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陆鸣在山里待了6年。
32岁的他被老领导周远山扔在青涯山隧道，那里是公认的“干部坟场”。
6年里，陆鸣给周远山发了上百条微信
可条条都是“已读”，没有一句回复。
6年后的秋天，周远山调离交通系统。
在离任检查那天，他看了陆鸣一眼，没有说话。
3周后，交通运输部的调令到了。
当看到那封调令时，陆鸣才懂周远山离开前看自己的那一眼到底是什么意思……
01
二零一七年三月，昀省交通厅一纸调令下来，我被派往苍梧市深处的青涯山隧道项目，担任技术负责人。
接到通知时，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东西。
老领导周远山刚刚升任省交通厅厅长，我本以为他会带我走。
毕竟跟了他五年，从助理工程师到项目技术骨干，每一步都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
我还记得第一次跟着他下工地，他指着隧道掌子面说：“小陆，干工程的人，一辈子能修一条让后人记住的路，就没白活。”
“小陆，青涯山那个项目，你接一下。”周远山在电话里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周厅长，我——”
“那边地质条件复杂，需要你这样的技术骨干。”他打断了我，“就这样。”
电话挂了。
我没有等到想象中的那句“等我站稳了再调你回来”。
青涯山隧道，全省交通系统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全长十二点七公里，穿越山脉多条断裂带，被地质专家称为“地质博物馆”——意思是，你能想到的所有地质灾害，那里全有：断层破碎带、高地应力、岩溶、涌水、软岩大变形。此前三年，换了三任技术负责人，两个病退，一个主动辞职。项目进度不到百分之十五，资金倒是烧了快两个亿。
系统内私下管它叫“干部坟场”。
去那儿，就是发配。
我没有拒绝的资本。
一个三十二岁的工程师，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唯一的依靠就是刚刚把我扔掉的周远山。
父母早年在老家种地供我读书，供到大学毕业已经掏空了家底。
我能走到今天，靠的是每一次考试、每一个项目、每一份报告，一钉一铆挣出来的。
临行前，我去了趟厅里，想当面道个别，也算全了师徒一场的情分。周远山的秘书小陈拦住我：“陆哥，周厅长去A城开会了，要不你给他发个信息？”
我发了。
“周厅长，我明天进山了。您多保重。”
已读。没有回复。
那是周远山对我沉默的开始。
我在厅里的走廊上碰到了赵德厚。他刚从周远山的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看到我，嘴角微微一翘。
“小陆，去青涯山？”
“是。”
“好好干。”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像是在说“节哀顺变”。
我没有接话，转身走了。
青涯山比我想象的还要荒凉。项目部设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四排活动板房，一台时好时坏的卫星电话，手机信号全靠山顶上架的一个信号放大器，刮风下雨就断。最近的镇子开车要两个小时，全是碎石路，一下雨就泥泞得连越野车都过不去。
项目总工叫方远征，五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半，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镜片上总是蒙着一层灰。他在青涯山已经待了两年，是这批人里资历最老的。见了我第一句话是：“你就是新来的？前三个都没撑过一年，你打算撑多久？”
我没有回答，放下行李就去看了掌子面。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真正领教了赵德厚的“关心”。省交通厅副厅长，分管基建，是青涯山项目的上级主管领导。他刚好在附近检查工作，顺道来了项目部，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
赵德厚五十出头，身材魁梧，说话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味道，喜欢用手指点人，被点到的人总觉得那根手指像一把刀。他看了一眼我的简历，皱了皱眉：“周远山的人？”
“我是项目技术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他把简历往桌上一扔，“青涯山不是搞技术的地方，这里是要出政绩的地方。你知道省里为这个项目投了多少钱吗？你知道省领导每次开会都要问这个项目的进度吗？周远山把这个项目扔给你，我看是不打算让你出来了。”
方远征在旁边给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别接话。在这个系统里干了三十年，他太清楚什么时候该闭嘴。
赵德厚接着说：“年底之前，隧道必须掘进到两公里。这是死命令。做不到，换人。”
我心里算了一下。以目前的进度和地质条件，年底掘进两公里意味着日进尺要提高三倍，这在地质破碎带里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减少安全监测频次，加快循环进尺，赌它不塌。
赵德厚要的就是这个“赌”。
他走后，方远征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赵德厚盯上青涯山了。他想在周远山任上把这个项目做成政绩，然后……你懂的。”
我懂。赵德厚和周远山在厅里一直不对付，这是全系统都知道的事。两个人差了四岁，晋升路径几乎重合，每一次提拔都是一场较量。青涯山项目如果成了，功劳是谁的？赵德厚是分管领导。如果砸了，责任是谁的？周远山派来的人。
我不只是一个被发配的技术负责人。
我还是一个靶子。
那天晚上，我坐在活动板房外面，山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手机屏幕的光在黑暗中显得刺眼。我给周远山发了第二条信息：“周厅长，赵德厚要求年底掘进两公里，这个进度有安全隐患。按照目前的地质条件，强行赶工极有可能引发大塌方。”
已读。没有回复。
我把手机扣在膝盖上，抬头看了看天。山里的星星很亮，比城里多得多。我忽然想起周远山说过的一句话：“干工程的，有时候就像修一条隧道，你得穿过最黑的那段路，才能看到光。”
我当时以为这是一句鸡汤。
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他自己，也是我。
第一个月，我就明白了青涯山为什么叫“干部坟场”。
隧道掘进到三百米的时候，遇到了第一条断裂带。围岩破碎得像豆腐渣，超前钻探打下去，岩芯拿出来全是碎块，用手一捏就散了。按照规范，这种地质条件下，每掘进一米就要支护一米，循环进尺不得超过零点五米。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只能推进十五米。
赵德厚每周一个电话催进度，有时候一天打两个。
“陆鸣，你是不是不敢干了？零点五米？你这是修隧道还是绣花？我告诉你，隔壁省那个同样地质条件的隧道，人家一个月能干到二十五米！”
“赵厅长，围岩条件不允许加快。安全第一。隔壁省那个隧道上个月刚塌了一次，死了两个人，您应该知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是一声冷笑：“陆鸣，你少拿安全说事。安全安全，全省那么多隧道，就你青涯山特殊？我告诉你，年底两公里是厅里的决定，你执行就是了。你要是不想干，趁早说。”
我挂了电话，继续按规范施工。
方远征在旁边听了全程，摇了摇头：“你这样跟他硬顶，没有好处。”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顶？”
我想了想：“因为我是技术负责人。如果出了事故，死的不是赵德厚的人，是掌子面上的工人。”
方远征看了我很久，最后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七月中旬，省交通厅组织了一次全省项目大检查。赵德厚亲自带队，随行的还有五个专家和厅里七八个处室的负责人，浩浩荡荡十几辆车，把项目部院子停得满满当当。
检查团到项目部的时候，我正在掌子面上指挥注浆。方远征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喊我：“快下来，赵德厚到了，脸色不太好。刘永新也来了。”
我擦了把脸，换上干净工装去了会议室。六年里我很少穿干净工装，那是我唯一一件没有水泥渍的外套。
赵德厚坐在主位上，面前摊着我提交的进度报告，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他的左手边坐着刘永新——省交通厅工程处副处长，三十出头，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拿着一支看起来很贵的钢笔。
“陆鸣，开工四个月，掘进不到两百米。你给我解释解释。”赵德厚把报告往桌上一拍。
我把地质剖面图投在屏幕上，一条一条地讲断裂带的位置、围岩等级、每日进尺数据。我说得很慢，每一个数据都有来源，每一个判断都有依据，每一个决策都有记录。这是周远山当年教我的：在工程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数据更有说服力。
讲完之后，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随行的一个老专家点了点头：“地质条件确实复杂，这个进度不算慢。按照这个围岩等级，零点五米的循环进尺是合理的，甚至可以说偏快了。”
赵德厚看了那个专家一眼，眼神像刀子一样。
但刘永新开了口。他翻开手里的文件夹，里面密密麻麻贴满了便签纸，显然是有备而来。
“陆总，我看了你们近三个月的施工日志，”刘永新的声音很平稳，带着一种训练有素的官腔，“有三个工作日的进尺记录为零。四月七号、五月十二号、六月三号。为什么？”
“四月七号发生了小型塌方，在处理塌方体。五月十二号在做地质超前预报，预报结果显示前方十五米有破碎带，我们调整了支护参数。六月三号在更换注浆设备，原来的设备压力不稳定。”
“塌方处理需要停工一整天？地质预报需要停工一整天？更换设备需要停工一整天？”刘永新一连用了三个反问，语速越来越快，“陆总，你们的效率是不是太低了？我看过其他项目的施工日志，同样的情况，别人半天就能解决。”
我盯着刘永新。这个人我听说过，赵德厚一手提拔起来的“笔杆子”，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在厅里写了五年材料，被赵德厚调到工程处，没有任何一线工程经验。但他擅长写报告、抓把柄、在文字上做文章。他来青涯山，不是来检查的，是来找茬的。
“刘处长，塌方处理不仅仅是清渣，还要重新注浆、加固围岩，每一道工序都有技术规范。地质预报不是看一眼就完事，要钻孔、取样、试验分析。如果你觉得一天太长，我可以请你去掌子面亲自指挥，我可以让出我的位置。”
刘永新的脸色变了，手里的钢笔停了下来。
会议室里安静了两秒。
赵德厚敲了敲桌子：“行了，别争了。陆鸣，我不是来听你讲地质课的。进度就是进度，你完不成，我换人。全省不缺能干的技术干部。”
说完，他站起来走了，椅子被他推得往后滑了半米。
刘永新走在最后，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压低声音说了一句：“陆鸣，你以为周远山还能保你？他自身都难保了。你知道省里对他今年的考核是什么结果吗？”
我看着他的背影，没有说话。但我记住了这句话。
那天的检查，赵德厚在项目评分表上打了“合格”——刚刚及格的那个合格，然后在备注栏里写了一句：“技术负责人执行力不足，建议调整岗位。”
方远征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脸色比隧道里的岩壁还难看：“建议调整，就是要在厅里会议上正式提出来换掉你。赵德厚这是来真的。”
我说：“让他提。”
“你不怕？”
“我怕的是出事故，不是换人。”
方远征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周远山当年是怎么把你选上的？”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我回到掌子面，继续注浆。水泥浆的气味弥漫在整个隧道里，那是六年里我最熟悉的味道。
七月底的一个晚上，项目部突然接到通知：一笔三百八十万的工程款被冻结了。理由是“施工进度与资金使用计划不匹配”。
方远征急得团团转，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没有钱，混凝土进不来，注浆材料也进不来，连工人的工资都快发不出了。只能停工。”
我打电话给厅里财务处，对方说这是赵副厅长的指示，让我直接找赵厅长沟通。
我给赵德厚打电话，不接。
我给刘永新打电话，接了。
“陆总，资金使用是有规定的，你们进度太慢，厅里要重新评估。这是正常程序，你不用紧张。”
“刘永新，你听清楚，隧道现在正处于断裂带核心区，停工一天，围岩变形就会加剧。停工超过一周，已经支护的段落都可能出问题。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命的问题。”
刘永新沉默了两秒，电话那头传来翻纸的声音。
“那是你的问题。”他说，然后挂了。
02
那晚我坐在板房外面，山风很凉。
方远征给我端了一碗面条，我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手机屏幕的光在黑暗中亮着，我翻到周远山的微信对话框，往上划了很久。
上面是我发的几十条信息，从进山第一天的详细汇报，到最近一次塌方的现场照片，再到今天资金被冻结的紧急报告。
第一条：“周厅长，我已经到青涯山了，项目部条件比想象的艰苦，但请放心，我会尽全力。”
已读。没有回复。
第二十条：“周厅长，今天发生了小型塌方，无人员伤亡。我们调整了支护方案，增加了锁脚锚杆的数量。”
已读。没有回复。
第四十条：“周厅长，赵德厚要求年底掘进两公里，我认为这个目标不符合实际，且存在安全隐患。附上详细的地质分析报告。”
已读。没有回复。
第五十条：“周厅长，资金被冻结了，可能要停工。如果不解决，断裂带段的围岩变形会失控。”
已读。没有回复。
全是已读。没有一个字的回复。
我打了一行字：“周厅长，青涯山是我的底线，我不会退。”
手指悬在发送键上，停了几秒。
我删掉了。
他能看到。他什么都看得到。他不回，就是不想回。
我关了手机，回到办公室，把青涯山隧道的地质图重新铺开，铺满了整张桌子。断裂带还有一百三十米，按目前的进度至少还要三个月。没有钱，材料进不来，但技术方案可以提前做。
我打开台灯，开始重新计算注浆参数。那是一盏老式的绿色台灯，灯泡换过三次，灯罩上有一道裂缝。这个台灯是我从上一个项目带过来的，周远山送的。
那一年我刚到厅里，他说：“小陆，干工程的，晚上要加班，这个台灯给你，光线柔和不伤眼。”
我一直带着它，从上一个项目到这个项目，从城市到深山。
那天晚上，我坐在那盏台灯下，工作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我重新编制了一套注浆工艺参数，把双液浆配比从原来的1:1调整到了0.8:1.2，更适合这种高角度破碎围岩。这套方案能节省百分之十二的材料用量，但需要更精确的注浆压力控制，误差不能超过零点零五个兆帕。
方远征第二天早上看到方案的时候，看了我很久。
“你是打算用省下来的材料钱撑过这段时间？”
“是。”
“陆鸣，你这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这套工艺参数你没有实操过，只在论文里看过。万一出了问题，责任全是你的，没有一个人会替你说话。”
“不出问题，就没有责任。”
方远征张了张嘴，最终没有再说。他拿起方案，一页一页地看，最后在上面签了字。
资金冻结了十一天。
那十一天是我六年里最漫长的十一天。
项目部靠着库存材料硬撑，混凝土只剩下最后三十方，注浆材料只够再打五根锚杆。我用那套新工艺参数，在断裂带里一点一点往前推。每掘进零点五米，我亲自守在掌子面上，测注浆压力、看围岩变形、记录每一条裂缝的宽度变化。我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全是数据，有些页被汗水浸湿了，字迹模糊不清，我又重新描了一遍。
第八天的时候，方远征跑来找我，脸白得像纸。
“陆鸣，你过来看，快！”
我跟着他去了已支护的段落。二衬表面出现了一条细微的环向裂缝，位置在拱腰处，宽度大约零点二毫米，长度不到一米，正好在断裂带边缘。
方远征的声音都在抖：“这是变形超限的前兆。如果继续推进，一旦变形失控，整个断面都得返工。至少两百米的支护要全部拆掉重做，那是一个月的工作量，我们经不起。”
我蹲下来看了很久。用手摸了摸裂缝的边缘，又拿手电筒从侧面照了照。
“不是变形超限，”我站起来，心里已经有了判断，“是混凝土收缩裂缝。位置在施工缝附近，温差导致的。你看裂缝的方向是环向的，不是纵向的。如果是变形超限，裂缝应该是纵向的，沿着隧道轴线方向。”
“你能确定？”
“不确定，但可以做一组回弹检测。如果强度合格，就不是变形问题。”
方远征半信半疑地安排了检测。等了三个小时，结果出来了——强度合格，误差在允许范围内，确实是收缩裂缝。
方远征长长地舒了口气，靠在了洞壁上，整个人像是泄了气一样。
“你怎么看出来的？”
“在掌子面上待久了，石头会告诉你它的脾气。”我蹲下来，在裂缝上做了一个记号，“明天再来量一下，如果宽度不变，就彻底放心了。”
第十一天，资金突然到账了。
没有解释，没有说明，没有道歉。财务处只打了一个电话：“厅里重新评估了，资金解冻。你们正常使用。”
我问是谁批的，对方说不知道，系统里直接通过的，批文上只有一个编号，查不到具体经办人。
我问是什么级别的领导签的字，对方说：“应该是厅领导以上，因为这种级别的资金冻结，解冻需要更高级别的授权。”
厅领导以上。
我挂了电话，站在院子里想了很久。
方远征从屋里走出来，问我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资金到账了。”
“真的？”方远征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赵德厚怂了？他怕出事？”
“也许吧。”
但我心里知道，赵德厚不会因为“怕出事”就妥协。他妥协只有一个原因——有人给了他更大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妥协。
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
那天的资金到账，就像之前每一次莫名其妙的“凑巧”一样——凑巧资金解冻，凑巧上级检查临时取消了，凑巧某份对我们不利的报告被压下了再也没有下文。我以为是运气，方远征以为是赵德厚怕出事故担责任。
我们都不知道，有人在更高的地方，用沉默的方式，替我们挡着。
年底，青涯山隧道全年掘进六百四十米。
没有达到赵德厚要求的“两公里”，但穿过了第一条断裂带，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没有一个人受伤。
六百四十米。平均每天不到一米八。但在那种地质条件下，每一米都是用安全换来的。
全省项目总结会上，赵德厚没有提青涯山。
但青涯山隧道获得了“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这是这个项目开建以来第一次拿到正面表彰。通报上写着：“青涯山隧道项目在复杂地质条件下，严格执行安全规范，全年无事故，特此表彰。”
厅里的通报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后面是方远征。
方远征拿着通报看了半天，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然后把通报贴在项目部会议室最显眼的位置。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青涯山居然也能拿先进。”
我没有说话。
我想起资金解冻那天的事。后来我从财务处一个老会计那里打听到，那笔资金之所以能解冻，是因为有人向省里反映赵德厚“以权压事、干扰省重点工程项目”。反映材料直接送到了省政府分管领导的案头。
这个反映的人是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查。
但我知道，能在这个层面和赵德厚掰手腕的人，整个交通系统不超过三个。
我拿起手机，又翻到周远山的对话框。
上面是一整年的消息，从三月到十二月，从进山到穿过第一条断裂带。
全是已读。没有回复。
我打了一行字：“周厅长，新年快乐。”
发送。
已读。没有回复。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台灯的光照在屏幕上。
我想，也许这就是周远山的方式。不是不关心，是不能关心。不是不知道，是不能说。
但我不能确定。
也许我只是在给自己找一个不恨他的理由。
第二年，赵德厚对青涯山的“关心”更加直接了。
他不再只是打电话催进度、卡资金，而是开始往项目部派“自己人”。第一个来的就是刘永新，以“挂职锻炼”的名义担任项目副经理，主管——什么都要管。
刘永新来的第一天就开了个全体会议。
“陆总，去年你做了六百四十米，今年厅里的要求是一千二百米。地质条件你也熟悉了，应该没问题吧？省领导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今年的形象进度必须上去。”
我说：“去年穿越了一条断裂带，今年前面还有两条更大的。一千二百米不可能，八百米是上限。这是地质条件决定的，不是人力能改变的。”
刘永新笑了笑，那个笑容很职业，像是在练习过很多遍。
“陆总，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保守了。咱们搞工程的，不能只盯着困难，也要看到机遇。省里给了这么多资源，我们就要拿出成绩来。”
他没有反驳我的技术判断，而是开始“协助”我管理施工。
所谓的协助，就是绕过我直接给施工队下指令。
有一次我在掌子面上做地质预报，需要钻三个孔取样，整个流程需要四个小时。我回到办公室准备写报告，发现刘永新已经安排施工队提前开挖了。施工队长老赵是我的老搭档，平时很听指挥，但这次刘永新以“副经理”的身份直接下了指令，他不敢不听。
我找到刘永新。
“刘副经理，地质预报结果还没出来，你现在开挖，万一前面是破碎带怎么办？”
“陆总，你一天到晚做预报，工期都让你预报没了。我看了地质图，前面两百米都是II级围岩，没问题。地质图是省设计院出的，难道你不相信省设计院的水平？”
“地质图是初步勘察的结果，精度不够。II级围岩和V级围岩之间往往没有明显的界限，可能这一米是好岩石，下一米就是碎块。必须等预报结果出来——”
“好了好了，”刘永新摆了摆手，不耐烦地说，“出了问题我负责。陆总，你也该学着胆子大一点，不然这一辈子就只能待在项目上。”
我站在他面前，攥紧了拳头。指节捏得发白。
方远征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拉住了我的胳膊，小声说：“让他干。出了事，他才知道锅是铁打的。你现在跟他吵，他回头给你穿小鞋，你防不胜防。”
我松开了拳头。
三天后，凌晨两点。
我被一声巨响从床上震了起来。整个活动板房都在晃，桌上的杯子倒了，墙上的挂画掉了下来，屋顶的灯在剧烈摇晃。外面有人喊：“塌方了！塌方了！”
我光着脚冲出宿舍，水泥地冰凉刺骨。隧道口涌出一股浓烟和灰尘，在月光下像一朵灰色的蘑菇云。空气里弥漫着岩尘的味道，呛得人喘不过气。
我跑进隧道，头灯的光柱在烟雾里切出一条白色的通道。塌方点在进洞一百二十米处，拱顶掉下来一块三米多高、五米多宽的岩块，砸毁了十二米长的初期支护。钢拱架被砸成了麻花，钢筋网像纸一样被撕碎。掌子面方向还有三个工人没有撤出来。
刘永新站在隧道口，穿着睡衣，光着脚，脸白得像纸，嘴唇一直在抖。
“你的人？”我问。
“是……是我安排进去清理底渣的……他们说要赶进度，我说可以……”
我一把推开他，冲进了隧道。
后面跟着我的是老赵和四个抢险队员。老赵手里拿着液压扩张器和撬棍，其他人背着急救包和氧气袋。
那是六年里我最长的四个小时。
我们在塌方体后面找到了三个工人。两个轻伤，身上全是灰，但还能走路。一个腿被压住了——一块大约两百斤的岩块砸在他的小腿上，他的脸已经疼得变形了，嘴里一直在喊“陆总、陆总”。
我蹲下来，用手电照了照他的腿。骨头应该没有断，但软组织肯定伤了，如果长时间挤压，可能会坏死。
“把扩张器给我。”
我用液压扩张器一点一点撑开岩块，每撑开一厘米，那个工人就喊一声。方远征在旁边按着他的肩膀，不让他乱动。
“别怕，我在这里。”
撑到第三下的时候，岩块松了。我和老赵一起把它搬开。那个人的腿上全是血，工装的裤腿被撕开了一道口子，能看到里面的皮肉翻开着。
“把他背出去，快。”
把他抬出隧道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东方有一线灰白色的光，照在山顶上。
隧道口，刘永新还站在那里，还是那个姿势，光着脚，脸白得像纸。
救护车开走了，两个轻伤的一个重伤，都没有生命危险。
我走到刘永新面前。
“刘副经理，你听清楚。如果在青涯山再发生一次这种事，我不会在厅里告你。我会直接去省里，去交通部，去任何一个能说话的地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有证据。”
刘永新的嘴唇动了一下，但没有发出声音。
03
赵德厚第二天就到了现场。他坐着一辆黑色的奥迪，从省城开了五个小时的山路。下车的时候，他的脸色比刘永新还难看。
他看了塌方现场，在隧道里站了很久，用手电照着那些被砸毁的钢拱架。然后又看了刘永新，又看了我。
“陆鸣，你是技术负责人，这个责任你也要担。”
“赵厅长，刘副经理未经技术交底擅自安排开挖，我阻止过两次，一次是口头，一次是书面。他不听。我有工作记录、会议纪要和证人。”
“你有书面记录？”
我把当天的施工日志、地质预报记录和刘永新签字的指令复印件递了过去。
那是我在发现他安排提前开挖的当天就让方远征复印存档的。
在周远山手下干了五年，我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工程上，所有的保护都来自纸面。
赵德厚翻了翻那些文件，一页一页地看，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阴沉。
他看了刘永新一眼，那眼神的意思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