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河南小伙在迪拜逆袭，埃及老婆要盖清真寺，摩洛哥老婆要买爱马仕，菲律宾老婆要做“扶亲戚魔”，三个老婆三个宗教，我们家每天像开联合国大会……这三个女人，最开始构成了我商业帝国的三根支柱，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三根支柱，最终会变成三根锁链……
第一章 凌晨两点的迪拜
凌晨两点，迪拜的霓虹灯还在闪烁。
我坐在别墅的露台上，手里捏着第三杯威士忌。远处是哈利法塔的尖顶，像一把剑插在夜空里。那是我的作品之一，虽然我只是参与了外围工程，但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起自己是怎么从工地搬砖爬到现在的。
楼下传来争吵声。
不用听也知道，是法蒂玛和萨拉又打起来了。这次是为了开斋节的事——法蒂玛坚持要去清真寺做礼拜，萨拉说她要去做弥撒，两个人谁也不让谁。
"你这个异教徒！"法蒂玛的阿拉伯语像机关枪一样扫射。
"你才是野蛮人！"萨拉的法语带着摩洛哥特有的卷舌音。
而我的三老婆玛丽亚，此刻正在书房里核算账目。她从不参与楼下的争吵，她只是每个月悄无声息地把一笔钱转去菲律宾，给她老家的亲戚盖房子。她的逻辑很简单："老公，家人最重要嘛。"
问题是，她的"家人"有二十多口。
我叫王建国，河南驻马店人，今年四十四岁。
十六年前，我二十八岁，在国内修空调，一个月挣三千块，老婆嫌我穷，跟人跑了。我拿着攒下的两万块钱，听信了一个老乡的话，买了一张飞往迪拜的单程机票。
老乡说："迪拜遍地是黄金，你去修空调，一个月能挣一万多。"
我信了。这一信，就是十六年。
第二章 劳工营里的自由
刚到迪拜的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
那时候我住在新城区的劳工营，八个人一间房，上下铺，空调是坏的，风扇吱呀吱呀转，热得能煎鸡蛋。但我们这些"猪仔"都习惯了，毕竟在国内夏天也没空调。
同屋的老李是山东人，以前在村里杀猪，来迪拜后成了钢筋工。老张是四川人，以前在开餐馆，来迪拜后做了泥瓦匠。还有几个来自河南、安徽、湖南的兄弟，大家挤在一起，像一罐子咸菜。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坐大巴去工地，晚上八点回来，洗完澡就去食堂吃两块钱的咖喱饭，然后回宿舍打牌、吹牛、看下载好的电视剧。
那台电视剧是工头从国内带来的，十四寸的小彩电，能收到几个中文台。我们轮着看，新闻、电视剧、广告，什么都看。有时候信号不好，满屏雪花，我们就对着雪花发呆。
周五是休息日，那是我一周最期待的日子。
我会跟几个工友一起去海边钓鱼。我们买不起鱼竿，就用竹竿绑上线，钩子是从国内带来的。海水蓝得不像话，我们坐在沙滩上，一边钓鱼一边吹牛，说等发财了要干啥。
老李说："我要回老家盖房子，娶个媳妇，生个娃。"
老张说："我要在成都买套房，开个火锅店。"
我说："我要买一辆法拉利，红色的，开回我们村兜风。"
他们都笑我做梦。老李说："建国，你先把欠我的五十块钱还了再说。"
那时候我穷得叮当响，每个月工资两千迪拉姆，寄一半回家给爸妈，剩下的一半勉强够吃饭。但我自由。我是我自己的。没有人找我借钱，没有人跟我吵架，没有人要求我做这个做那个。
我想几点睡就几点睡，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发呆就发呆。
那种自由，我现在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
改变我命运的是一台中央空调。
那是2009年的夏天，我在一个高档别墅区修空调。那栋别墅的主人是个埃及商人，他的中央空调坏了，找了好几个技工都没修好。我去了，折腾了三个小时，发现是一个电容烧了。
我换了个电容，收了五百迪拉姆。埃及商人很高兴，留我吃饭，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当专职维修工。
我说："我愿意。"
月薪五千迪拉姆，包吃住，还有小费。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第三章 埃及新娘
埃及商人叫哈桑，做建材生意的。他有个女儿叫法蒂玛，那年二十二岁，在迪拜大学读书，学的是建筑设计。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哈桑的别墅里。她穿着传统的阿拉伯长袍，只露出一双大眼睛，黑亮黑亮的。她跟我说"你好"，声音很轻，带着一点羞涩。
哈桑说："法蒂玛会讲中文，她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从那以后，法蒂玛经常找我聊天。她问我中国的长城、故宫、饺子，我给她讲河南的烩面、少林寺、龙门石窟。她说她很想去中国看看。
我说："等我发财了，我带你去。"
她笑了，眼睛弯成了月牙。
那段时间，我每个周末都会去哈桑家"修空调"。其实空调根本没问题，我只是想见到法蒂玛。我们会坐在花园里，她给我泡薄荷茶，给我讲阿拉伯的故事——阿里巴巴、阿拉丁、沙漠里的商队。
她说："王，你们中国人真勤劳，我爸爸说，你们能建起整个世界。"
我笑着说："我们河南人更勤劳，我们能吃遍所有馒头。"
她不懂这个梗，但还是笑了。
2009年底，哈桑的生意出了问题。他在埃及的一笔投资失败了，资金链断裂，欠了一屁股债。迪拜的别墅被银行收走了，豪车被拖走了，一家人要搬回埃及。
法蒂玛来找我，眼睛红红的，说："我不想回去，我想留在迪拜。"
我说："那你留下。"
她说："我没有身份，没有工作，怎么留？"
我看着她，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躺在劳工营的床上，听着室友们的呼噜声，想着法蒂玛的眼泪。我知道，娶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要承担她全家的债务，意味着我要在阿拉伯圈子里站队，意味着我平静的生活要结束了。
但我也记得她救过我的命。
那是2009年的夏天，我在工地中暑，晕倒在脚手架上。是法蒂玛正好路过，她不顾众人的阻拦，爬上来给我喂水，叫救护车，还在医院守了我一整夜。
她说："王，你不能死，你答应过要带我去中国的。"
三个月后，我和法蒂玛结婚了。按照伊斯兰教的规矩，在清真寺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哈桑虽然生意失败了，但在迪拜的阿拉伯圈子里还有些人脉，他帮我在一家中国建筑公司找到了工作——从维修工升到了项目助理。
法蒂玛是个好妻子。她虔诚、勤劳、持家。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做礼拜，然后给我做早餐——阿拉伯风味的鹰嘴豆泥、馕饼、还有她学会的中国炒蛋。她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从不抱怨我加班。
她说："老公，这是真主的安排，我们要感恩。"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
第四章 摩洛哥玫瑰
2012年，我已经从项目助理升到了项目经理，手底下管着几十号人。我开始接私活，帮一些中国老板做工程中介，抽成不菲。
那一年，我认识了萨拉。
她是在一个商务酒会上认识的。那是一场摩洛哥商会举办的晚宴，我作为中方代表出席。萨拉是摩洛哥一个富商的女儿，来迪拜度假，顺便考察投资机会。
她跟法蒂玛完全不同。法蒂玛是传统的、内敛的、像一杯温热的茶。萨拉是张扬的、热烈的、像一杯烈酒。她穿着红色的晚礼服，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金色的卷发披在肩上，笑起来有两颗小虎牙。
她主动过来跟我搭讪，用流利的英语说："我听说你是中国人？我对中国很感兴趣，特别是你们的功夫。"
我说："我不会功夫，我会修空调。"
她大笑，说："你真有趣。"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她告诉我，她在卡萨布兰卡有一家服装店，但生意不好，想换个环境。她说迪拜机会多，她想在这里发展。
我说："迪拜确实机会多，但竞争也激烈。"
她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所以我需要一个当地合伙人。"
我知道她在暗示什么。在迪拜，外国人做生意很难，特别是女人。如果有一个当地合伙人，特别是有建筑行业资源的合伙人，会容易很多。
但我没想到，她要的"合伙人"关系，是婚姻。
那天晚上回家，我跟法蒂玛谈了这件事。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老公，我知道你需要她。但你要记住，我才是你的第一个妻子。"
我抱着她，心里充满了愧疚。
三个月后，萨拉成了我的二老婆。
这在迪拜并不罕见。虽然阿联酋法律名义上要求一夫一妻，但对于穆斯林男性，只要第一任妻子同意，是可以娶多个妻子的。法蒂玛虽然心里不舒服，但她也明白，萨拉背后的摩洛哥商会资源，对我的事业有帮助。
婚礼办得很热闹，在一家五星级酒店，请了乐队、摄影师，还有从摩洛哥飞来的亲戚。萨拉穿了一身白色的婚纱，美得像个电影明星。
那天晚上，她跟我说："老公，我会帮你打开摩洛哥市场。"
她做到了。通过她的关系，我接到了几个摩洛哥投资商的项目，利润丰厚。第一个项目是一个海滨度假村，合同金额三千万迪拉姆，我的净利润就有六百万。
但我也付出了代价——萨拉的挥霍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
她要买爱马仕的包包，一个十几万迪拉姆。她要买卡地亚的珠宝，一套几十万。她要在迪拜最繁华的地段租办公室，月租十几万。她说："老公，我是你的门面，我不能穿得寒酸。"
我咬着牙买单。
更让我头疼的是，萨拉和法蒂玛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紧张。法蒂玛觉得萨拉"不检点"，萨拉觉得法蒂玛"土气"。她们住在同一栋别墅里，但几乎不说话，见面就是冷眼相对。
有一次，萨拉穿了一件低胸的晚礼服准备出门，法蒂玛拦住她，用阿拉伯语说了一堆。我虽然听不懂，但从语气判断，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萨拉用法语回击，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我站在中间，左右为难。
最后萨拉摔门而去，法蒂玛回房间哭了一整夜。我坐在客厅里，抽了一包烟。
第五章 菲律宾管家
2015年，我的建筑公司正式成立了。年营业额突破五千万迪拉姆，手下有几百号工人，projects遍布迪拜各处。我在沙漠里建了一座座摩天楼，一座座别墅，一座座商场。
每次路过哈利法塔，我都会停下来看一眼。那栋楼有我参与的部分——外围的一些装饰工程，虽然微不足道，但足以让我骄傲。我跟法蒂玛说："看，那是你老公建的。"
她笑着说："老公，真主保佑你。"
但我发现，我需要一个真正的管家。
法蒂玛虽然持家有道，但她不懂财务。公司的账目她看不懂，税务问题她帮不上忙。萨拉虽然会社交，但她只会花钱，每个月的信用卡账单看得我头皮发麻。
我的公司账目越来越复杂，税务、审计、资金流转，我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帮我打理。
这时候，玛丽亚出现了。
她是菲律宾人，三十出头，会计专业毕业，在迪拜工作了八年，帮好几家中国公司做过账。她来应聘我的财务经理，用一份详细的商业计划书征服了我。
她说："王总，你的公司做得很大，但财务管理太混乱了。你需要现代化的系统、需要避税方案、需要资金流转渠道。这些我都能帮你做。"
我看着她，精明、干练、说话条理清晰。她不像法蒂玛那样温柔，也不像萨拉那样张扬，她是冷静的、专业的、像一台精密的机器。
我问她："你想要什么？"
她说："我要股份，还有，我要一个稳定的身份。"
我知道她在说什么。菲律宾人在迪拜工作，签证是绑在雇主身上的，一旦失业就要离境。如果她嫁给我，就能拿到家属签证，永远留在迪拜。
在法蒂玛和萨拉的复杂目光中，我娶了玛丽亚做三老婆。
婚礼办得很简单，在一家中餐馆，叫了几个朋友见证。玛丽亚没有穿婚纱，她穿了一套职业装，像个商务谈判的胜者。
那天晚上，她跟我说："老公，我会让你的公司成为迪拜最好的建筑公司。"
她做到了。在她的打理下，我的公司引入了现代化的财务系统，开辟了多个避税渠道，年营业额突破了一亿迪拉姆。
但我也发现，玛丽亚的"家人"概念跟我不一样。
她的"家人"包括：父母、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两个弟弟的老婆、三个妹妹的老公、还有十几个侄子侄女。总共二十多口人。
她开始"建议"我把钱投资到菲律宾——买地、盖房、开公司。当然，产权都在她家人名下。她说："老公，菲律宾是新兴市场，投资回报率很高。"
我看着她递过来的合同，心里明白，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转移资产。
但我没有拒绝。因为我需要她，就像需要法蒂玛的虔诚、萨拉的社交一样。这三个女人，构成了我商业帝国的三根支柱。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三根支柱，最终会变成三根锁链，后面发生的事，实在是始料未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