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盈川沉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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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年七月初九,浙西盈川。大地龟裂如伤口,寸寸延伸至天际,盈川潭早已失了往日的深碧,只剩下中央一汪浊水,映着疲惫而绝望的天空,衣衫褴褛的百姓疲惫的跪在潭边虔诚的祈祷。
滚烫的风吹过,我的官袍快要燃烧起来,天地间一团火,我心中也一团火。
三年前,我从梓州任职期满回到洛阳,被任命为习艺馆教习,教授宫人书算,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
我低下高昂的的头,献上《盂兰盆赋》称颂女皇“周命惟新”,希望能得到重用以施展抱负。
赋文呈上的没几日,吏部的调令来了——盈川令!一个刚置半年的新县,土地贫瘠,水患频发。
在别人笑话的眼里我到任了,发誓要干出个样来狠狠打他们的脸。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勘察地形,规划设计了“双盈堰”“九龙堰”等水利工程。
我设立盈川官渡,方便百姓过江垦荒;教百姓种桑养蚕,增加收入。
我创办学堂,让山里的孩子第一次拿起了纸笔。
我还狠狠打击地痞流氓,惩治贪官污吏。
百姓们渐渐发现,这个看似严厉的县令,是真心为民着想的,他们不再惧怕,反而亲切地称我为“杨爷爷”。
可三月不雨,赤地千里,修堰,则堰涸无流;开仓,则仓空无粟;祷天,则甘霖不至。一方父母官却无能为力,还有何面目苟活?
心中的火越烧越旺,烧得四肢百骸都生疼。“贼老天,我以我身殉道,你再不下雨,再不顾我百姓的死活,我必定要给你捅出个洞来!”
最后看了一眼匍匐的百姓,我仰天长啸,:“吾无力救盈川百姓于水火,枉哉焉!”
话音落时,纵身一跃,像一片被秋风卷落的枯叶,飘向那片我为百姓修渠引水的盈川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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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亲测此潭深浅,那时只知道此水深足以溺人,却未曾想,溺的竟是我自己。
入水之声沉浊,水灌入耳,周遭一片混沌。岸上哭声隐约如蝇嗡,模糊难辨。
我一生听过太多泣涕:梓州断狱,有孀妇哭夫;东宫辞别,有储君相送。
而我杨炯,九岁入弘文馆未哭,堂弟伏诛未哭,迁谪蛮川未哭。 水灌入鼻,酸彻眉心,有泪水溢出。
黑暗中,忽现一人面容:乃张说。
赴盈川令时,他赶来送行,手里攥着一卷墨迹未干的《赠别杨盈川箴》,嘱我“才勿骄吝,政勿苛烦。”
我收下此言,却未放在心上。我性太刚,棱角太锐,不肯稍屈。在弘文馆虚度十六载,徒成笑谈,我岂甘。
谁能想到,此投水的父母官,三十多年前竟也是长安城里最耀眼的神童?
二 神童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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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59年,长安弘文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年仅九岁的我,弘农杨氏,杨炯,
刚通过童子科考试,被官方认证为“神童”。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长安的书香与荣光里度过的。杨家世代文儒,家学深厚。而我从小便有异才。
弘文馆藏尽天下典籍,聚尽文坛俊彦。
我在这里 博览群书,演算天文历法、研究典章制度。随着阅历和学识的增长,渐渐萌生了“学而优则仕”的念头。
一待制就是十六年,让我烦闷不已,我写《青苔赋》:
“苔之生于林塘也,为幽客之赏;
苔之生于轩庭也,为居人之怨。”
同样是青苔,长在山野林塘,便是清幽景致,被隐士欣赏;长在轩庭,却让主人心生厌恶。我不就是那待错了地方无人欣赏的青苔吗?
直到676年,27岁的我才通过制举,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一个九品小官,负责校勘典籍,整理文书,与我心中的宏图大志相去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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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无德无才之人却忝居高位,衣冠楚楚。我讥讽他们是“麒麟楦”,就像戏台上披着麒麟皮的驴子,一旦揭去伪装,不过是庸碌之辈。
当时文坛盛传“王杨卢骆”的排名,把我排在卢照邻前,他年长资深我委实惭愧。
可把我排在,王勃后面,我是不服气的,毕竟我俩差不多大一样的神童,还是铁哥们儿,他小小年纪任沛王府侍读,我进弘文馆,打了个平局。
那时以为我俩都会前程不可限量,谁知他一见沛王误终身,脑袋抽筋写什么《檄英王鸡文》……
唉,我也没好哪里去,一入弘文深似海……最后竟殊途同归。
这种狂傲和尖锐,让我在官场上举步维艰,却也让我始终保持着刚健的风骨。
三 书生剑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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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笔下写过无数死生。却不曾想,自身之死,竟是这般缓慢煎熬。官袍遇水鼓胀如囊,身随之浮沉,复又如绞绳拽着沉沉下坠。水一波波挤压着我的乌纱、我的官服、我四十四年的名与身。
仪凤年间,吐蕃和突厥频繁侵扰大唐边境,满朝文武却还沉浸在宫体诗的靡靡之音中。
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风气,挥笔写下那首《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边境的烽火直逼京城,危亡之际,心早已随烽火飞向边关。一腔热血,骤然沸腾,再难平息。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他们说这句对仗工整得像一把出鞘的剑——
十个字,有军容之盛,有气势之雄,把从朝堂调兵到边关破敌的全过程,写得气势如虹。这是我向往的沙场壮阔。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大雪遮天蔽日,军旗上的彩画都黯淡失色;狂风呼啸,与战鼓声交织在一起。
天地为阵,风雪为兵,不见刀光剑影,却已写尽沙场的沉雄壮烈。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宁愿做一名冲锋陷阵的低级将领,奔赴沙场保家卫国,也不愿做这空谈理想、无用武之地的书生!
最后一句,是我憋了十六年的呐喊,对“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的焦虑。是个人的心声,也是我们初唐文人的集体觉醒。
我的诗必须似一道闪电,能劈开齐梁以来浮艳诗风的桎梏,让“刚健”二字,第一次成了初唐诗坛的旗帜。以雄浑的气势和真挚的情感,为边塞诗的繁荣奠定基础。
四 一夕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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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灌入肺腑,寒冽如刀;此寒,我似曾相识。
686年的长安秋意,是从弘文馆的窗棂缝里钻进来的,卷着翰林院未竟的书稿香,我刚为《王勃集序》写下“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的评赞。
迁到梓州司法参军的调令,终究还是递到了面前。
五年(681)前,我终于迎来了仕途的转机。从九品校书郎擢升为正七品的詹事司直,掌太子李显东宫庶务,兼任崇文馆学士。
这是我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一次——东宫的书房里,陪太子读书,起草文书,我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这让我兴奋不已,写下《庭菊赋》:
“菊之生也,其道大光。
菊之茂也,其色苍苍。”
我是以秋菊自喻,期待着能像菊花一样,在官场中绽放光彩。
可命运的转折,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两年(684)前,武皇临朝称制的铁腕震得朝野噤声,徐敬业以“匡复庐陵王”为名在扬州起兵。
那把火不仅烧红了江南的夜空,更燎到了弘农杨氏家族,从祖弟杨神让以“府兵参军”之职投效徐敬业,兵败后与父亲杨德干一同被斩,我虽因“未预密谋”得免一死,但“坐从祖弟犯逆”的罪名,还是把我从朝夕待诏于帝王侧的崇文馆,贬到了蜀地荒僻的梓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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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任那日,长安的雨丝细得像案头的狼毫,打湿了宋之问递来的酒盏。
城门在身后缓缓关上时,我攥着那卷《从军行》的诗稿,指尖冰凉。而眼前,是通往蜀地的漫漫长路。
我在《途中》一诗中写道:
“悠悠辞鼎邑,去去指金墉。
途路盈千里,山川亘百重。”
梓州的五年,是我仕途的低谷,也是我文学创作的高峰:我写下《出塞》、《紫骝马》、《战城南》等边塞诗,描绘边塞的艰苦:
塞北途辽远,城南战苦辛。
幡旗如鸟翼,甲胄似鱼鳞。
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
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
风格比《从军行》更沉郁;用“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表达报国的决心。
五 丹心未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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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方知,我一生披戴太多枷锁:九岁披神童之名,二十七着九品之服,三十七佩司直之章,一重重,渐渐沉重。
盈川潭,正一寸寸将我吞噬。可我偏不闭目。
潭水浑浊,泥沙翻涌,视物难辨,我仍强睁双眼。九岁踏入弘文馆,门槛高险,我未曾低首;授官校书郎,立班朝末,我未曾低首;贬谪梓州,出长安时细雨如针,我回望帝城,亦未曾低首。赴死,亦绝不闭目。
昏暗中,又现一面容,九岁的我。立在弘文馆门前,方巾端正,手持《太玄经》,静静望着我。
他问:做个好官,你做到了吗?
我欲开口,水却灌入喉间,呛作一团。
我当如何答?
说我曾为校书,典校文籍;曾为詹事伴读东宫;曾为盈川令修堰设渡、锄奸安良,终以身沉潭;此即我一生?
他问:百夫长呢?未竟;诗呢?数十篇而已。足矣?
我默然,说我推动了五律的定型?宋之问会不会骂人?不,扒坟头!
气泡一颗颗上浮,向着有光之处。那是从我体内逸出的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再好的诗句,救不得旱,我心知肚明。
可我杨炯,除却笔墨,尚有何物可凭?
固执再问:你悔否?
想我这一生, 少年成名,有热血,有担当;清清白白、铁骨铮铮 ;没辜负自己的才华,没丢掉文人的风骨。再来一次,我也不会改变的,所以,我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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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时运不济,然我亦未全输。
我修双盈堰,其迹尚存;我设官渡,其利仍在;我教民蚕桑,其艺未绝;我除暴安良,境内得安。
《旧唐书》只载我“为政严酷”,张说之诫我未遵,史官之笔难逃,可盈川人心自有一杆秤。
我料他们必为我立祠:四时香火不绝,他们永远记得:昔有县令,性刚言直,待民至厚。大旱之年,自沉潭中,以换甘霖。
我仍在下沉,盈川潭,原来竟如此幽深。
自下仰望,微光透入,碎影摇荡,一如当年弘文馆的窗棂。
那年我九岁,跨门而入,阳光自格窗漏下,我一步一格,心中默念:我要为官,做大事,护生民。
而今光在上,我在下,不可及。可我仍不闭目。我杨炯,生不低头,死亦不瞑目。我要亲眼看着,那场雨,落下来。
九岁之我,仍在原处望着我,他固执的问:值否?
忽有电光裂空,惊雷震响。
继而,雨至,密如万马奋蹄,响若战鼓齐鸣。我微微一笑,口中最后一缕气泡上浮,碎裂无声,我不必再答。
甘霖,已洒满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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