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用相机留住这个国家，然后被这个国家砍了头

1911年11月27日，四川资州，

一个穿着官服的男人坐在屋子里，外面是哗变的士兵，他没有逃，

他的随身行李里有几台照相机，有他在埃及、在欧洲、在日本拍回来的底片，有他花了半辈子搜集的青铜器拓片，还有一份他没能递上去的奏折，奏折里写的是：大清必须立宪，必须现在，

士兵破门而入，

他的脑袋，当天就被装进一个木匣，送往武昌，

这个人叫端方，

你大概从来没听说过他，这很正常，他不是那种能在教科书上占半页篇幅的人物，但如果你稍微往深处翻一翻1900年到1911年这十年的历史档案，你会发现一件让人有点难受的事——

在那个年代，所有真正想把清朝往宪政方向推的人里面，端方是其中最认真的一个之一，认真到他自掏腰包出国考察，认真到他把宪政报告写了几十页递上去，认真到他被守旧派骂了整整十年，最后死在了他试图保住的那个王朝的废墟里，

被自己的兵，

一刀，

先说他这个人，

端方出身旗人，按清朝的逻辑，这种人的标准人生轨迹应该是：入仕，做官，捞钱，养老，如果时代太平，那就这么过完，

但这人偏偏不走寻常路，

他对摄影着了迷，在那个年代，相机在中国还是绝对的稀罕物，他弄来了当时能买到的最好的设备，走到哪拍到哪，他在陕西做巡抚的时候拍当地百姓，拍市集，拍庙会，拍官场里那些同僚们不知道自己被拍的表情，据说他的底片攒了好几大箱，

他还收文物，这人精得很，晓得好东西要趁乱世抢救，他收的那批青铜器和甲骨文拓片，后来一部分流入西方博物馆，今天还在，

但真正让他跟同时代那些官员区别开来的，是1905年的那趟出洋，

1905年，慈禧下令派五名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端方是其中之一，

他去了美国，去了德国，去了英国，去了日本，

这里有个地方我要停一下，因为我每次想到这里都觉得这个细节太有意思了——端方出发的时候，在北京车站，有人在行李里藏了炸弹，引爆了，当场死了好几个人，炸的目标就是这批出洋考察团，幸运的是端方那天晚了一步，没在爆炸中心，

这是革命党干的，

你想想这个逻辑：革命党炸的是一个出去考察宪政、试图改革这个国家的人，而那些守旧派，也在骂这个人搞什么洋务、数典忘祖，

端方就夹在这两边，两边都不待见他，

他不管，照旧出发了，

在欧洲，他做了一件别的考察大臣基本没做过的事，

他带着相机到处拍，拍议会大楼，拍法庭，拍工厂，拍街道，拍普通市民的脸，他在给朝廷的报告里，用的不是那种空洞的赞美，而是具体的对比，他说德国军队为什么强，不是因为武器，是因为士兵晓得自己为什么而打，是因为军队和国家之间有一种契约感，他说英国为什么稳，不是国王英明，是因为有一套不依赖任何一个人的制度在运转，

他把这些写成报告，厚厚一叠，字斟句酌，递上去，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报告进了紫禁城，进了那个巨大的、吸收一切又什么都不改变的官僚体系，然后慢慢沉下去，

我想到了一件事，我以前看过一个研究晚清档案的学者随口提的一个数字，说慈禧当政的最后十年里，各地大员递上来的改革奏折，有据可查的超过三千份，

三千份，

大部分都沉下去了，

好，端方这个人，回国之后继续做官，继续写报告，继续被守旧派骂，也继续被革命党盯着，

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抓过一些革命党人，这件事后来成了他的一个标签，"镇压革命"，但实际的历史语境是什么呢——那个年代，所有地方大员都在抓革命党，这不是端方特别残忍，这是他的工作，

这里得说一句——把端方说成"开明改革派"，也可能是简化过头了，他首先是清廷的官员，他的改革诉求是建立在维持清朝统治的基础上的，这套逻辑在1910年代是否还有可能实现，其实存疑，

但他至少是真的相信，这个国家可以走一条不用全部打碎重来的路，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四川同时燃起保路运动，端方被派去四川，处理乱局，

他带的兵是湖北新军，

这里有个细节，是他最后一条生路，武昌起义之后，他手下那些新军士兵开始和革命党通消息，端方其实察觉到了，有人劝他先走，趁还来得及，

他没走，

他以为自己还能谈，以为自己的那套改革路线可以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有一点说话的余地，

他错了，

1911年11月，他的士兵哗变，

哗变来得很快，是那种一旦开始就没有商量余地的速度，据当时目击者的记述——这份记述收录在一本民国初年的地方志里，字迹有点潦草——端方当时坐在屋里，听到外面的动静，没有起身，

士兵破门而入，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没有人能确认，有一个版本说他说了"你们不能这样"，另一个版本说他什么都没说，

砍头这件事发生得很快，

他的头被装进一个匣子，当作战利品，送往武昌的革命军，路上不知道走了几天，

他那些照相机和底片，不知所终，

三十万，是他一生搜集的文物里，流散到海外的那批东西，现在大约值多少钱，我没有确切数字，但那批东西里有几件，今天在大英博物馆里，有几件在纽约，

他在世的时候，很在乎这些东西，

他不在了，这些东西也不在了，分散在世界各地，被玻璃柜子罩着，旁边有小小的说明牌，注明出处，

说明牌上没有他的名字，

我有时候想，如果端方没死在1911年，如果他活到了民国，他会变成什么？

也许会变成又一个在新政府里找不到位置的旧官僚，也许会继续写他的改革报告，继续没人回应，也许他会用他那些照相机，把民国初年的混乱拍下来，装进箱子，继续没有人看，

他那种改革路线，在1911年那个时间节点，是否真的还有一丁点可行性，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没有的，

但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

那些涌进他屋子的士兵，他们举刀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晓得，这个人其实在十年前，专门出洋，就是为了替他们这种人，找一条别的路，

大概是不晓得的，

历史就是这么运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