个事实很是荒谬可笑，因为这意味着科幻小说被隔离了，在它与其他形式和其他文类的优秀小说之间，不再有正常的对抗和比较。从此之后，高水平的科幻小说作品与低劣的科幻故事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后者不仅水平低劣，而且常常道德败坏，品质低俗 ( 如所有其他文类的情况一样 ) ，大约占到目前出版物的 90 ％以上。就此，或许可以看出，与科幻小说的目的 (telos) 无关的模式是如何羁绊其潜能的发挥的。方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科学的通俗化模式 ( 及其形式翻新的伪未来学 ) 。个人主义的亚文学、通俗文学 ( 最为明显的是西部小说，以及悬疑惊悚小说 ) 和秘术奇幻小说在最近 30 年间似乎变得愈加重要起来。从雨果 · 根斯巴克 (Hugo Gemsback) 和 E ． R ．巴勒斯 (E ． R ． Burroughs) 这两位大众科幻小说的创始人，到艾萨克 · 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的 “ 心理历史 ” 和弗朗克 · 赫伯特 (Frank Herbert) 的 “ 荣格式超人 ” ，伪魔术戏法扭曲损毁了一些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品，使科幻小说的种种不同视域全部沦落为千篇一律的死亡。并继而使科幻小说的时间性沦落为一种 “ 点意识 ”(point consciousness) 和一种无历史的抽象，同时，科幻小说的白日梦也不再是警示和欢庆，而是变成了凌乱破碎的梦魇和情节剧。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市场上，今天的科幻小说显然是在退化，这种退化可能与庞大的意识形态压力和经济压力直接有关，由于 70 年代中期以来的急遽右转，科幻题材在电视和好莱坞电影中遭到了大量的滥用，正是这种种滥用造成了庞大的意识形态压力和经济压力。在这片科幻沙漠中，只有少数几块绿洲一息尚存 —— 在美国，主要是指女权主义科幻小说及其旁系后代，部分是指威廉 · 吉布森 (William Gibson) 的 “ 赛伯朋客 ”(cyberpunk) 。但是，有关构建这些具体批评话语的研究几乎还未曾展开。

不过，优秀的科幻小说 —— 例如，海因莱因、克里福德 · 西马克 (Clifford Simak) 、斯特拉加茨基兄弟、莱姆、勒 · 奎恩、菲利普 ·K ．迪克 (Philip K ． Dick) 、汤姆 · 迪什 (Tom Disch) 、塞缪尔 · 德莱尼 (Samuel Delany) 、诺曼 · 斯宾拉德 (Norman Spinrad) 、 J ． G ．巴拉德 (J ． G ． Ballard) 、克莱因、米歇尔 · 尤利 (Michel Jeury) 、布劳恩夫妇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玛吉 · 皮尔思 (Marge Piercy) 、 C ． J ．切瑞 (C ． J ． Cherryh) 、威廉 · 吉布森、奥克塔维亚 · 巴特勒 (Octavia Butler) 、 K ． S ．鲁宾孙 (K ． S ． Robinson) 等人的作品 —— 无论是否精准，都始终是将矛头指向种种阻止人类走向人性化的权力体系的，指向真正的战争魔鬼学，指向具有异化作用的市场和官僚主义的。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每一种科幻小说叙述的 “ 缺席范式 ”( 昂热诺 ) 都必定会引导科幻小说发挥寓言的功能：我们的故事 (de nobis)—— 或确切而言，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的可能故事。因此，科幻小说是一面寓言性镜子，它以 “ 另一种 ” 时空体为基础，并通过一个由典型叙述动因人所构成的体系得到揭示。有意义的科幻小说会 ( 在达到技巧上的连贯得体之外 ) 预设一些更为复杂和宽泛的认知：它主要展现的是某种新的在政治、心理学和人类学上的效用，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某些新的可能世界的形成和失败。一旦达到文学创作的弹性标准，认知要素 ( 新，常常是从人文科学内部构建出来的 ) 就变成了美学品质的衡量尺度，变成了科幻小说能够带给人们的特殊愉悦感的衡量尺度。

来源 暴风骤雨

转载 高校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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