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期争议，允许私营者雇工，为何当初要打倒地主资本家剥削

大家内心深处是否会存在这样的一种疑问，为什么在改革初期会允许私营经济出现？如果剥削无罪的话，那当初刚发家的新中国又为何要打倒那些地主和资本家？

这种疑问在近几年的社会舆论上，引发了不少年轻打工社畜心底的共鸣，许多人开始幻想回到以前的六七十年代那种生活。这种想法本质上是对历史发展的片面理解。

他们虽然看到了剥削的残酷，却不了解时代和生产力的发展。

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社会制度的落后。

因为当时的社会还停留在腐化的封建模式，成千上万农民没有土地，只能去租种地主的土地耕种。而像上海、南京这样发达的大城市中，工厂对底层工人的压榨，更是堪比古代买来的奴隶。

在这种惨无人道的社会背景下，我们要想让新中国快速走向富强，无疑是拖着一副沉重的旧时代枷锁。它既无法满足人们对基础生存资料的需求，也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于是完成对旧社会的改造，就成了当时新中国内政的首要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解开束缚生产力的枷锁。而打倒资本家和地主，就是这场社会变革中关键的一环。

因为上千年封建思想模式的发展，土地剥削和地主高人一等的思维已经在当时的人们心中留下烙印。

这种烙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数代中国人对社会秩序和自身价值的认知，使农民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弱势地位。

同时地主阶层又凭借自身掌握的土地和财富，在社会基层中牢牢占据话语权，对于底层人的反抗和不满，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给予镇压。古代的农民起义，一大半都是被地主武装绞杀，从而胎死腹中。

而到了城市方面，因为近代工业技术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涌入，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建立起了许多的工厂。

这本该是解决封建社会痹症的良药，却被大官僚和大资本主义所垄断，演变成了一场堪比封建奴隶制的残酷“盛宴”。

为什么会说这是“奴隶制”，因为资本剥削好歹还存在工资这种临时的价值产物，可当时上海和南京的工厂内，很大一部分是从农村和外地拐骗来的“包身工”。

这些人不仅没有工资，连吃穿饮食都是最下等的存在，几十个人挤在破烂闷热的屋子里，日复一日地工作，最终拖着营养不良的身体累死在流水线上。

“包身工”的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当时的资本家受到了封建思维模式的影响，将工人视作可以随意支配的财产“附属品”，而非有血有肉的人，这和地主对农民和佃农的压迫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在他们的眼中，底层的农民和工人都是自己的私财，地位也就比牛羊这样的牲畜略高。自己作为主人随时都可以践踏对方尊严和权益，若是死了、废了，换一只便是。

即便是那个时代中良心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对待底层人的态度也是一样，只不过比别人可能更看重“表面功夫”， 给予的剥削程度相对没那么极端罢了。

可本质上这还是一种不对等牛马心理，当自己养的牲畜病了，他们会去给牛羊看病；当对方渴或饿了，他们也会割草来为其提供食物；可一旦到了要宰牛杀羊的时候，他们不会有丝毫怜悯，只将其视为赚取利益的工具。

了解完这一切之后，我们就应该能明白新中国建立初期打倒资本家和地主的原因。

这两种阶级人物的意义早就超出了简单的剥削关系，它的背后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封建枷锁和思想烙印。

这种烙印带来的危害已经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承载能力。不打倒他们就无法解放人们心中的民权思想，更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生产力。

我们回到开头，私营经济的确重新恢复，但原本的那种基于封建思想下诞生的剥削模式和思维烙印，已经在当代社会中失去了生长土壤。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不是牲畜，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着追求自己权益的义务和方式。

而改革初期允许的私营者雇工，也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彼时的计划经济暴露了太多的弊病和漏洞，中国需要探索全新的发展模式，来推动自身经济的发展。

同时，当代的私营产业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的，这已经是在制度上为其划定了范围。现如今的中国经济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大体上的格局仍未改变。

不可否认私营经济背后的弊端仍然不少，可从时代发展和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来看，优点和缺点完全可以对冲。

当代维护自身权益和劳动价值的方法有很多，政府也在各个领域提供了助力，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社会创造出很多优质的就业岗位。这些都是时代发展带来的红利。

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打倒地主和资本家的口吻，来评判当代的私营经济。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盲目地去借助曾经的视角和口吻去批评当代制度和经济，只会暴露出形而上学、不愿意辩证思考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