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经济思想流派的博弈如何决定了帝国的兴衰？

《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是一部揭示秦汉经济底层逻辑的学术专著。作者以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为核心线索，从人物性格、政治博弈、地理环境等维度，聚焦秦汉时期商鞅、司马迁等人的经济思想，深入剖析重农抑商、盐铁官营等政策，揭示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永恒博弈。同时，通过对“自然经济论”的辨析与反思，试图破解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之谜，追问其为何长期循环而难有质的飞跃。本书既是一部深入经济肌理的思想史，也是一部视角独特的社会史。

《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谢天佑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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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发了战争财？

秦汉以来，汉族长时间为匈奴问题所累，武帝雄心勃勃想在自己手上解决它。元光二年（前133），在马邑主动向匈奴发动进攻，这一打，就欲罢不得，自此以后一直断断续续打个不停。征和四年（前89），武帝下轮台罪己诏，汉王朝才算主动宣告停止对匈奴的进攻。开战之初，武帝年仅27岁，战争结尾，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可以说武帝与匈奴打了一生的仗。这样长期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就西汉时期来说，战争带来的后果也是明显的。

人们在评论这一战争时，除了肯定它对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起了有益的作用，往往是指责它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损耗。那么，战争有没有给社会带来补偿呢？有没有人发了战争财呢？

在桑弘羊等人看来，武帝打匈奴，不仅是要扩大疆土和“徒奋怒”，而且是为了保卫生产和发展生产，如桑弘羊说：“缘边之民，处寒苦之地，距强胡之难，烽燧一动，有没身之累。故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蔽扞也。”在桑弘羊看来，战争固然使“缘边之民”有没身之累，却给内地创造了安宁（“恬卧”）的生产环境，尽管这种环境并不十分安宁，还为沉重的战争负担所困扰，但毕竟抵挡了战火向内地的蔓延，因此，不能不说桑弘羊的看法有合理因素。然而，桑弘羊等人不仅看到战争的政治意义，而且觉察到它的经济价值。例如御史说：“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民跖耒而耕，负檐而行，劳罢而寡功。是以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负辂于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车。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园圃，却羌、胡以为苑囿，是以珍怪异物，充于后宫，騊駼駃騠，实于外厩，匹夫莫不乘坚良，而民间厌橘柚。”这是谈的内地情况，至于边郡的情况，御史大夫在另处作了补充，他说：“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曳剑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广用，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未睹其计之所过也。”又说：“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根据以上所引材料，我们就大略可知战争对谁有经济价值。历史证明，边地从事畜牧业的牧主，内地的富商乃至一般地主和上层大官僚，都从战争中得到了好处，因此，他们支持这种战争，他们有将这种战争持续打下去的强烈愿望，桑弘羊的观点反映了这种愿望。汉武帝到了晚年不想再打了，而桑弘羊毫无收场的意愿，武帝一死，他又提出要主动向匈奴出击。他说：“盖舜绍绪，禹成功。今欲以军兴击之，何如？”又说：“功业有绪，恶劳而不卒，犹耕者倦休而困止也。”桑弘羊全然忘记武帝晚年对他后继者的告诫，还打着“先帝”的旗号，要大家最后完成“先帝”未竟的事业，不然，就是因“恶劳”而“功亏一篑”了，这种意愿，难道不够“强烈”吗?

主战在民间的代表就是卜式。卜式是河套人，“以田畜为事”。武帝从匈奴手中夺取了河套地区，为他经营畜牧业提供了较好的和平环境。他与弟分家产，“田宅财物尽于弟”，“独取畜羊百余”，“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他享受到武帝击退匈奴的好处，所以积极支持对匈奴的战争，上书武帝表示愿出“家财”的一半“助边”。上使使问式：“‘欲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亡所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卜式主动资助的行为一时不易为人所理解，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太竭诚了。然而，他的竭诚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是因对匈奴作战的胜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