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曹润青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教研部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

编者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强调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等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本期起，本刊将连续刊发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出自《礼记·礼运》，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关于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向世界阐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怀有高远的社会理想。2023年6月2日，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指出其对于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价值。今天，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仍需不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

一

中华民族“公”的观念由来已久，包括公道、公平、公共、公正等方面，贯穿政治、经济、社会、对外交流等领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价值基因。史前时期，人类长期生活在原始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氏族公社制度，人们在氏族内部共同生产、平均分配。氏族公社制度是最原始的公有制度，也是人类产生“公”观念的历史根源。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那是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实行的“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结果。

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人类逐步进入文明社会。在中国历史中，“公”也由与氏族社会集体生活相关的观念，发展出与“私”相对的含义。《诗经》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和“言私其豵，献豜于公”等诗句，显示出当时人们已经产生公私有别、先公后私的意识。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落，诸侯崛起，西周延续了近300年的宗法分封制发生根本动摇，思想观念也受到剧烈冲击。具体到公私观念上，人们突破了旧有思维框架，不再将权力视作对天子权力的分有，转而将其视为个人私有之物。同时政治权力不断下移，“礼乐征伐”从“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到“自大夫出”最后到“陪臣执国命”，大夫的私人家臣开始窃取国柄、干权乱政。在上行下效过程中，政治秩序日益败坏，私有观念也在社会各个阶层广泛传播。私有观念空前强化带来严重后果，对诸侯而言，他们不断通过变法、战争、兼并等方式扩大势力范围；对中下等贵族和一般民众而言，他们仿效上层阶级，为了个人利益不惜冲破政治和伦理秩序，整个社会逐步陷入“礼坏乐崩”局面。

面对私有观念的泛滥，诸子百家中的许多学派意识到西周以来以分封制为基础建立的“公”观念已无法收束人心，在新的现实条件下重塑“公”观念成为重建政治与价值秩序的关键。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对此均有论述。孔子代表的儒家强调“公”是执政者必须具备的政治德行，《论语》指出“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认为执政者只有做到公平公正才能令百姓满意；《荀子》指出“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在公私相对的张力下，执政者要以公义胜私欲，“公”具有原则性的优先。《墨子》主张“举公义，辟私怨”，认为人们应当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所偏私和区别。《老子》强调“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无私才造就了天地的长久，执政者应当仿效天地之大德，以无私之心治理天下。法家则认为法才真正代表“公”，《商君书》指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一切都应断之于法；《韩非子》指出“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认为公私分明关乎国家存亡。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出自《礼记·礼运》，呈现了中华民族关于理想社会的早期构想。图为宋刻本《礼记·礼运》。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礼记·礼运》明确提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这是对先秦以来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崇公抑私主张的历史性总结。《礼运》认为“小康”和“大同”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理想形态。小康社会以“天下为家”作为根本精神，人们以家庭为单位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国家形成以严尊卑、别善恶、明赏罚、界内外为主要内容的礼制秩序，整个社会稳定有序。尽管小康社会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礼运》指出在小康社会之上还有一个更高水平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不同，大同社会的根本精神是“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这个社会形态下，政治上，人们平等参与，选贤任能；经济上，财货“不必藏于己”，盗贼绝迹；观念上，劳力“不必为己”，人们超越私有观念，关心社会，以参与劳动、奉献社会为常态；伦理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人们超越一家之私，以公共的社会价值为追求，共同创造社会福祉；社会关系上，人人平等，各尽其能，并为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积极提供社会救济，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大同社会呈现了一幅不分彼此、人人为公的美好图景。

此后，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观念贯穿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并不断丰富发展。一方面，这一观念与秦汉以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相结合，参与构建国家政治秩序。汉代刘向在《说苑·至公》中提出“人君之公”在于“以公与天下”，“人臣之公”在于“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明确将“公”作为执政者的最高原则。另一方面，这一观念也成为社会有识之士批判君主集权以及历代农民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等主张的重要思想资源。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均引用这一思想资源，批判后世君主违背“天下为公”原则，“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使天下成为君主个人私产，从而有力推动了政治观念变革。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之际，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观念更成为思想家们融贯古今的思想营养。康有为撰写《大同书》，主张破除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等九种界限，最终达到消除压迫与束缚的大同社会。概言之，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在中华民族观念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体现了中华文明对理想秩序的追求。

二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是在新旧秩序交替、社会动荡的历史节点上提出的，以“公”的实践原则与“大同”的崇高理想对社会进行构想和规范，凝聚了先秦以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智慧。

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提出时主要针对春秋战国以来权力不断下移、空前私有化的社会现实。《礼记·礼运》以“天下为公”精神为中心，设计了包含政治、经济、社会、道德在内的大同方案。其中政治问题是《礼运》关心的核心问题，天下为公、天下大同首先批判的就是权力为私人占有的观念和现实，强调公共性是政治权力的根本属性。成书于秦统一中国前夕的《吕氏春秋》影响深远，《贵公》、《去私》篇被放在全书十二纪之首，可见其对“天下为公”观念的重视。《贵公》篇指出，“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主张君主须有以天下为重的公心。秦国横扫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新的政治秩序确立，世袭制成为最高政治权力的继承方式。但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观念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家天下”观念形成鲜明对照，并对其形成一定的约束。汉承秦制，《汉书》强调“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为公”这一观念为后世所继承，并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世袭制下从观念层面规范君主集权的“公天下”思想传统。

深化了中华民族对理想世界的思考。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表述都以“天下”作为单位，表明这一社会理想超越了国家层面，体现着中华民族关于人类应当如何共处的深邃思考。具体而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关于理想世界的思考认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天下不是某个或者某些民族、国家生存的空间，而是面向所有人群开放的空间，包括华夏民族和非华夏民族的五方之民应当并存于天下之中。这些思考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不同人群平等生存权的肯定，并以此为基础产生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应当在天下之中和平共处的思想。同时，这一社会理想认为政治秩序应当建立在以“公”与“大同”为代表的道义基础上，王道而非霸道应成为政治运行的规则。早在《尚书》中就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的记载。王道强调“以德行仁”、“义立而王”，认为武力压制不能使别国真心归服，只有立足于仁义才能取得别国信任，建立稳定和谐的政治秩序；推崇“保民而王”，王道不是为了称霸，而是要以保民为根本目的，将实现天下黎民的民生福祉看作最重要的事情。“天下为公”中蕴含的这种天下无外和遵循王道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理解和思考世界秩序的思想起点，成为反对霸权思维、穷兵黩武，建构万类共存、协和万邦世界图景的思想资源。

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境界。《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思想本身就蕴含着对人的道德境界的要求。孔子强调“仁”即“爱人”，人们在养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的基本德行后，就应当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泛爱众”，“泛爱众”代表了对人更高的德行要求。孟子继承孔子以爱言仁的传统，进一步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观点，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指出对他人的同情之心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天性。在孟子看来，人人都有对他人的不忍之心，只要这一天性不被遮蔽，那么人人都能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地对他人加以体恤和关怀。宋明时期，思想界普遍接受了“仁者无不爱”的博爱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万物一体”的思想。程颢指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王阳明指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这些论述都主张世界在本源上即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天地万物都是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的存在，人应当自觉自己属于世界这一整体，不应因“我”的意识而产生与他者的隔绝乃至对立。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提倡的这种对人类整体负责的使命感，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崇高道德境界。

三

不同于一般性的社会理想，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认识和思考，对中华民族在世界中界定自身、发展自我发挥了重要指引作用。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正以更加刚健有为的历史主动精神把握世界大势、参与全球事务，在推动自身发展中促进世界发展。这一过程中，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仍然发挥着强大的思想指引力和价值感召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成为当今世界具有重大标识意义的国际公共产品。图为2024年9月，联合国未来峰会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通过《未来契约》及其附件。 新华社记者 李睿/摄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倡导以天下苍生为本，反对私利至上，向往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在古老的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发挥巨大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重要文化基础。一路走来，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功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华文明蕴含的高远价值追求和博大天下情怀等可贵思想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面向未来，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必将在进一步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的历史文化源流，为人类走出集团对抗、零和博弈提供了可贵思想资源。370多年前，欧洲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基础上初步构建起了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确立了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为确定各国国际地位、协调国际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基本框架。然而，这一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作最高政治单元，将国家实力视作秩序基础，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视作首要目标，导致一些国家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惜损害他国合法权益。由于缺少超越民族国家的全人类立场，这种损人利己的非正义行为无法得到有效遏制，从而强化了各国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单边立场，使全人类的整体利益长期缺少有效保障。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倡导以世界作为政治主体，强调不同国家的共在，追求世界的整体利益，使旨在发展世界公利的理性行动成为可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承继和扩展了这一社会理想，在民族国家之上强调全人类立场，推动各国在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维护自身主权和发展，使国家行动在更普遍的全人类视野中得到规范，为从全人类立场出发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奠定了深远思想基础，成为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向何处去”时代之问的中国回答，必将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发展方向。

（本文来源：求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