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补贴不是问题，有人想叫停它才是问题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奥派经济学）

文丨张是之

外卖补贴不是问题，想要叫停补贴的人，才是问题。

张五常讲过一个鸡蛋故事。

某家店财大气粗，想用低价鸡蛋把街对面的同行逼死。结果亏了一阵子之后，自己先撑不住了。临死前去问对面：你哪来的货，怎么跟得上我？结果对方淡淡一句话：“鸡蛋是从你家进的。”

这个故事揭开了一个让“掠夺性定价”显得可笑的事实，价格不是你一个人能操控的，市场会自己找出路。

今天那些急着给外卖补贴定罪的人，是因为“低价有阴谋”这个叙事太好用了，立场鲜明，能调动愤怒。至于逻辑对不对，其实不重要。

一、拆穿这场“善恶大戏”

3月25日，经济日报一篇《外卖大战该结束了》横空出世，把外卖补贴定性为“看似惠民，实则内卷”，语气笃定，像个已经结案的判决书。

4月2日，新京报跟上，搬出“交叉补贴”“低于成本”“掠夺性定价风险”等词，还给出了“补贴800到1000亿元”的公开估算。

这两篇文章的逻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便宜是阴谋，补贴是倾销，价格战是内卷，所以该叫停。

我完全理解这种叙事为什么流行，因为它符合大众对“资本都在做局”“大公司就是垄断”的直觉想象，逻辑简单但情绪丰满，读起来像是在看宫斗剧。

但问题是，它是错的。

市场经济之下，只要交易是自愿的，低价就是消费者的福利，不需要任何额外解释。 外卖消费者真实地感到便宜，真实地少花了钱，这不是幻觉，也不是什么“收割前的甜头”。

更关键的是，低价从来也不天然就等于是在掠夺。

外卖不是水电煤，没人被绑在一个平台上，也没有背后的行政垄断，消费者每天都在多平台比价、切换、卸载或者重装。

正因为可随时“跑路”，平台想靠“先便宜后涨价”来完成收割，面对的是一道几乎无解的难题：你怎么保证用户不在你涨价那天换去对手那里？

低价是现象，不是罪名。把“低价”当作原罪，等于是扼杀了市场最有效的价格机制。很显然，降价也是市场机制的一部分。

二、“掠夺性定价”：一个被滥用的高级词汇

“掠夺性定价”这个词听起来很吓人，但它真正成立，需要跨过三道门槛。每一道，都比想象中难。

第一道门槛，连“成本”是什么，恐怕都没人说得清。

张五常早就说过：什么是“本”不简单，政府施行此禁制法例，很容易杀错良民。

这话一点都不假，底层逻辑在于，成本本身是一个主观判断。所以企业的成本，从来不是一个Excel表格就能定性定量的。

边际成本还是平均成本？短期可变成本还是长期增量成本？多业务平台的共同成本怎么分摊？外卖平台给消费者这边的价格可以是零，因为收费的点可以放在商家那边或者放在未来。

所谓看上去都“低于成本倾销”或者“掠夺性定价，这本身就是商业模式的一部分。用“低于成本”作为一条机械的判断红线，最容易误伤的是：促销、创新、规模经济、效率优势。

你最可能打死的，恰恰是那个最努力把成本和价格压下来的企业和企业家。

所以，连“成本”问题这个起点都无法确定，这个指控从一开始就是空中楼阁。

第二道门槛，就算“成本”算出来了，也未必能走到“回本”那一步。

“掠夺性定价”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逻辑闭环：先亏本打死对手，再涨价把亏的赚回来。如果没有“合理的回收前景”，整件事连动机都不存在。

美国最高法院在1993年的“布鲁克集团案”中，明确提出了认定“掠夺性定价”的两项核心要件：第一，企业的定价必须低于其相关成本；第二，企业必须具有在未来通过提高价格“回收亏损”的现实可能性（即所谓的“回收能力”）。

但是法院进一步强调了，如果缺乏这种回收机制，那么即便竞争对手因此受损甚至被迫退出市场，只要市场价格因此降低、消费者在当下获得更低价格的商品或服务，这种行为通常仍应被视为对消费者有利，而不应轻易被认定为违法的掠夺性定价。

也就是说，虽然低价可以让你的竞争对手很痛苦，但这并不等于说消费者就成了那个“受害者”。法律不应该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

外卖这种高频、可比价、可随时切换的市场，回本更难、周期更长。用户迁移成本几乎为零，监管和舆论盯着，新的挑战者随时可能带着更大补贴杀进来。你刚想涨价，流量可能已经跑了一半。

“掠夺性定价”的回本逻辑可以想象，但回本这件事，本身几乎不可能发生。

第三道门槛，就算前两道都过了，整个故事在现实中还是站不住。

所谓的“掠夺”想要成功，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让潜在的进入者相信“进来就会被烧死”，才能吓退竞争对手，才能最终独吞市场。

但今天的外卖市场，轻资产模式、私域流量、社区团购、即时零售，进入方式多得数不清，每隔几年换一套打法。

没有任何一家平台能“关上门”，你烧死了一个对手，下一个挑战者已经准备好在另一个方向破门而入了。

这三道门槛，一道比一道致命。

所以，“掠夺性定价”这个故事，开头的成本问题说不清楚，中间的过程走不完，更别说有人真的能走到终点“躺赢”了。

“掠夺性定价”其实很难界定、很难证明，但同时很容易被滥用。

当它从严谨的法律概念滑落成一个情绪化标签，监管者和喜欢监管的群众们，自己都会变成那个“价格审批员”。

三、历史早有真相

如果你觉得监管的介入总是站在消费者这边，总会去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恐怕历史会来打脸。这不是个案，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

比如标准石油，是教科书里“垄断者”的标准模板。很多人只要谈反垄断都会把它当作一个正面典型，但实际上，标准石油是典型的反垄断受害者。

传统经济学教材总会有意无意地忽略历史的细节：标准石油扩张的那几十年，精炼石油的价格从1869年的每加仑30多美分，一路跌到1874年的10美分，再到1897年的5.9美分。

标准石油在扩张，但石油价格在下跌，消费者也在受益。但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还是裁定拆分。

这件事本身就很荒唐，当法律的目标从“保护消费者”滑向“规模越大越可疑”“规模做大就是原罪”的时候，你就可能在价格下降、消费者获益的同时，把企业给拆了。

更荒谬的是，围绕标准石油“是否存在掠夺性定价”，学界根本没有共识。连几十年后学者们都还在打架的问题，当年就被拿来定罪，你说是不是很滑稽？

另外同样被反垄断定罪的还有“美国铝业案”。

美国铝业公司被起诉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控诉你企业规模过大，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因此构成违法垄断。

最初，地方法院判决美国铝业公司胜诉无罪，但美国政府相关部门表示不服，随即提起上诉，案件一度被提交至美国最高法院。案件审理过程几经波折，最终转由德高望重的汉德法官负责审理裁决。

汉德法官最终作出判决，企业只要在其所处行业中拥有足够强的市场支配地位，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构成违法。案件也因此以美国铝业公司被强制肢解为数家小公司而告终。

在汉德法官看来，美国铝业公司“做大”本身就是错误的。背后的逻辑，正是主流经济学对垄断问题的认识：一旦企业规模扩大并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就必然会滥用这种地位，进而损害消费者利益。

这种预设，几乎被当作垄断的“原罪”。

简单说就是，你做大了，本身就是你的错。

这套逻辑今天依然有人走照搬硬套，他们固执地认为市场份额高了，所以你一定是在作恶；扩张快了，所以你一定想垄断。但这是在把“结果”当作“动机”，把“规模”当成了“罪证”。

但从实际结果来看，美国铝业公司在不断做大的过程中，并未出现传统垄断理论所预言的情形。

相反，铝的产量持续大幅增长：从1889年时每天仅约23公斤，到48年后被起诉的1937年，已上升至每天约454吨，日产量提高了近两万倍；与此同时，铝的价格则一路下降，从1887年每磅8美元，降至1941年的每磅约0.15美元，价格降到了原来的约2%。

整个过程中，消费者受到了什么侵害吗？答案是NO。

如果一个行业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产量大幅提升、价格持续下降，消费者真实受益，那我们至少应该问一个更基础的问题——这到底是“垄断的证据”，还是“竞争的结果”？

但在现实中，这个问题往往被直接跳过。规模被当作是罪证，价格下降反而成了“有问题”的信号。于是监管的逻辑，从“保护消费者”，悄悄滑向了“纠正市场”。

历史教训说得够明白了，监管者最容易犯的错，是把“价格下降与规模增长”当作阴谋的证据，而不是当作竞争的结果。

所以，真正该警惕的，从来不是低价，而是有人开始决定，什么样的价格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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