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姨，两个舅，都看不上我老妈，因为我家穷，穷的一分钱都没有

三个姨，两个舅，都看不上我老妈，因为我家穷，穷的一分钱都没有。

我妈排行老四，上面一个大哥，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外公外婆生了五个孩子，大舅、大姨、二姨、我妈、小舅。

小时候我不懂什么叫“排行”，只知道每年过年，别的亲戚家都是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我们家从来不是。年三十只有我妈、我爸和我三个人，我妈炒四个菜，我爸喝二两白酒，我扒拉着碗里的米饭，电视机里的春晚放着热闹的歌舞，屋子里安安静静的。

我问过我妈：“为什么不去外婆家过年？”

我妈说：“外婆家远。”

外婆家其实不远，坐公交车四十分钟就到了。后来我才知道，不是远不远的问题，是人家没叫我们去。

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看不上”这三个字，是在我八岁那年的中秋节。

那天下午，我妈接了一个电话，是大姨打来的。挂掉电话以后，我妈在厨房里站了很久，一动不动地看着灶台上的那壶水，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地响着，蒸汽把厨房的玻璃窗蒙上了一层白雾，她也没去关火。

我跑过去把火关了，拉了拉她的衣角：“妈，你怎么了？”

她蹲下来，两只手捧着我的脸，笑了笑说：“没事，明天带你去外婆家。”

“真的？”我很高兴，因为我已经好久没去过外婆家了。我对外婆家的记忆停留在三年前，记得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秋天的时候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大舅家的表哥会爬到树上去摘，摘下来的柿子分给大家吃，分到我手里的时候，总是最小的那个，皱巴巴的，但很甜。

第二天，我妈换了一件她最好的衣服，那件墨绿色的呢子大衣，是她结婚的时候买的，穿了快十年了，袖口磨得发白，她用同色的线缝了又缝，不仔细看的话，看不太出来。她也给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让我把脚上的泥巴洗干净，穿上去年买的那双白球鞋，鞋头已经开胶了，她用胶水粘过两次，勉强还能穿。

出门前，她从柜子最底层翻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百块钱，是她攒了很久的。她把钱揣进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拍了拍，确认放好了，才牵着我的手出门。

到了外婆家，院子里停着好几辆车。一辆黑色的轿车是二姨夫的，一辆银色的面包车是大舅的，还有一辆摩托车，是小舅的。大姨家在隔壁市，是坐火车来的，还没到。我们坐公交车来的，下车以后走了将近两站路，我妈的皮鞋不太合脚，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但她走得很精神，腰板挺得直直的。

进了院子，大舅妈正在院子里洗菜，看见我们进来，眼睛在我们身上扫了一下，说了一句“来了啊”，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没有寒暄，没有笑脸，就这两个字，像是对一个不太熟的邻居说的。

我妈笑着叫了一声“大嫂”，然后领着我去屋里看外婆。外婆坐在堂屋的藤椅上，看见我妈，眼眶红了红，拉着我妈的手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我妈蹲在外婆腿边，把脸埋在外婆的膝盖上，肩膀轻轻地抖了一下，但很快就抬起头来，笑着说：“妈，我带了您最爱吃的桂花糕。”

桂花糕是在公交车站旁边的小店里买的，十块钱一盒，是那个店里最贵的东西。我妈早上出门前特意绕路去买的，排了十几分钟的队。

外婆接过桂花糕，打开盒子，拿起一块咬了一口，说：“甜，好吃。”

这时候大姨和二姨从里屋走了出来。大姨烫了一头卷发，穿着一件枣红色的羊绒衫，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项链，亮闪闪的。二姨穿着黑色的大衣，手腕上戴着一只玉镯子，翠绿翠绿的。她们俩站在那儿，像电视里走出来的人，跟我妈站在一起，根本不像是三姐妹。

大姨看了我妈一眼，上下打量了一番，目光在我妈那件磨白了袖口的呢子大衣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她没说话，但那个眼神我记住了，那是一个人在看一样她不感兴趣的东西时会有的眼神，淡淡的，不带任何情绪，就像你在路上看到一块石头，你不会觉得它好，也不会觉得它坏，你只是看到了它，然后你就忘了它。

二姨倒是开口了，问了一句：“四妹，最近在忙啥呢？”

我妈说：“还是在厂里上班，日子还过得去。”

二姨“嗯”了一声，没有再问。

我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再问。因为我妈在的那个厂子，三年前就倒闭了，我妈下岗以后一直在打零工，在超市做过保洁，在饭馆洗过碗，在菜市场帮人看过摊子。她说“还在厂里上班”是一句客套话，二姨也知道这是一句客套话，但她没有拆穿，因为拆穿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拆穿了，我妈会难堪，她自己也尴尬。所以大家就心照不宣地绕过了这个话题，像绕过一个地上的坑，你看见了，你绕着走，你当它不存在。

中午吃饭的时候，坐了两桌。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大人那桌摆满了菜，鸡鸭鱼肉，红烧的、清蒸的、油炸的，满满当当的，桌子都摆不下。小孩那桌少几个菜，但也比我们家过年吃得好。我妈被安排在大姨和二姨中间坐着，大舅坐在主位上，二舅坐在大舅旁边，小舅坐在最边上。

我坐在小孩那桌，但我的眼睛一直看着大人那桌。

大舅端起酒杯，说：“来，今天中秋节，大家难得聚在一起，干一杯。”

所有人都举起了杯子，我妈也举起了杯子，她的杯子里是白开水，她不会喝酒。

酒过三巡，大舅开始说话。他说他今年换了新车，原来的那辆面包车太旧了，换了一辆黑色的轿车，花了十几万。大舅妈在旁边补充说：“全款买的，没贷款。”

大姨说她那边的生意今年不太好做，但还是赚了，去年在市中心买了一套房子，一百二十平，正在装修。二姨说她女儿考上省重点高中了，全校前五十名，以后肯定能上名牌大学。小舅说他明年准备开个分店，现在的店面太小了，不够用。

每个人都在说自己的好日子，每个人都说得眉飞色舞，声音一个比一个大，好像谁说得大声谁就过得更好一样。

我妈坐在那里，没有说话。她夹了一块鱼肉，慢慢地吃着，听着他们说，偶尔点点头，笑一下。没有人问她最近怎么样，没有人问她过得好不好，就好像这个问题的答案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不需要再问。

吃过饭以后，大家坐在院子里喝茶、吃水果、聊天。我妈帮着大舅妈收拾碗筷、擦桌子、扫地。大舅妈站在厨房里，跟我妈说：“四妹，那个碗你别用洗洁精洗，用热水烫一下就行了，洗洁精伤手。”我妈说好，然后用手去试了试水壶里的水，水很烫，她缩了一下手，又伸进去，把碗一个一个地烫过去。

我走进厨房，站在我妈旁边，小声说：“妈，我想回家了。”

她弯下腰，轻声说：“再等一会儿，等她们走了咱们再走。”

“为什么？”

她没回答我，摸了摸我的头，继续洗碗。

后来大姨她们走了，二姨她们也走了，院子里只剩下了外婆、大舅一家和我们。我妈从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掏出那个塑料袋，打开，把里面的两百块钱拿出来，走到外婆面前，塞到外婆手里。

“妈，这是给您的，您自己买点好吃的。”

外婆推了一下：“我不要你的钱，你自己留着，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多。”

我妈把钱硬塞进外婆的衣兜里，说：“我有，我够花。”

大舅在旁边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但我看见他的嘴角动了一下，那个表情我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那不是感动，是不耐烦，就好像我妈在做一件多余的事，在演一出没有观众的戏。

他大概觉得两百块钱太少了，拿不出手，又何必拿出来呢。

那天晚上回家的公交车上，我和我妈坐在最后一排。车上人很少，路灯的光一段一段地照进来，忽明忽暗的。我妈靠在我的肩膀上，她的手很凉，粗糙的掌心贴着我校服的袖子，我能感觉到那些硬硬的茧子。

“妈，大姨她们是不是不喜欢我们？”我问。

我妈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

“不是不喜欢，”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是咱们跟她们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她们有钱，咱们没钱。就这么简单。”

那年我八岁，我不太懂“就这么简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不应该只是钱的事，亲戚更不应该只是钱的事。但我后来慢慢懂了，在很多人眼里，钱就是一切。你有钱，你就有话语权，有尊严，有人缘。你没钱，你就什么都不是，你的好是廉价的，你的苦是不值得同情的，你的存在是可以被忽略的。

五个孩子里，我妈最穷，所以她最不受待见。三个姨两个舅，没有一个看得上她。不是因为她的性格不好，不是因为她的为人不行，没有那些复杂的原因，就一个字——穷。穷到一分钱都没有，穷到穿不起一件像样的衣服，穷到过年给长辈的红包只能塞两百块钱。

可就是这两百块钱，是我妈在超市站了整整八个小时挣来的。她蹲在地上擦货架，擦一排货架五块钱，一排货架二十米长，她要擦四十排才能挣到这两百块钱。她把这两百块钱揣在大衣最里层的口袋里，隔着两层衣服捂着，捂了一路，捂得热乎乎的，然后塞进了外婆的手里。

大舅嫌少。

我妈不嫌少。她觉得自己尽了心，尽了力，对得起自己的妈，这就够了。

后来的事情，我不想说太多。总之我上了大学，毕业以后找了一份还算稳定的工作，收入不算高，但够用。我每个月都会给我妈转两千块钱，不多，但她总是说不要，说她够花。我知道她“够花”是什么意思，就是她可以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紧到不能再紧，紧到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然后跟我说“够花”。

去年过年，我开车带我妈回外婆家。我妈还是穿那件墨绿色的呢子大衣，袖口还是磨得发白，但她没有换新的，她说这件大衣还能穿，穿习惯了，舍不得扔。

到了外婆家，院子里停了很多车。大舅的车换了更好的，二姨夫的车也换了，小舅也买了新车。我把车停在了最外面，是一辆普通的白色轿车，不是什么好车，但干干净净的，坐垫是我妈给我挑的，米色的，她说这个颜色好看。

进了院子，大姨先看见我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走过来拉着我妈的手说：“四妹，好久不见了，你气色好了不少。”

二姨也走过来，看了我妈一眼，说：“嗯，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年轻了。”

大舅从屋里出来，跟我妈打了个招呼，声音不大不小，但至少是打了个招呼。小舅坐在院子里嗑瓜子，抬头看了我妈一眼，喊了一声“四姐”，又低下头去。

饭桌上，大家还是说自己的事，房子、车子、孩子、票子，一样不少。但这一次，有人问了我妈一句：“四妹，最近咋样？”

我妈笑了笑，说：“挺好的。”

就三个字，没有诉苦，没有抱怨，没有说自己一个人在家有多孤单，没有说腰疼得整夜睡不着，没有说降压药又涨价了。她什么都没说，就说了“挺好的”三个字，然后把碗里的一小块鱼肉夹到我碗里，轻声说：“多吃点。”

我在桌子底下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还是粗糙的，还是有茧子，还是凉凉的。但她的手很稳，稳稳地握着我的，像是握住了这世上最牢固的东西。

吃完饭以后，大家散了。我妈帮大舅妈收拾桌子，大舅妈说：“四妹，你别忙了，坐着歇会儿吧。”

我妈说没事，还是把碗筷收拾了，把桌子擦干净了。擦完桌子以后，她走到外婆面前，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塞到外婆手里。

“妈，过年了，您拿着买点好吃的。”

外婆打开红包看了一眼，抬起头，眼睛红了。

“太多了，我不能要你的。”

我妈按住外婆的手，说：“不多，您拿着。”

红包里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不管有多少，都是我妈一分一分挣来的，干干净净的，带着她手心的温度。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开着车，我妈坐在副驾驶。路灯的光一段一段地照进来，忽明忽暗的，和很多年前的那个中秋节一模一样。只是这一次，是我开车，她坐着。

“妈，三个姨两个舅现在对你好多了。”我说。

我妈看着车窗外，过了一会儿才说：“是啊，因为我儿子出息了。”

她的语气很平静，没有骄傲，没有感慨，就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可这个事实让我心里堵得慌，像是有一团棉花塞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不是因为她们变好了，是因为我妈终于不再是那个最穷的人了。不是因为她们突然学会了尊重，是因为我妈的儿子终于让她们觉得“值得尊重”了。

我攥紧了方向盘，把车开得很稳很稳。

“妈，以后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了。”

我妈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眼角堆起了深深的皱纹，那些皱纹里藏着她这些年的辛苦、委屈、隐忍和不甘心。但她的笑容是干净的，透亮的，像一块被水洗过无数遍的旧布，虽然旧了，虽然薄了，虽然上面有洗不掉的印记，但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丝灰尘。

“妈从来不看别人的脸色，”她说，“妈只看你。”

车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远远近近的万家灯火亮成了一片。我把车开得很慢，不着急，因为我们有的是时间，不需要赶，也不需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