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贴着地走也有诗意

王阳饰演张云魁 万茜饰演丁玉娇 导演张永新

“《觉醒年代》写的是时代引领者的思想成长史，而《八千里路云和月》讲的是草根平民的觉醒之路。二者一脉相承，都在传递中华民族最朴素的精气神。”近日，热播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导演张永新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谈及这部继《觉醒年代》之后的重磅力作，他直言作品承载着自己对历史的敬畏与表达，“不知道来处，怎么知道去处？我们呈现80年前的历史，不是要讲苦难，而是要找到支撑我们民族前行的精神力量。”作为深耕历史题材的导演，张永新始终以“求真”为创作底色，用平民视角与细腻细节，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换个视角读历史

讲述普通人如何找到小我与大我

谈及两部作品的关联与区别，张永新有着清晰的定位：“《觉醒年代》聚焦的是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时代引领者，讲的是从红船到红楼的思想觉醒，是‘领路人’们的成长，而《八千里路云和月》则把镜头对准抗战时期的普通人，是‘跟随者’们的觉醒，是草根阶层在苦难中的抉择与成长。”

这份视角的转变，源于张永新从小对历史的感知——家里老人讲述的抗战故事，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我特别想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对那段历史的理解。”他坦言，这部作品最吸引他的，就是“贴着地走”的平民视角，“它不聚焦主战场的宏大叙事，也不刻画高层的政治博弈，而是聚焦底层老百姓的柴米油盐，描绘他们在战争中的挣扎与坚守。”

在他看来，和平年代普通的一碗米饭，在战争时期却能成为人性与气节的试金石：“老太爷宁死不吃日本人的米，守住的是民族气节；厨子孟万福冒死买来米，只为活下去，这是生存的本能。在柴米油盐的背后，是每个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是小我与大我的抉择——是昂首挺胸带着血泪前行，还是跪地苟活，决定权其实在自己手里。”这也正是他想通过作品传递的核心：“这个故事有温度、有深度、有广度，它讲的就是普通人如何找到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如何在乱世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从真实中寻诗意

沉重抗战故事注入人文温度

谈及创作风格，张永新表示，此次延续了一种“从真实中寻诗意”的特色，《八千里路云和月》用大量意象与细节，在沉重的抗战故事中注入一些人文温度。剧名取自岳飞词句，不仅贴合了主人公八千里路颠沛流离的历程，更蕴藏了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与信念——“清冷的月光照在战场、战壕与寻常人家，月圆月缺间，有思念，有苦难，更有情感和精神上的淬炼。”

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是这部作品的另一大亮点。从物价的波动、衣物的质地，到签字笔的品牌、蔬菜的价格，张永新要求团队“锱铢必较”。“拍历史剧，还原真实是本分。”他直言，演员手里的每一分钱，都要让他们知道，这些钱能买什么，“几毛钱能买一块豆腐还是两颗蚕豆，这种细节能让演员找到角色的脉络，也能让观众感受到时代的真实。”在他看来，一部作品的好坏，第一标准就是“真不真”，“我们努力贴近真实，观众能看到；我们敷衍了事，观众也会排斥，这是创作的态度所决定的。”

群像塑造复杂人性

展现民族精神的多元构成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群像塑造，打破了传统抗战剧中，观众对角色的刻板印象——没有完美无缺的英雄，只有真实鲜活的普通人。谈及演员选择，张永新表示，王阳、万茜、黄澄澄、于和伟的加盟，都是因为他们与角色高度契合，能够诠释出人物的成长与复杂。

对于王阳饰演的张云魁，前期有观众质疑其“有些拙劲”，张永新笑着解释：“王阳的表演很贴合角色本身的，这是角色的人设。张云魁是个有文化的儒将，参谋长出身，再调任旅长，他有军人的英气，也有文人的笨拙，这种‘拙劲’恰恰体现了他的单纯与执着。他会在战壕里蹩脚地吟诵《水调歌头》，会臊眉耷眼地接受士兵的‘喝彩’，这种不完美，才让角色更真实、更可爱。”他透露，张云魁的成长线充满转折，从脱离群众的旧军人，到双脚踩进泥土、认清方向，最终走进人民、依靠人民的新四军优秀指挥员，“他的选择，是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与军人必然选择的方向。”

黄澄澄饰演的厨子孟万福，是剧中最难演也最具张力的角色之一。“他的人物跨度太大，既要演小人物的鸡零狗碎，也要演后期心灵的涅槃重生。”张永新表示，孟万福与张云魁是“镜像关系”，“一个是‘虫’，只想苟活；一个是‘兵’，坚守气节，最终孟万福成长为另一个张云魁，这个过程，就是普通人觉醒的缩影。”而万茜的知性气质，契合了丁玉娇从“十指不沾阳春水”到“扛起家庭与责任”的转变；于和伟则突破以往形象，饰演“雾里看花”的民族实业家，不同的角色展现了不同阶层在乱世中的挣扎与抉择。

张永新说，他希望观众能从这些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每个人都有怯懦的时候，都要面临小我与大我的选择，这正是人性的复杂之处，也是我们精神上的多元构成。”

对历史的敬畏

让年轻观众读懂“来处”

在当下快节奏、重流量的影视市场，张永新始终坚守“求真”的创作初心，不迎合、不浮躁。“现在很多人追求快、追求流量，但我觉得，拍历史剧不能急。”他坦言，“求真”与“求快”的矛盾，本质上是创作态度的问题，“还原历史是我们的责任，哪怕多花点时间、多费点心思，也要把细节做扎实，这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对观众的负责。”

谈及作品的时代意义，张永新语气沉重却坚定：“现在的世界并不安宁，战争离我们并不远。80年前的抗战，在历史长河中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那段历史不能被忘记。”他希望年轻观众能通过这部作品，读懂历史的重量，“一个民族忘掉历史是不成气候的，我们呈现这段历史，不是消费苦难，而是为了找到民族高贵的精气神——这种精神，是支撑我们往前走的最大动力。”

文/本报记者杨文杰统筹/满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