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声明：本文情节存在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1993年的清明，雨下了一整天。陈江北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听见身后有人叫他的名字。
他转过身，看见一个年轻人，那张脸让他愣住了。
年轻人说：“你是陈江北吗？”
“是我。你是？”
“我妈等了你二十五年。”
年轻人顿了顿：“她叫沈秀兰。”
1968年12月，陈江北记得很清楚，火车是早上七点开的。
上海彭浦火车站挤满了人。送行的人比走的人还多，哭声喊声响成一片。陈江北的妈妈拉着他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爸站在一旁，把一条围巾又紧了紧，说：“到了来信。好好干，别给家里丢人。”
陈江北点点头，没说太多话。车厢里塞了十二个人，行李架上的东西堆到了天花板。火车开动的时候，整节车厢都在晃。
车厢里有人哭了起来。是个女生，扎着两条辫子，穿一件半新的棉袄。旁边的人劝她，说别哭了，又不是不回来了。她擦了擦眼泪，说：“我妈身体不好，我不放心。”
陈江北没说话，靠着车窗往外看。上海的楼房一点点变小，变成灰色的影子，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窗外是大片的田野，冬天的田野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火车走了整整一天。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们又换了一辆卡车，在土路上颠了三个小时。车厢上没有篷布，风灌进来，冷得像刀子割脸。
到清溪村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
村口站了几个人，手里举着马灯。灯光昏黄，照出一张张苍老的脸。一个中年人走过来，说自己是生产队长，叫赵建设。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说话嗓门大，但语气不凶。
赵建设说：“先安顿下来，明天再安排活。”
知青们被带到村东头的祠堂。祠堂很大，中间供着牌位，两边是空房间。地上铺了稻草，就是他们的床铺。窗户是纸糊的，破了好几个洞，风从洞里钻进来，呜呜地响。
陈江北把铺盖卷放下，坐在稻草上，半天没动。
同屋的男生叫李国强，上海南市区的，比他大两岁。李国强点了一根烟，说：“这地方，真他妈偏僻。”
陈江北没接话。他听见隔壁房间有女生在哭，哭声很小，断断续续的。
第二天早上，陈江北被钟声吵醒了。
钟声很响，当当当的，就在祠堂外面。他爬起来，发现窗户纸上的洞更大了，风把稻草吹得到处都是。李国强已经不在屋里了。
他走出祠堂，看见村口的槐树下站了一群人。赵建设站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个铁钟锤。他看见陈江北，说：“吃饭了，吃完了上工。”
早饭是稀粥和咸菜。粥稀得能照见人影，咸菜只有几根。知青们围在一起吃，没人说话。
上工的时候，赵建设把知青们分到不同的组里。陈江北被分到挑粪组。组长是个老头，姓刘，大家都叫他刘大爷。刘大爷给他一副扁担两个桶，说：“跟我走。”
挑粪的活不重，但臭。陈江北从来没干过这种活，捏着鼻子把粪桶挑到田里，一路上洒了不少。刘大爷没骂他，只说：“慢慢来，干多了就好。”
下午收工的时候，陈江北浑身都是味道。他在祠堂后面的小溪里洗了洗脸，水凉得扎手。洗完脸，他蹲在溪边发呆。
这时候有人过来了。他抬头一看，是个姑娘，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碎花棉袄，头发用一根橡皮筋扎着。她手里提着一桶水，走到溪边来打水。
姑娘看了他一眼，说：“你是新来的知青？”
“嗯。”
“你脸上还有泥。”
陈江北伸手摸了摸脸，确实有泥。他赶紧又洗了洗。姑娘没走，站在旁边看着他。等他洗完，她说：“你挑粪的时候，桶不能装太满。装八分就行了，多了会洒。”
陈江北愣了一下，说：“谢谢。”
“我叫沈秀兰。”姑娘笑了一下，脸上露出两个酒窝，“我住村西头，离这儿不远。”
她说完提着水走了。陈江北看着她的背影，觉得那件碎花棉袄在冬天的阳光下，挺好看的。
接下来的日子，陈江北慢慢适应了农村的生活。
挑粪的活干了半个月，他被调去插秧。插秧比挑粪难多了。弯着腰在水田里站一天，腰酸得直不起来。他插的秧歪歪扭扭，间距也不对，赵建设看了直摇头。
沈秀兰被安排来教他。
赵建设说：“秀兰干活是把好手，你跟着她学。”
沈秀兰站在田里，卷起裤腿，露出小腿。她弯腰插秧的动作很利落，一排秧苗整整齐齐。她一边插一边说：“手要轻，不能用力压。根要埋深，但苗不能歪。你试试。”
陈江北试了一下，还是歪的。
沈秀兰走过来，直接握住他的手，帮他调整姿势。她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都是黑泥。但她的手很暖。
陈江北觉得耳朵有点烫。
沈秀兰松开手，说：“多练练就好了。你识字的人，学这个不难。”
“你怎么知道我识字？”
“你戴眼镜。”沈秀兰笑了，“村里戴眼镜的就你一个。”
陈江北也笑了。这是他下乡以来第一次笑。
中午休息的时候，知青们坐在田埂上吃饭。沈秀兰从家里带了一碗咸菜，分给陈江北。咸菜腌得很咸，但比队里分的好吃。陈江北说：“你做的？”
“我妈做的。”沈秀兰说，“我爸走得早，我妈身体不好，家里的事大多是我做。”
“你几个兄弟姐妹？”
“两个弟弟，都还小。”沈秀兰低下头，“我不识字，小时候想上学，家里没钱。”
陈江北说：“我可以教你。”
沈秀兰抬头看他，眼睛亮了一下：“真的？”
“真的。”
从那天起，每天收工后，陈江北都会教沈秀兰认字。
他们坐在祠堂后面的石头上，用树枝在地上写字。陈江北先教她写自己的名字——“沈秀兰”。三个字，她写了一整晚。歪歪扭扭的，但她很认真，一笔一划地描。
写好了，她抬头冲他笑。那个笑容，陈江北记了一辈子。
“秀兰”两个字写会了，陈江北又教她写“天”“地”“人”“山”“水”。沈秀兰学得很慢，但从不放弃。有时候一个字写几十遍还记不住，她就急得抓头发。陈江北说别急，慢慢来。她说：“我不怕慢，我怕学不会。”
陈江北发现沈秀兰虽然不识字，但脑子很灵。她记得住所有庄稼的种植方法，记得住村里每户人家的亲戚关系，记得住二十四节气。她只是没有机会读书。
有一天晚上，陈江北拿出二胡拉了一首曲子。沈秀兰第一次听，问是什么曲子。陈江北说《二泉映月》。她听完，眼眶湿了。她说：“这曲子像在哭。”
陈江北说：“阿炳写的。他是个瞎子，一辈子苦。”
沈秀兰沉默了一会儿，说：“苦人写的曲子，苦人才能听懂。”
陈江北看着她，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1970年春天，清溪村发生了一件大事。
公社来了通知，说有一批招工名额，可以去城里的工厂上班。知青们炸开了锅，谁都想去。赵建设说名额只有两个，要表现好的。
最后选上了李国强和一个女知青。李国强走的那天，陈江北送他到村口。李国强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你也会有机会的。别急。”
陈江北说不急，但心里不是滋味。
沈秀兰看出来他不高兴。收工后，她来找他，坐在他旁边，半天没说话。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
沈秀兰说：“你是不是想走？”
陈江北说：“不是想走。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
“上海好吗？”
“好。”陈江北说，“有高楼，有电车，有电影院。黄浦江上有大轮船，晚上灯一亮，江面都是金色的。”
沈秀兰听着，眼睛亮亮的。她说：“我没出过清溪村，最远去过公社。你说的这些，我想都想不到。”
陈江北说：“以后我带你去。”
沈秀兰低下头，耳朵红了。她说：“你别说这种话。”
陈江北也意识到自己说多了，两个人都不说话了。风吹过老槐树，树叶沙沙地响。
过了很久，沈秀兰说：“你教我写‘上海’两个字吧。”
陈江北在地上写了“上海”。沈秀兰照着写，写完了，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1970年夏天，赵建设找陈江北谈了一次话。
赵建设说：“江北，你干活行，人也踏实。我想让你当记工员。”
记工员是个轻省活，不用下地，每天记记工分就行。陈江北答应了。赵建设又说：“秀兰那姑娘，你别跟她走太近。”
陈江北问为什么。
赵建设说：“你是知青，早晚要走。她不一样，她家就靠她。你要是走了，她怎么办？”
陈江北没说话。赵建设看他一眼，又说：“我对秀兰的心思，村里人都知道。你别给我添乱。”
陈江北这才明白，赵建设喜欢沈秀兰。
但他没有答应赵建设。他做不到。
1970年秋天，陈江北的父亲来信了。信上说，他在托关系，看能不能让陈江北去当兵。当兵是跳出农村的好路子。陈江北把信收好，没跟任何人说。
那天晚上教沈秀兰写字的时候，他有些心不在焉。沈秀兰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
沈秀兰停下笔，看着他说：“江北，你有事瞒我。”
陈江北说：“没有。”
“你骗不了我。”沈秀兰的声音很轻，“你的眼睛不会骗人，但你今天不敢看我。”
陈江北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爸来信，说让我去当兵。”
沈秀兰手里的树枝掉在地上。她弯腰捡起来，手指在发抖。她说：“什么时候？”
“还不一定。”
沈秀兰点了点头，没再问。她继续写字，写的是“上海”两个字。写了又擦，擦了又写。
那天晚上，陈江北失眠了。
1971年春天，招工和当兵的事都没成。陈江北的父亲来信说，关系不好办，再等等。
陈江北反而松了一口气。
这一年，他和沈秀兰的关系悄悄变了。他们不再只是教和学的关系。收工后，他们会一起去后山捡柴火，一起去溪边洗衣服，一起坐在老槐树下看月亮。
沈秀兰会从家里带红薯给他吃，烤得焦焦的，很甜。陈江北会用工业券给她买一些上海来的东西，一块香皂，一条毛巾，一根头绳。
沈秀兰最喜欢的是那条红色头巾。陈江北从公社供销社买的，花了三块五。沈秀兰围上以后舍不得摘，天天戴着。
有一天傍晚，他们坐在老槐树下。沈秀兰突然说：“江北，你会不会有一天不要我了？”
陈江北说：“不会。”
“你骗我。”沈秀兰笑了，但眼睛里有泪光，“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读过书，我不识字。你怎么可能一直要我？”
陈江北转过头看她。夕阳照在她脸上，红色头巾被风吹起来。他伸手拉住她的手，说：“秀兰，你等我。不管我去了哪里，我都会回来接你。”
沈秀兰的手在发抖。她说：“你说真的？”
“真的。”
沈秀兰哭了。她靠在他肩膀上，哭得很轻，像怕被人听见。陈江北搂着她，没有说话。
1972年春天，命运终于给了陈江北一个机会。
省城的师范学校来公社招生，每个公社一个名额。陈江北报了名，考了试，等了一个多月。通知下来那天，赵建设亲自送到祠堂。
赵建设说：“你考上了。师范学校，两年制。毕业就是公办教师。”
陈江北接过通知，手在抖。他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但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上海，不是未来，而是沈秀兰。
他去找沈秀兰。沈秀兰正在地里干活，看见他来了，直起腰。他走到她面前，把通知给她看。她不识字，但她看懂了。
沈秀兰说：“你要走了？”
“两年，最多两年。”陈江北说，“我毕业就来接你。”
沈秀兰没说话。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到陈江北手里。是一块银元，民国二十三年的，已经磨得发亮。
沈秀兰说：“穷家富路。你拿着。”
“我不要。”陈江北推回去。
“你必须拿着。”沈秀兰把银元又塞回来，攥紧他的手，“你走了，别忘了我。”
“我不会忘。”陈江北说，“我发誓。”
临走前一晚，沈秀兰来找他。她带了一个布包，里面是十个煮鸡蛋。她说：“路上吃，别饿着。”
陈江北接过布包，不知道该说什么。沈秀兰站在祠堂门口，月光照在她身上，红色头巾在风里飘。
沈秀兰说：“你走吧。”
陈江北说：“秀兰，等我。”
沈秀兰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她走得很慢，走几步就停一下，但始终没有回头。
陈江北到省城后，给沈秀兰写了信。信寄到公社，再由公社转交。他写了三页纸，说学校很好，说他想她，说他一定会回来。
沈秀兰收到了信。她不识字，拿着信去找村里的老会计。老会计念给她听，她听完把信收好，压在枕头底下。
她想给他回信，但她不会写。她去找老会计帮忙，老会计说可以代笔。她说了很多话，老会计写了两页纸。信寄出去，陈江北收到了。
陈江北的信一封接一封地来。沈秀兰一封接一封地收。每封信她都找人念，念完压在枕头底下。枕头越来越高，她的心越来越满。
1972年夏天，沈秀兰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算日子，应该是陈江北走之前那几天的事。她坐在床上，摸着肚子，哭了一场。哭完擦干眼泪，该干什么干什么。
她想过写信告诉陈江北。但她怕他分心。师范学校读书不容易，她不想让他担心。她决定先不说，等他回来再说。
但肚子不等人。到了秋天，她的肚子已经藏不住了。村里人开始议论。有人说她不要脸，有人说她跟了野男人。她母亲问她孩子是谁的，她也不说。
赵建设知道了。他来找她，站在她家门口，半天没进去。
赵建设说：“秀兰，我可以娶你。孩子算我的。”
沈秀兰摇头：“赵哥，你别管我了。”
赵建设说：“你一个人怎么活？”
沈秀兰没回答。
1972年10月，沈秀兰在自家厢房里生下一个男孩。接生的是她母亲。孩子哭声很大，沈秀兰抱着他，给他起名叫念北。
沈念北。念北，念北方来的那个人。
沈秀兰生完孩子后，身体一直不好。她要喂奶，要干活，要照顾两个弟弟，还要照顾病弱的母亲。她瘦了很多，眼眶凹下去，颧骨突出来。
但她从不抱怨。她把陈江北的信一封一封地拿出来，让母亲念给她听。母亲念完，她就把信贴在脸上，闭上眼睛，像是在闻信纸上的味道。
1973年1月，陈江北回来了。
他放了寒假，坐了整整一天的火车和汽车，又走了十里山路，终于到了清溪村。他满心欢喜地去找沈秀兰，却发现她家的门锁着。
他去找赵建设。赵建设正在队部算账，看见他进来，脸色变了。
陈江北说：“秀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