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温州银监局局长赵秀乐主动投案，系易会满、沈荣勤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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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羽扇观金）

4月1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纪委、浙江省嘉兴市监委通报，原温州银保监分局二级巡视员赵秀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浙江金融监管局纪委纪律审查和嘉兴市监委监察调查。

赵秀乐的从业经历，横贯了中国基层金融监管体系从萌芽到成熟的完整历程。1979年，他进入浙江银行学校金融专业学习，与后来相继落网的楼文龙、易会满、沈荣勤等校友同窗共读。毕业后，他被分配至中国人民银行乐清支行，从基层起步，历任股长、副行长、行长；2000年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任副行长；2003年起，先后担任温州市银监分局副局长、丽水银监分局局长、温州银监分局局长、二级巡视员。在温州这片民间金融最活跃、监管挑战最复杂的土地上，他主政金融监管前线长达十余年。

从人民银行基层信贷员，到银保监分局党政一把手；从亲历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风暴中心，到推出“温州样本”化解区域金融风险。赵秀乐的仕途轨迹曾被视为基层金融监管者成长的一条典型路径。然而，随着“主动投案”的通报发出，这段看似完整的监管履历，不得不面临重新审视。

从央行基层到银监“封疆大吏”：赵秀乐的四十年监管从政路

在温州金融圈，赵秀乐这个名字曾经意味着某种权威。然而官方通报他主动投案时，距离他退休淡出公众视野已有数年，随着他被带走了消息传开，人们开始重新打量这位昔日的“监管一把手”——他的人生轨迹，几乎就是温州金融监管史的一个缩影。

原温州银监局局长赵秀乐（左）

赵秀乐长达四十年的职业生涯，始终绕不开温州。

2000年，他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踏进这座民间资本最活跃的城市。温州的特殊性在于，民营企业遍地开花，融资却长期依赖地下的民间借贷，担保公司、典当行密布街巷，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界限像一层窗户纸。对于手握监管权的人来说，温州既是施展拳脚的舞台，也是一个容易让人迷失的江湖。哪家机构能拿到牌照，哪家企业的贷款申请能被“打招呼”，往往就在监管者的一念之间。

赵秀乐的起点，其实很“正统”。1979年，改革开放刚起步，他考进浙江银行学校学金融，1981年毕业，他被分到中国人民银行乐清支行，从股长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做到副行长、行长。

这所学校后来在浙江金融腐败案中频频现身，楼文龙、易会满、沈荣勤等相继落马的高管均毕业于此，外界称之为“浙江银校校友圈”。

其中，楼文龙（原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于2024年5月被查；沈荣勤（原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于2023年8月落马；而最受关注的当属易会满——这位曾任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证监会主席的“风云校友”，于2024年11月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成为该校友圈中级别最高的落马者之一。

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自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设立，赵秀乐先生随即加入温州市银监分局，担任副局长职务。随后，他被任命为丽水市银监分局局长，并在之后重返温州担任同一职位，直至以二级巡视员身份结束其职业生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赵秀乐先生掌握着实权，包括信贷准入、金融机构审批以及违规行为的处罚等关键职能，这些职能足以影响一家银行的存亡。

尤其值得琢磨的是，赵秀乐在温州主政的时间，恰好撞上温州银行原行长吴华那桩惊天大案。吴华靠违规放贷、挪用公款、收受贿赂，涉案金额超过15亿元，最后被判死缓、终身监禁，案子被最高法、最高检列为金融腐败的典型。

吴华能在温州银行长期操控事务，作为当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赵秀乐与该金融生态长期共存，是否涉及其中，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无定论。

“温州样本”背后，危机处置者是否也是规则破坏者？

2011年下半年，温州爆发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民间借贷危机。当时，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资金规模庞大，风险高度集中。2011年6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仅为0.37%，为全国地级市最低。当年9月民间金融风波爆发后，一些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当地银行业不良率开始不断走高。

到2011年年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攀升至1.36%；2012年末升至3.75%，不良贷款额达262.84亿元；2013年末进一步恶化至4.41%；截至2014年4月末，已飙升至4.69%，三年间暴增近12倍。多名企业主因资金链断裂出逃或跳楼，触目惊心。

正是在这场危机的应对过程中，时任温州银监分局局长的赵秀乐承担了核心角色。资料显示，他带领温州银监分局立足实际，推出一揽子创新举措，引领温州银行业全力打造区域金融风险化解和防控“温州样本”。温州银监分局早在2013年7月就在全省率先推行了《温州市银行业防控多头授信过度授信自律公约》，形成了联合授信机制。至2017年末，温州不良贷款率已从峰值4.69%降至1.92%，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减少50.7亿元，实现了连续11个季度的“持续性双降”。

联合授信管理机制覆盖温州地区21051户授信企业，授信总额较实施前下降499.7亿元，涉及3家以上银行授信的企业数较2013年末下降66.33%。2018年，这一“温州经验”被写入全国联合授信管理办法，银保监会据此正式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授信管理办法（试行）》，在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了近五年的联合授信管理机制获全国推广。

然而，“温州样本”的光环之下，隐藏着不少令人警惕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温州的民间资本实力雄厚，民间的借贷活动非常活跃，温州危机期间法院借贷纠纷起诉案件是正常年份的10倍左右，银行体系深度卷入其中。在这种危机处置的特殊时期，监管者实际上拥有了远超平时的自由裁量空间——谁的贷款可以展期、谁的不良资产可以缓置、哪家机构可以获得更宽松的监管待遇，这些决定往往不透明，不易受到外部审查。另一方面，温州许多公务员也参与其中，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边界，在这种特殊的地方金融生态中，往往变得格外模糊。

危机的爆发，客观上为监管者介入企业经营、接触民间资本提供了更多机会。一家面临流动性困难的企业，为了争取银行不抽贷、不压贷，往往需要打通监管渠道，而监管者也由此获得了平时难以名正言顺取得的“服务费”或利益输送机会。这一逻辑，在过去几年浙江金融反腐案件中反复验证。

随着浙江金融反腐调查的持续推进，更多曾经隐藏于权力深处的腐败细节，或将次第浮现，金融监管体系的自我净化，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