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家》今日上映，导演景一：用简单、贴近当地生活的方式去创作

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自然与人文的共生关系如同深埋土壤的根系，无声编织着民族、代际与文化间的对话网络。《植物学家》将镜头对准了一个新疆村庄，少年阿尔辛手绘研究植物手稿，与大自然为伴，汉族女孩美玉的出现为阿尔辛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变化。导演用诗意的镜头语言探寻人与自然共生共融的深层联系。影片的灵感源于导演幼时在新疆成长的记忆——不同民族孩童无界的友谊、游牧文化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一位从事植物研究的朋友的启发…

《植物学家》为导演景一的长片首作，由单佐龙，齐艾担任该片制片人。本片获得第7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Kplus”竞赛单元国际评审团大奖。4月14日，影片正式登陆全国艺联大银幕，期待在影院能遇到喜欢它的观众。以下为凹凸镜DOC对导演景一的专访。

《植物学家》海报‍‍

用简单、贴近当地生活的方式去创作

作者：漫盈

编辑：张先声

凹凸镜DOC：首先，我想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以“植物学家”作为切入点？

景一：在创作之前，我有一位朋友在新疆从事植物研究，这让我产生了灵感。我试图想象植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能从植物身上获得哪些启示。新疆有很多民族，而其中哈萨克族作为游牧民族，与植物和自然的关系是非常近的，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在新疆开车做关于植物的田野调查，不管是民间故事，还是民族文化，还是日常生活等等，慢慢地找到这个切入点。

凹凸镜DOC：您在电影中使用了一些自然元素，比如水和火。请问您在使用这些自然元素时有什么特别的思考吗？

景一：我一直认为，自然——或者说“风景”——能够承载人类的情感和记忆。我们如何感知景观，往往决定了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因此，对我来说，自然景观以及人与自然的接触是这部影片中特别想传达的内容。尤其是在当今社会，我们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这种联系显得更加珍贵。

凹凸镜DOC：在观影中，我确实能感受到这一点。在片中，您使用了一些超现实主义的元素，比如马。它似乎处于一种非人的状态，却又能够与人类交流，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请问您在选择这个载体时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马这个形象在新疆或哈萨克族文化中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景一：在这个影片中，我试图展现一种并列的关系：你和我，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它们都生活在这里，彼此之间不仅仅是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这种选择既是我个人的决定，也源自这片土地给我的灵感。特别是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中，他们与自然的关系非常紧密，古老的传说中动物也能与人类交流。马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角色，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

《植物学家》剧照

凹凸镜DOC：说到新疆，可能我首先想到的动物就是马。进一步思考，马象征着移动和迁徙。请问您在选择马这个形象时，是否有意识地想要表达某种潜意识的迁移概念？

景一：的确，说到新疆就会想到山、森林、马、河流，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这里的人自古以来都是择水而居、靠马行进，很大程度上要靠这些事物来感受自然、来适应自然。马对新疆这样广袤的地区，无论在哪个层面都太重要了，它几乎伴随着人生存的方方面面。

《植物学家》剧照

凹凸镜DOC：您在新疆长大的经历是如何影响您的创作呢？特别是与哈萨克族小孩相处的经历，是否为您这部电影带来了灵感？

景一：小时候其实没有太多概念，纯粹就是有一群朋友，来自不同民族。随着慢慢长大，接受了更多教育，认识了更多朋友，再回到家乡时，重新认识了年长的不同民族的朋友。我们逐渐发现，彼此理解生活和感受事物的方式确实有些不同。

在这部电影中，哈萨克族的元素更多是我作为汉族人，尽力去寻找一种属于这个地区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至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世俗化了。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生活习惯也开始逐渐变得相似。

凹凸镜DOC：那您怎么理解语言在电影中的作用？我觉得语言承载了很多文化和情感。我注意到电影中小朋友突然切换到普通话，这让我很好奇。您如何看待语言作为这种介质在电影中的运用？

景一：正如我刚才提到的，这部电影中“和”的并列关系非常重要。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部有少数民族元素，与少数民族主创共同创作的电影，还是与演员们共同完成的作品。因此，它既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也有我的视角。因为我小时候的经历与他们非常相似，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具体的小孩子——喜欢自然、感受自然的孩子。

关于语言的选择，我希望哈萨克语能在电影中得到更多呈现。因为语言不仅关乎表达什么，更关乎如何表达与感受世界。除了语义，语音的韵律本身也体现着人如何感受周遭。而不同的语言，也如同不同的植物生在同片土地上。

《植物学家》剧照

凹凸镜DOC：有观众看完后觉得您讲述了一个纯爱的故事。但我不太确定这是否真的是一个懵懂的纯爱故事，还是儿童之间的友情。它是否具有某种文化指向？

景一：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我更愿意说它像一个现实的童话——讲述现实中发生的童话，以及童话如何走向现实。这里面包含了我个人的愿望。特别是在今天，我希望呼吁一种简单、纯粹的人际交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之间以及整个世界环境的复杂性，往往源于我们不断建立的各种界限。

凹凸镜DOC：还有一个感受是，我分辨不出这部电影是否设置了具体的时间背景。我觉得它似乎完全脱离了时间框架。在地域上，相对于整个中国的大背景，它像是一个在发展过程中被抛离出主流语境的存在。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景一：关于时间的问题确实很有趣。在拍摄时，我也有这种感觉——故事中包含了多个不同的时间维度。你可能会觉得它发生在今天，但又似乎离你很远。

我没有处理得非常明确，这种模糊或临界的状态与村庄的现实很相似。这个村庄正处于一个过渡期：人们不断离开，拥抱城市和现代化，而村庄本身仍保留着原始、简单的特质。因此，在村庄里，你能看到广播和手机的现代讯息，同时也能看到仿佛生活在许多年前的人们。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感觉。

正如我之前所说，创作电影时，我心里有一个自己的印象。这些记忆也会在电影中发挥作用，形成一些非常主观的层次。

《植物学家》剧照

凹凸镜DOC：我发现您通过广播来交代时代背景，其表达的用意是？

景一：这些东西我想说的是，结合整个影片来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感叹或缅怀的电影。电影中的人物生活在具体的现实中，而现实在不断变化。

我设定的时间背景是这个村庄处于一个临界点，它会持续发展。这种发展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也是对影片的一种中和——不要总是幻想一个特别美好的呈现，它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时代背景在发生，并渗入他们的生活。如果我们都有城镇生活的经验，都会对此有很多共鸣。

凹凸镜DOC：我觉得哥哥回来后的情感刻画非常真实。他完全被那边的人遗忘了，我可以感同身受。我也处在类似的焦虑中，所以觉得这部分特别动人。

景一：除了少数民族朋友，今天还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处于这种状态：在家乡不甘心，去城市又有牵绊，回来又不甘心，不断在城市和村庄之间犹豫不决。这种漂浮的状态是很多人在城市化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从城市回来的年轻人往往看不上周边的人，觉得他们没见过世面。但到了城市，又发现生存很艰难。

《植物学家》剧照

凹凸镜DOC：您创作这个剧本的最初契机是什么？

景一：最早，是在与张献民老师聊天中萌生的创作这部电影的想法。他推荐了几部电影，虽然我没全看，但从谈话中我还是得到一些灵感：用简单、贴近当地生活的方式去创作。

凹凸镜DOC：本片的美术设计和摄影都很好，你们之间是怎么合作沟通的？

景一：我们前期进行了很多沟通。我们一起去现场，美术指导也和我们一起勘景，了解当地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识了很多当地的草药师——哈萨克族的老中医。我们收集了大量资料，做了很多调查，才逐渐形成了关于植物如何呈现、这个“家”如何呈现的想法。

凹凸镜DOC：电影里的那些植物手稿做得特别漂亮，都是手绘的吗？

景一：对，很多地方都是手绘的。制作了两三本这样的书籍，非常精心。这些手稿能够很好地体现出他们家与植物的深厚联系，甚至他们家族与植物、与哈萨克传统医学的关联。

凹凸镜DOC：什么样的关联？

景一：这个故事里，他的叔叔是村里的医生。哈萨克族的传统医学中，治病也使用很多草药，与中医很相似。这些册子可能是他爷爷或叔叔留下的笔记，记录了植物可以治疗什么病、有什么作用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小孩与上一辈建立了传承的联系。

凹凸镜DOC：这部片应该是您的长片首作，您觉得对比拍摄短片有哪些挑战？

景一：有挑战，（和拍短片）完全不同。短片有时是一个概念或一种情绪，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呈现。但长片涉及到如何引导观众继续观看，如何在整体结构中引领他们到你想呈现的部分。它更关乎长时间的结构构建，与短片很不一样。

《植物学家》剧照

凹凸镜DOC：我想问一下您与两个小演员之间的沟通是怎样的？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他们是否激发了您的一些灵感？您又是如何找到他们的？

景一：我们前期很早就开始寻找小演员。演员副导演开车去各个学校找，我也参与了一段时间。后来在筹备阶段，他不断发各种视频给我们看。找到合适的小演员并不容易，只能耐心地与他们沟通。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事情帮助他们，比如让他们自己去大自然中寻找植物。甚至需要一遍又一遍地拍摄，让他们慢慢适应镜头和工作方式。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先找到适合电影的演员，这是关键。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寻找，找到后再用一些小方法让他们与村庄的时间节奏保持一致。通过设定一些角色动作，他们逐渐觉得有趣，慢慢专注起来，效果就好多了。‍

《植物学家》预告片‍‍‍‍‍‍‍‍‍

凹凸镜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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