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与权力：一个哲学和政治相互没什么话说的时代

作者｜汉斯·斯鲁格（Hans Sluga）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廉和特鲁迪·奥斯法尔哲学教授，长期从事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的交叉研究

人们有时认为用一种真理与权力的一般理论有可能解释哲学与政治的互动。尼采提出了这样的理论，福柯近来重新系统阐述了它。所有这些尝试都仍是有问题的。

尼采通过阐明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而提出了他的主题。

通过利用叔本华对于形而上学意志的说明，他构造了一幅通过权力意志推动世界走向新的自我实现的图画。那幅图画可能很迷人，但他并没有做到用权威的论证来支持它。

他对于权力意志的说明仍然是一个无根据的创作、一个诱人的隐喻、一个艺术的想象。通过更仔细地考察，福柯的学说被证明与尼采的学说一样有严重缺陷。用他的话说，权力变成了一种通过人类社会的毛细血管隐匿地排出的特殊液体。虽然他将自己视为形而上学的批评者，但是他却求助于在本质上明显形而上学的并且怀疑的实证主义的酸液能轻松溶解的先天结构。就像在尼采那里，核心隐喻的解释力是假想的。它对于我们理解福柯试图将之应用于其上的历史背景没有什么帮助。

尼采和福柯的说明仍然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他们把权力（或者权力意志）当作一种单一的、神秘的基质。事实上，我们口中的权力是一个由多种多样的依赖和相互依赖关系组成的整体，这些关系包括自然的因果关系及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时空顺序的关系和制度的、逻辑的以及符号的依赖关系。我们口中的权力网络是由所有这些十字交叉的相互联系组成的。因此权力不是形而上学的实质，不是宇宙的能量或推动力，不是实在血管中流淌的魔力液体，而是存在于自然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规定权力的时候，我们就有资格说全部的人类思想、理解和认识—包括作为哲学的对真理的追求，都被权力的网络包围着。我们就有资格说真理是由权力关系制造并维持下去的，反过来它又生成了新的关系。真理与对真理的追求并不外在于权力网络，并且离开了它就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我们可以断定，真理与权力是不可分的，即使观念论传统宣称它们是分离的。

这些断言非常抽象且只有在我们能够充实它们的情况下才是吸引人的。尼采和福柯对于真理和权力的反思在这方面成就甚微。它们令人尴尬地患上了贫血症，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其他关于权力的一般理论，以及其他建立关于真理与权力的形而上学的尝试。如果我们要使真理和权力的主题有意义，我们只有通过用历史术语讨论它才能做到这一点。一种权力的形而上学会给我们提供一种广包的框架来谈论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这么想会是讨人喜欢的。

相反，我们被迫求助于历史性的叙述。正如我们发现自己离开了人类历史就没办法描述人性，我们也发现我们自己离开了对特殊的历史实例的考虑就无法描述真理和权力的相互作用。在这里没有公式能帮助我们，不存在关于权力和真理的一般反思，不存在宏大的模式——历史事实必须为自己说话。最后，即使尼采和福柯也不能对他们提出的一般主题做得太多。只有当他们开始具体谈到道德史或性史的时候，他们关于真理和权力之间的联系所说的才生动起来。他们的失败引起了对于我们是否具有形成任何关于真理与权力的系统性理论的能力的怀疑论，而我们从德国哲学家的政治纠葛中所学到的所有东西又强化了这一结论。

在这里还有另一个结论：我们不能决定哲学应该如何影响政治。我们确实可以说在1933年全心全意投身政治的德国哲学家悲惨地葬送了他们的国家。他们不是敦促他们的德国同胞面对相互竞争的政党采取一个谨慎和质疑的态度，而是鼓励他们支持一场不可靠的、令人怀疑的以及自我毁灭的政治运动。他们的失败不仅仅是政治判断的失败也不仅仅是道德上的失败。这首先是哲学上的失败。那些深陷政治的哲学家从未问过（至少没有足够认真地问过）在这一“决定性的”时刻他们应该如何行动。他们想成为精神领袖但却从未想过这是不是正确的方式。尤其是，他们从未批判性地考察他们用来实施从哲学向政治转换的那些计划和概念。他们天真地假设他们最有益的贡献是有助于加速政治革命。他们想要成为“建设性的”思想家而未能看到他们对于那个时刻的政治最积极的贡献可能是贡献无情的质疑。

那么哲学家在政治中的恰当角色仅仅是批评者和评判者吗？那会是个轻率的结论。在1933年的德国，哲学家们本可以很好地运用他们的批判能力。不过批判并不必然总是有成效的或恰当的。被我们探究过的那些事件肯定也说明了这一点。1933年卷人政治的哲学家中有很多的确曾准备通过他们对魏玛共和国的报复性批判来这么做。海德格尔战后批判性地摒弃政治暴露出同样不屈的心态，这种心态曾驱使他投人纳粹的怀抱。

批判永远需要良好的判断力来调和。哲学家们不能舒适地依赖于他们与政治的关系本质上是对抗性的这一信念。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规定他们应该如何介人政治领域的简单公式。虽然哲学家的批判性能力有时可能在政治中有用，但是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他筹划新形式的政治和社会交往的能力仍然有发挥的空间。福柯曾经说知识分子的本质问题是“断定构建一种新的真理政治的可能性的问题”。问题是改变“真理生产的政治、经济、制度机制”。

这可能确实是当代知识分子和哲学家最迫切的目标。但是它并没有提供一个一般的公式来告诉哲学家应该如何介入政治领域。无论如何，考虑到哲学家对其思想自由的正当坚持，这样的处方都会是无用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哲学和政治——大体上——相互没什么话说的时代。我们的哲学思考以其抽象性而自豪，我们的政治以其实用上的狡猾而自豪。这意味着一种永久的疏远、一个岔路口吗？我们无法说出未来它们的关系会如何。

哲学和政治两者都还可能采取无法想象的实现方式。那种可能性恰好构成了我们口中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哲学和政治之间的不断改变的冲突模式恰恰因那种自由而成为不可预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