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获火鸟大奖，《过去将来进行时》：被禁返乡流亡者的内心渴望

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4月12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五十周年“火鸟大奖”竞赛颁奖典礼。纪录片竞赛”的火鸟大奖得主是莫尔塔扎·阿赫马德万德、菲鲁泽·科斯罗瓦尼合导的《过去将来进行时》，凭其“真挚地刻画了被禁返乡流亡者的内心渴望”，得到评审团青睐。伊莎·萝卡·芬宝执导的《我们脚下的大地》因“动人地阐明，每个人都有权在尊严中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获颁发评审团奖。

“只要你们还在其中游泳，泳池就一直是泳池。”这是玛丽亚姆（Maryam）那据称是父亲的旁白。玛丽亚姆二十岁时逃离伊朗，现居美国任教。伴随着家庭录像中孩子们在游戏中欢呼雀跃的画面，这些影像凝聚了因伊朗革命爆发而被迫分离的整代人心中，那无法填补的空虚与痛苦。

首映于威尼斯电影节“威尼斯日”竞赛单元的《过去将来进行时》（Past Future Continuous），是由伊朗导演菲鲁泽·科斯罗瓦尼（Firouzeh Khosrovani）与视频艺术家莫尔特扎·艾哈迈德万德（Morteza Ahmadvand）联合创作的长片。科斯罗瓦尼在《我的家庭X光片》（Radiograph of a Family, 2020）中便展现了处理影像及其关系的深厚功底：她既运用素材，又剥离其说明性或工具化的倾向；同时构建出一种介于纪录与虚构（本片剧本由两位导演亲自执笔）、实拍与档案之间的混合叙事。这种手法打破了真实与虚构、过去与当下的界限。这种电影语言，为观众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既令人迷失又充满主观色彩的体验，关乎真相，亦关乎时间。

四十五年后，我们在精妙的旁白与档案影像的引导下得以回望并重新审视玛丽亚姆的故事。她曾躲在羊皮下，在满怀痛苦却执意保护她的父亲推动下，随走私者逃离那个对异见学生和活动家而言已无法生存的伊朗。而疫情之后，她通过德黑兰朋友的帮助，在老家安装了监控摄像头，试图隔空守望已步入高龄的父母，在这份迫切中，她正绝望地试图掌控那些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一切。

我们很难不被这段自传碎片所触动，甚至深陷其中。当叙事试图寻找意义的落脚点时，碎片的诗学赋予了时空绝对的自由，去寻回丢失的影像与被抹去的经历——包括因恐惧和仇恨而产生的愤怒。时间在这里不再是不可逆的线性流动，而是在“共时性”的坐标中被激活。但正如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所言，每一段记忆在被重新解读和书写的同时，也意味着某种遗忘。

在这两难之中，观者可以选择将监控镜头视为一种装置：它永远无法将生命禁锢于单一、饱和且全能的视野之中，因为总有无法捕捉的空白与缺失。这些空间或许存在于想象时间的“脱节”中，或许存在于被观察者细微而深邃的目光里。影片通过对影像来源（包括家庭录像和监控画面）的模糊处理暗示我们：这些影像交织出的生命轨迹，或许比单一的自传更加复杂。那些在画面中闪现的女孩和女人，可能直接来自导演的前作。

这种对生命与历史的重新拆解与重组，印证了一个假设：基于档案影像的电影叙事从未仅仅代表过去。那个曾经的小菲鲁泽和她的母亲，正从过去看向现在的我们。这种凝视产生了三重意义：为玛丽亚姆们当年被剥夺的尊严正名；拒绝抹杀那些沉重却定义了未来可能性的过去；以及，逆着纹理去解读历史。

正是在这种生命与故事的混淆与重组中，一个假设得以印证：基于档案影像的电影叙事，从未精准复刻过过去。我们可以想象，童年的菲鲁泽与年轻的母亲（从《我的家庭X光片》中可知，她曾以真诚而解放的姿态投身那场革命）仍在那里注视着我们，却又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由此，影片生发出三重可能的指向：其一，让当年因漠视生命与自由而被剥夺的认知，在当下得以复现，这关乎玛丽亚姆与无数同命运的男女；其二，不将那段时而轰然压顶、却又勾勒出未来可能性边界的过去，再度掩埋（这与遗忘的本质需求不同）；其三，逆读历史——影像不为说教与威权所用——展现个体日常的尊严，以及一种共同体的盈余：它仍能跨越禁忌边界，寻回至亲与反抗的全新意义。

影片介绍：

她好像在，却又不在。生于斯长于斯，伊朗的家如今是无法重返的故居，曾经温暖的空间只剩年迈父母孤寂身影。明明近在眼前，偏偏无法拥抱。不见其人，只闻其声，因玛丽安早已流亡美国，唯靠屋内闭路电视拉近与双亲的距离。本片由《我的家庭X光片》美术指导与导演再度拍档，将含蓄而浓烈的思乡之情融入监视器的冰冷画面，交错童年回忆的温馨片段，糅合飞鸟自由翱翔的幻象，拼贴出流亡者的脆弱、哀愁与思念；失落的联系，是梦想与科技也没法弥补的遗憾。

本文来源：CLOSE-UP

作者：Alessia Brand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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