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中顾委常委辞世，两次冒犯毛主席，因一桩憾事而未能释怀

2015年的夏天，北京城里悄悄走了一个人。没有大张旗鼓，没有惊天动地。

只有一纸讣告，几行字，告诉世人：最后一位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就这样走了。享年101岁。

这个人，叫张劲夫。

1914年，安徽肥东。

那一年，这个地方出了个穷人家的孩子。父母靠租地为生，能送孩子读书，已是倾尽全力。但这孩子偏偏争气，读书读得快，脑子转得也快。家里人以为，读完书，能"跳出农门"，找份体面差事，就算圆满了。

没想到，他走上了另一条路。

1930年，父母实在交不起学膳费，托人打听，说南京有个晓庄师范，陶行知办的，不收学费，吃住在农民家，费用低。

张劲夫就这样进了晓庄。这所学校不讲"八股"，讲"生活即教育"，学生要下乡种地，要扫盲，要办夜校。在这里，他第一次明白：知识不是挂在墙上的，是要掉到地里解决问题的。

这个认识，后来跟了他一辈子。

1939年，他被派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政治部副主任。那段时间，日军、顽军、土匪搅在一块，局势极其复杂。张劲夫负责的，是政治动员和组织协调——一边要让老百姓信任队伍，一边要协调各方矛盾，还要从一批识字不多的青年里选人、教人、用人。

这是他第一次"搭台"，台子搭在战火里。

1939年7月，他执行中央指示，将大别山区3000多名党员干部和进步人士，分批撤退到皖东新四军活动地区。这批人，后来成了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骨干。没有这次撤退，后来的很多故事就得重写。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最险峻的阶段。鲁南地区沦为敌占区，张劲夫率部返回敌后打游击。一个雨夜，他带队急行军，一夜跨越沭河、沂河，行程上百里。过河时，他不会游泳，骑在马上，马用前蹄刨水前行，他死死抓住马鬃，差一点被山洪卷走。

活下来了。

1949年，大军南下，张劲夫随部队接管杭州，出任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后又主持浙江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工作，到城市接管，再到财政经济，他走的每一步，都踩在最硬的地方。

1956年，北京，中国科学院。

这一年，张劲夫被陈毅副总理点名，调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主持全院日常工作。院长是郭沫若，名气响，象征意义大，但具体操盘的，是张劲夫。

他一进门，就知道自己是个"外行"。院里坐的，是钱学森、华罗庚、童第周……一个比一个响。面对这些人，他没有端架子，直接摊牌："我不懂科学，来当学生，向大家学习，一起做好向科学进军的工作。"

这句话，科学家们半信半疑。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个"外行"和以往的干部不一样。他不乱出点子，不随便插手研究方向，做的第一件事，是替科学家们把后勤和住房先安顿好。"把家安稳，再谈成果"——这是不少院士晚年的回忆。

他接手的第一件大事，是组织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份规划共600多万字，提出57项重要任务、616个研究课题，重点任务12个，最紧急的6项里，原子弹和导弹两项赫然在列。几百名专家，分专业分系统开会讨论，意见针锋相对，张劲夫坐镇协调，原则只有一条：国家缺什么，先补什么；关键学科，不能断代。

这份规划，后来被证明影响深远。几十年后的众多重大科技成果，都能找到当年这份规划留下的影子。

麻烦比成果来得更快。

1957年，反右运动来了。

这场运动，打倒了无数知识分子。中科院聚集了一大批从海外归国的顶尖科学家，政治气氛一旦绷紧，他们随时可能成为目标。运动刚开始，张劲夫就意识到，这件事不能等。

他做了一个在那个年代极为冒险的决定：以个人名义，上书毛泽东，请求保护科学家。

执行时，他不是说说而已。沈阳金属所有位葛庭燧研究员，当时所里党委汇报了他的大量言论，要将其划为右派。

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中科院京区55个单位划定的右派人数，不及很多高校一所学校的几分之一。但危机还没完。

1959年9月，张劲夫从庐山会议回来，又碰上了另一件烫手的事。

消灭麻雀的运动，在全国搞得轰轰烈烈。毛泽东亲自提出过"麻雀是害鸟"，庐山会议上仍坚持"麻雀还是要除"。运动高峰期，北京300万人连续三天围剿，累死、毒死、打死麻雀八万多只。华罗庚、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也被拉去敲锣打鼓"剿雀"。

中科院的生物学家坐不住了。

他们找来数据和历史案例——174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灭麻雀，结果果树被害虫啃光；1950年，法国滥捕麻雀，农作物大歉收。科学家的结论很清楚：麻雀吃谷物，也吃害虫；消灭麻雀，可能换来更大的虫灾。

这批材料摆到张劲夫面前。他很清楚，这是"政治运动中的科学问题"，碰这个事，风险不小。庐山会议刚批了彭德怀，反右倾的气氛还在，谁敢在这时候说麻雀不该打？

但他还是决定上报。

1960年3月，毛泽东正式下令：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

麻雀就这样"翻了案"。这件事，既是科学的胜利，也是张劲夫在政治高压下，选择说真话的一次记录。

1975年，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张劲夫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从科技系统转到财经系统，跨度不小，但对他来说，财经本就是老本行。从抗战时期的华东财政，到解放后主持浙江财经，这条线他没断过。

只是，这一次面对的问题更难。

新中国走过几十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账越来越难算。价格扭曲，物资调配失灵，企业没有积极性，地方吃"大锅饭"。改革势在必行，但怎么改，没有现成答案，也没有人敢拍胸脯保证不出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历史转向。张劲夫参与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相关工作，后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那段时间，很多具体的改革方案，都还在纸上推演，他的任务，是把方向推进到可以落地的程度。价格改革是其中最烫手的一块。

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矛盾，已经拖不下去了。完全放开，风险极大，物价可能一夜失控；完全不动，市场活力继续被扼死。

他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连续开会讨论，最终推动了"价格双轨制"方案的形成——计划内价格保基本供给，市场价格反映供求关系，在一定范围内分步试点。

这个方案后来被称为"过渡性安排"，在当时争议极大，但确实让改革平稳推进，没有翻船。

1982年，他出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同年担任物价改革小组组长。这个位置，是改革开放最前沿之一，每一个决策，牵动亿万人的生计，出了错，就是历史的负担。

他的风格，是能推进就推进，不等"完美方案"出来再动。他重视调查研究，一有机会就到地方、企业、农村去看，在基层干部的"牢骚"里，往往能嗅出制度层面的真实问题。不久，经济改革又推到了一个更敏感的领域：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三个字，在当时的争议不比价格改革少。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能碰；有人说，不试就找不到出路。在争论声里，张劲夫做出了选择——公开支持在有限范围内探索股份制，并参与推动相关部门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开始研究证券市场的制度设计。

那时候谈"证券"，大多数人还觉得陌生，甚至敏感。但正是这步"小步慢跑"，为中国日后建立规范证券市场打下了基础。

他推动这件事的时候，已经年近七旬。对一个老人来说，这不是"保险"的选项。万一试验失败，骂名难免。但他的逻辑只有一条：只要有利于国家长远，就不能因循守旧。

1987年，中共十三大，张劲夫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92年，中顾委撤销，他正式从一线退下来。按说，到了这个年纪，功成身退，就该画句号了。

但邓小平专门交代，希望他继续担任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的负责人。

这个安排，等于让他在更宽泛的舞台上，把"引进人才"的事继续做下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人才和技术短板暴露明显，如何在政治安全前提下引进国外智力，是摆在决策层案头的难题。张劲夫当年负责过"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官方渠道，通过政府协议和国际组织合作引入专家；另一条是民间和专业渠道，通过学术机构、行业协会和企业直接合作。他主张用制度解除双方顾虑，给外国专家明确的生活待遇、工作条件和交流范围保障。

这套做法，后来逐步制度化、常态化。从短期项目到长期合作，从少数领域试点到多行业铺开，张劲夫在这背后，是那个最早"搭桥"的人。

2015年7月31日，23时58分，张劲夫在北京病逝，享年101岁。

新华社的讣告上，写着这样的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科技和财经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他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中顾委常委。这个身份，意味着他亲历并参与了新中国几乎所有最关键的历史节点：从"两弹一星"的秘密研制，到十年动乱后的经济重建，再到改革开放的制度探索。

但在这一切之外，他留下了另一件事，藏在两首诗里。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那几年，他的祖母在老家病重。家里托人捎信，劝他回去见最后一面。那时候，他肩上是组织武装和动员群众的担子，一旦离开，整个地区的工作就可能乱。他权衡了很久，最终没有回去。等到战火略息，消息传来，祖母已经入土多时。

1947年前后，他写下第一首悼念祖母的诗，字里行间，是"忠孝难两全"的纠结与煎熬。

几十年后，1994年，他已是八十高龄，又写了第二首。隔了半个多世纪，遗憾还是没有淡去。

这个细节，让很多人停下来想了很久。一个经历过那么多风浪、在国家最核心的政治与科技领域穿行了几十年的老人，在暮年念念不忘的，是一个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的祖母。他没有因为"大义"而释怀，反而因此更深地明白，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时间不会给你第二次。

翻回头看这个人的一生，有几件事值得再想一想。

两次在政治高压下说真话——一次为科学家争取保护，一次为麻雀提交科学依据。这两件事，单独拿出来，都不算惊天大事，但在那个年代，敢开口说，本身就需要承担风险。

他不是以勇敢者的姿态站出来的，而是以一个相信科学规律的干部的身份，选择了说实话。这两者之间，差距不小。

他在中科院十年，建立的不是某个具体成果，而是一套让科学家能够安心工作的环境和制度。他不插手科研方向，不搞拍脑袋的"一刀切"，把科学家视为"国宝"，把自己定位成"做后勤工作的"。这种认知，在那个年代并不普遍。

在财经和改革领域，他参与推动了价格双轨制、证券市场的基础研究，这些都是在没有现成经验、风险极大的情况下走出来的路。用他自己的逻辑说，不是要等到完美方案，而是在不翻船的前提下，一步一步往前走。

他的一生，贯穿了新中国最关键的几段历史。他不是最耀眼的那个人，但他是很多耀眼成果背后，那个把系统撑起来的人。

2015年，他走了。101岁。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在送别时说，张劲夫为中科院的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免受政治冲击。

这句话，已经足够了。

不过，在那两首写给祖母的诗里，他留下的，是另一种重量。那不是历史的评价，那是一个人，对自己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最诚实的交代。

历史记住了张劲夫，但张劲夫记住的，是那个他没能回去见最后一面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