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社会学与经济学语义上的错位

青年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哲学的批判，是社会学的批判，这个批判的逻辑起点就是 “劳动异化”。

“劳动” 这个词语，在亚当 ・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中，是一个学科化的生产要素。古典经济学不需要用太多笔墨陈述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背后的东西 —— 人的生活状态、道德规范，这是一切科学的基本分析法。

正如医生在看 X 光片时，不会问这个病人的道德怎么样，病人是一个高尚的人还是一个贪婪的人，医生就是医生。经济学也一样，专家与大众的区别在于，大众是用 “好人”、“坏人” 去定义谁是资本家，比如许家印与任正非，前者被视为资本家，后者被视为企业家，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并不具有学科价值。因为从产权关系与雇佣劳动的特征来看，两人都是资本家，经济学的区分是 “失败的资本家” 与 “成功的资本家”。

亚当 ・斯密关心的是劳动与资本的供求关系，要捕捉“无形之手”，从而确立劳动与资本的经济学原则。决定工资中位数的，不是资本家的贪婪或同情心，而是市场中资本与劳动的供求关系自然调节的结果，它不具有主观性，是客观的。

这对充满革命激情的马克思来说，却是 “虚伪” 的。

因为德国人的综合思维总要观察 “全面的人”，而哲学的拷问，也必然是对灵魂的终极拷问，要追问一个 “为什么”：为什么在资本、地租与劳动的关系中，劳动是被统治的一方？

于是，抽象的经济学要素概念 —— 劳动，与综合的、大写的 “人”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