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岁那年,我从省建工集团正式退休。退休金八千多,名下两套房,儿女双全且都已在城里安家立业。在旁人眼里,我是那种可以含饴弄弄孙、四处旅游,把日子过成诗的“成功老人”。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当那间一百二十平米的大房子里只剩下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时,那种孤独感就像涨潮的海水,一点点淹没脖颈,让人窒息。
老伴儿走了五年,我习惯了把电视开得很大声,哪怕不看,也要听个响动。儿子总说:“爸,去我那儿住吧。”儿媳妇也客气,但我知道,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节奏,我去,那是客,待久了就是累赘。
就在那种近乎枯萎的寂寞里,我遇见了秦秀。
秦秀那年四十五岁,是我老家远房表嫂介绍的。表嫂说得直白:“老程,这女人命苦,男人没得早,一个人拉扯闺女上大学,现在闺女出息了,在县城当老师,她才算熬出头。人踏实,话不多,你要是觉得行,就搭个伙过日子,你给人家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人家照顾你个头疼脑热。”
第一次见面是在市郊的一个小公园里。秦秀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脚下是一双很旧但擦得干干净净的布鞋。她局促地坐在长椅边角,双手绞在一起,指关节粗大,那是长期干农活留下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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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秦妹子,我这人脾气有点倔,你不介意吧?”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清澈得像山里的泉水,轻声说:“人老了都有脾气,能理解。我没啥要求,只要有个正经日子过就行。”
那种卑微和坦诚,莫名地扎了我一下。
我们当时商量的是,年纪大了也不办什么盛大的婚礼,就是领个证,回她老家办几桌简单的酒席,告诉亲戚邻里一声,然后她跟我进城生活。
领证那天,儿子和女儿都没反对,但也谈不上热情。儿媳妇甚至私下叮嘱我:“爸,财产的事儿咱得说清楚,别到时候闹麻烦。”我心里一阵悲哀,却也明白这就是现实。
婚宴是在秦秀老家的村子里办的。那是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路很窄,房子很旧。秦秀的娘家人看我的眼神,仿佛带着一种看“大金主”的敬畏,那让我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觉得自己像是来扶贫的,而秦秀,就像是他们家“卖”给城里人的某种契约。
那天酒席散了,山里的夜静得吓人,只有草丛里的虫鸣此起彼伏。
村里的老房子虽然翻新过,但也就是新房那间贴了红喜字的堂屋。我坐在床沿,看着那简陋的陈设,心里莫名升起一股悔意。当时我心想,我这是图啥呢?放着城里的好日子不过,非要跑到这山沟沟里受罪。
“老程,累坏了吧?”她进门先是给我倒了一杯温水,里面居然放了三颗大枣。
我接过水,闷声说:“还行,明天一早就回城吧,这地方我住不惯。”
秦秀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落寞,但随即又温柔地笑了笑:“好,听你的。但我今天得把一样东西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