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冲击下，真正的就业机会不在“保住旧岗位”，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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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大模型正在替代脑力劳动，甚至工程师红利也在消退——年轻人就业难，中年白领技能折旧快，中小企业怎么办？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近日在观察者网的对话中，给出了硬核答案：真正的机会不在“保住旧岗位”，而是在“数字态经济”里创造新岗位。

他提出，数字产业像农业一样分“三产”——采集数据是第一产业，加工数据是第二产业，管理交易是第三产业。一个人就能成为一家公司，超算中心就是未来的超级工厂。被AI替代的文字工作者，可以通过个人数字账户获得资产补偿，甚至拿到“第二份工资”。

AI不是终点，而是数字财富的起点——关键是你有没有自己的数字账户。

【文/曹和平，整理/观察者网 唐晓甫】

观察者网：随着本地大模型部署门槛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也在尝试将自身业务和AI大模型融合起来。但我们也发现，大企业与个体创业者正借助AI扩展自身的能力边界。众所周知，中小企业对中国乃至全球就业至关重要。您认为在AI时代，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曹和平：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大模型正在对人类脑力劳动产生替代，而非对体力劳动的替代。和传统的劳动替代相比，大模型替代的劳动“质量”有所不同。过去，我们都说，2000年以后，中国劳动者的体力红利逐渐消失，我们还可以转向工程师红利。但在工程师红利尚未完全释放之时，大模型正在让这一份红利消退。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探讨第二点：大模型的劳动创造究竟体现在何处？我认为，借助当年库兹涅茨与克拉克提出的“三次产业”的理论总结最为合适。

在1920-40年代，经济学家还不知道如何比较世界主要国家经济规模的大小，人们知道的只是各国黄金储备、贸易规模和赤字规模的比较。依据库茨涅兹和克拉克关于一二三次产业理论的启示，人们将第一产业划归原材料产业，第二产业为加工制造产业，第三产业为服务产业，并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的思想用于国民经济总体核算与投入产出分析和投入产出细分，成功地找到了比较国家间经济规模的合理方法。

机房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生产节点

今天，创新向数字经济领域迈进，数字技术带来的劳动创造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答案就在于数字资源的产生：当数据资产形成一个聚合的“池”，其功能便类似于土地；而数字池构建起的数字宇宙，更是堪比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体系。唯一的区别在于，数据并非以常见的物理态存在，而是以“数字态”存在。“数字态”这一概念是我提出来的。

“数字态”是什么？“数字态”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创造出的一种全新的物质资源“存在态”。如果说固态、液态、气态、等离子态以及两种凝聚态在内的六种物质态由自然力量创造，那么“数字态”就是一种全新的、由人类创造的物质存在状态。因此，我将这一过程称为“第二次创世说”（如果人类的出现是第一次创世的话），是人类通过数字技术开展生产活动所形成的。

“数字态”本身的本质是什么？数字本质上是一种符号，但符号必须依附于物理载体才能具象存在。例如，你书写“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如果不将其呈现在纸张等载体上，这一符号便无法落地显现。在过去，人类的信息要么存储在纸张上，要么存储在胶片、磁带等物理介质中；而进入数字时代后，信息存储载体转变为磁畴、电畴等介质。

一旦“数字态”成为客观存在，就需要对“数字态”的“土地”进行确权，包括“土地”的分割与权属确认，而这一过程便涉及在“数字态”生态过程中，对其中第一产业——“数字原材料”生产的确权。这一定义同样由我们科研小组提出。

数字产业共包含11个产业链环节，涵盖了对数字资产的挖掘、存储、传输、运算、评估、确权、授信、增级、回购、担保、托管、置换、交易、处置等一系列业务。这些业务环节及场景空间能够为中小微和微微企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尤其适用于初创小微企业、微微企业及超微企业的进入和退出。

具体而言，数字产业的第一产业核心是数据采集和传输。我们日常使用的探头、手机等设备，本质上都是数据采集工具，且目前采集工作已形成多级体系。数据存储则依赖于超算中心，同时手机等终端设备也具备部分存储功能；数据的传输，依托的是1G、2G、3G、5G通信技术，以及光纤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网络载体。因此，采集、存储、传输是数字产业的前三个产业链环节。

在算力层面，超算、智算、特种运算又构成另外三个产业链环节。

在此基础上，还需加上数字资产的销售与管理。当前企业中的一网通、协同办公等机制，本质上都是对数字资产的管理。随着数字领域相关规定与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政府部门与企业的数字管理岗位将会持续增加。在此基础上，增加流量配平等工作，可以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数字生态产业。

从这个角度看，“东数西算”在底层逻辑上存在一定问题，从流量传输机制的角度看，理应实行“东数东算”，因为运算需要数据双向传输与实时反馈，将算力中心设在距离数据源过远的地区，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

进一步来看，数字生态产业还包含中央顶层账户与五级清算、结算系统。其中，结算是对每日数字流量进行会计核算汇总；支付则是指数字资产所有权在不同账户之间的转移。除上述环节外，还包括数字出清与头寸调控：小型环节涉及数字出清，即按货币计价完成清算；大型产业则涉及货币兑换与头寸调控，这一环节便需要依托央行货币，属于数字产业的第八个产业链环节。

第九个环节是应用平台，此处所指的大模型应用平台，特指垂直应用平台与微微应用平台，这类平台是销售管理与流量中介的集聚载体。前九个产业链环节中，包含了大量小微企业、微微企业及超微型企业，这些企业通常集聚在物理半径1.5公里的产业园区内，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场景，形成数字产业发展的中间机制。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数字产业园与总部经济，最终完整覆盖数字产业的11个产业链环节。基于这种架构，数字产业能够创造海量的就业岗位，这与克拉克和库兹涅茨所定义的第一产业逻辑一致，形成所谓“数字态的第一产业”，就是数字池、“数字态”资源的生产、加工、存储与运算过程。

接下来我们探讨数字产业的第二产业。传统上，第二产业的核心是将无序的原材料，逐步转化为低序结构、中序结构，最终升级为高序结构。具体到数字领域，就是对数字资源的分割与加工。

例如，将一个文件拆分为两个文件，即“分割”；将两个文件合并为一个文件，即“合并”；将多个文件的首尾衔接整合，即“联结”。这些操作，本质上与架构语言中的二十余种基础操作口令是一致的，也是数字产业第二产业，即加工制造环节的核心体现。

用户存储一张照片、一个字符，表面上看这些内容是“虚拟”的，但实际上其背后依托的是高密度的物理存储技术。你对这些数字内容进行加工处理——包括切割、合并、保存、传输等操作，从本质上来说，这与制造业中使用夹具、模具、刀具、量具进行生产的过程一致，均属于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也是一种产权锁定过程。

我刚才所提及的这11个产业链环节，如果能形成完整的应用场景，其本质就是对“数字态”原材料进行加工生产的过程。这一逻辑与库兹涅茨和克拉克提出的产业演进理论相契合，即产业发展遵循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演进路径。

著名AI科学家李飞飞所从事的工作本质上是什么？其实就是让AI基于新的规则，对磁畴、电畴中存储的图像与视频数据，进行光电与智能一体化的二次产业重构。这意味着数字时代的制造业，正从传统的“机电一体化”，逐步向“能源－数字－光学－电子－机械”“五位一体”化的方向转型。

这意味着新的超级生产主体，将不再基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型工厂，而是基于超算中心。并且这种新型产业形态所创造的就业岗位，非常适合小微企业、微微企业、超微型企业，甚至可以支撑 “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 的个体创业模式。这正是数字第二产业的核心特征：一个人，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节点。这种现象在制造经济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我们再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的第三产业具体是什么？第三产业就是围绕数字资产开展的管理、交易、清算、结算及相关服务活动。其核心是“入库、入表、建立账户”。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账户，已经不再是银行为个人或企业开设的“基本户、一般户、现金户”等银行类账户。传统簿记账户体系仅能处理线下实体资产与票据类业务，无法适配数字资产在更广范围的资产管理、项目管理及高能流动性配置需求。

真正的数字账户，应该以拉姆齐模型（Ramsey Model）为基础，耦合经济人行为在凯恩斯宏观模型中的时空位置，构建起一种全新的具有价值关联的拉姆齐-凯恩斯空间账户，然后实现数字入库。在此基础上，再建立一个鲍莫尔—托宾账户度量高能流动性M1的账户，用于编制数字资产负债表、现金平衡表和福利经济学表的完整核算体系，从而与实体经济的数字孪生点位精准对应。

最终，还必须设立一个“铸币账户”，该账户不由银行管理，而应该由网信办、人民银行等机构办公室进行联合监管，在申请国家授权后，由央行数字货币部门负责发行。

所以一个自然人，在“数字态”经济的第一二三产业中应该有7个账户。现在全国的几千家银行，实际上给消费者提供的就是两类账户，也就是结算型账户（支付/现金账户）和储蓄与投资型账户（资产账户）。这两类账户无法处理数字资产，只能处理线下实体与票据类资产。而在“数字态”经济中，劳动创造类型与资产加工所需的账户类型要多得多。所以现在的银行体系是难以满足需求的。

在制造经济时代，劳动替代与劳动创造是同步发生的；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替代会率先发生，劳动创造则会滞后出现。在未来三到七年内，你将看到岗位会以被替代为主。

但再往后，劳动创造所催生的新岗位，其工资水平将远高于制造经济时代。这一发展趋势会带来什么结果？答案是，未来一个地区的竞争力，不再取决于当地中央直属院校的数量、特定专业的规模，而是取决于其是否拥有更高层次的数字教育体系及其对应学科和课程设置体系的竞争力。

最后，我再提出一个更具前瞻性的判断。未来人类的经济活动，将不再局限于地球，还会逐步延伸至月球、金星、火星等天体。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卫星数量会成为国家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当我国申请大规模发射卫星时，其他国家随即加码跟进，这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下一轮数字—空间经济到来的前奏。

通信产业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1.0阶段是电话时代；2.0阶段是短报文时代，单次可传输约250个字。随着需求的提升，即便是22000颗卫星也难以满足更高阶需求。因此，我们经过内部测算后，认为需要27000至28000颗卫星，最终获得科学界认可的数量是28000颗。

没想到我们刚申报完这一数量，马斯克就说他们要发22万颗。国内科学家经过仔细测算，随即又根据竞争态势申报了28万颗的方案。然后突然在今年，马斯克说他们要规划发射100万颗卫星。这说明在科技和产业前沿上，大家的前沿思考方向其实相近。

2025年5月14日，中国太空计算星座021任务12颗卫星发射升空，标志着全球首个太空计算星座成功发射，开启全球“太空计算时代”新篇章

未来太空中的卫星通道资源，将成为“数字态”空间化、粒子化的关键资源。十年前，在科学家们的启发下，根据各国国民经济体系展望，我曾提出一个前瞻性、无约束条件的预测：未来天上也许会发展到“一人一颗卫星”的阶段，地球上空有80亿颗卫星。当时不少科学家、数学家都笑话我这一观点，但如今回头来看，这一发展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这么多卫星在天上飞，多放一些空间航控、轨控办公室、卫星与太空垃圾回收站以及设立全球协调机制即可。

发展到这一阶段，当数字账户体系开始正式运行、个人拥有那七类账户之后，将超算中心部署在太空中，反而会成为最优解。人类未来的经济活动，将不再局限于地球，而是会分布在多个星体之上。这也就意味着，只有人类经济活动拓展至多星体，数字经济才能实现最优规模。

当然，这需要从业者同时具备多领域知识：既要懂金融、货币、财政、保险、国际货币体系，也要理解“数字态”的核心内涵。只有理解了“数字态”，再掌握数字第一二三产业的完整产业链逻辑，数字财富挖掘的核心逻辑自然就清晰了。当然，还需要掌握计算机算法语言，否则无法理解数字产业基本运行逻辑，更无法深度参与。

观察者网：您刚才探讨的内容视野确实非常长远，我们稍微把话题拉回到当下，尤其是大家关注的就业领域，您认为AI会不会扩大“强都市圈”虹吸效应？对中西部和县域就业，有哪些可操作的产业与政策抓手？

曹和平：我给你提三个现实层面的解决办法。第一个办法，以上海为例，将上海市政府与商汤科技合作的AIDC，在大模型训练这一关键环节，向小微企业、微微企业、超微型企业开放，为全国各地推广小微企业、微微企业、超微型企业利用AI实现稳定就业提供试点示范。

第二个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将现有的传统的互联网数据中心（IDC）逐步升级为高密度数据中心，再进一步升级为AI高密度数据中心（AIHDC），最终实现向“价值型AIHVDC”的转型。也就是说，要推动互联网从当前的“信息互联、光纤互联、移动互联、万物互联”向“价值互联、数字互联”时代转型。而实现这一转型的核心基础设施，就是超算中心的网络网格并枢纽联结机制。

当前，超算中心存在9:1的供给过剩问题，但恰恰可以利用这一过剩的供给能力，来承接AI发展带来的就业冲击，将高校毕业生纳入这一“瞬时就业池”，这远比让他们进入车间与机器人抢岗高效得多。

第三个办法，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拥有数量众多的垂直产业链与垂直大模型。我给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制造了全国超50%的升降机，也就是用来替代脚手架的那种设备。整个济阳区共有2000多家升降机相关企业，每家企业的员工数量大约在20至150人之间。

虽然房地产业已经进入夕阳阶段，但升降机产业却属于朝阳产业。楼房存量越大、后期维护需求越高，升降机市场需求就越大。因此，一些央企就计划通过并购的方式，将当地优质的升降机企业纳入央企体系之中。这样一来，央企的财务报表会变得更加好看。

但地方政府就不乐意了，毕竟济阳区花费了三四十年的时间，才培育出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集群，一旦头部企业被整体并购，地方的产业发展、就业稳定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地方政府自然会感到着急。

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层面最应采取的举措，是加快超算中心的落地应用。事实上，济南市已在济阳区布局了超算中心，当地政府可以推动当地两千多家升降机相关企业的员工参与数字资产处理与数字化生产的进程，实现产业与算力的深度融合。升降机这一朝阳产业，实现全链条收益一体化管理，推动整个垂直产业全面迈入数字时代，就能避免整个产业被边缘化甚至走向萎缩消亡。

你应该了解希音（SHEIN）的发展模式吧？纺织业本身的投资回报率约为0.8，当前利润率也仅为1.8，按照这一发展趋势，纺织业本应走向衰亡，但希音通过模式创新将其盘活。实际上，纺织业本身就是一个典型可以通过更高级数字化赋能的“垂直产业”。

项城的防水产业产值占据全国极大比例

我近期还前往了袁世凯的故乡项城，现在全国80%的防水产业都集聚于此。目前，项城市共有7000家防水相关企业，以每家企业年产值约1000万元计算，产业总产值达700亿元，票据流水规模可达7000亿元。

如果能将这一产业整体提升至数字产业层面，依托超算中心实现数字化运转，那么这7000家企业、36万个就业岗位就能被整体“救下来”。如此一来，中国的防水产业既不会重蹈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覆辙，也不会像服装业那样，因成本压力被迫外迁至泰国、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

此时你会发现，超算中心的建设，能够拯救中国占全球35%的制造业基础，推动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甚至通过产业跃迁，重新优化就业与产业结构，使二者在短期内同步进入良性转型阶段。这一目标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但前提是需要打造示范试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观察者网：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对于中西部地区、县域就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区域，您有什么建议呢？

曹和平：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只要是过去20年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在转型阶段往往面临财政压力。最典型的就是一个全国百强县，其工业产值达一万亿元，但在部分年份却出现了“收支失衡”的情况。

回到先前提到的河南省周口市的项城。当前项城的核心问题是，防水产业产生的利润未能有效回流至项城地方财政，7000亿元相关票据对应的税收难以有效征管。即便如此，项城仍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核心原因在于其出现了类似“温州现象”的结构性变化。当年温州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崛起，核心是因为温州人赚了钱之后，资金把温州的房地产炒了起来。

目前，项城市内有三家中药相关企业，这个地区毗邻安徽、湖北、江苏等重要药食材产品生产、加工及交易区，于是当地就将食品与大健康产业相结合，形成了三家上市公司。2025年这三家上市公司直接为地方财政贡献了8亿元收入。

现在项城具备适配AI与大模型发展的应用场景。若在项城建设一个大模型服务器，将涵盖28个细分产业链环节，覆盖原材料供应、施工安装、后期运维等全流程的总共近7000家防水企业的数据进行集中整合，将这些特种数据接入项城的超算中心，采用刚刚提到的“七类账户体系”进行数字资产处理。那么这近7000家企业就可以通过项城的算力平台，服务于全国各地的城市建设。

经过数字化升级后，企业的利润率至少可以翻倍，而且数字资产所带来的利润，不仅不会挤压线下实体利润，反而会实现更高的盈利水平。这一模式能够实现多方共赢：项城地方财政受益、全国防水产业受益、相关企业也能获得发展，进而推动制造经济向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转型。这也是我一直强调，要在上海利用商汤的AIDC体系开展示范试点的核心原因。

观察者网：现在“年轻人就业最难”，有人戏称，对应届生来说，“每年都是最难就业季。”您也曾呼吁要加强对年轻人的支持。AI时代，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被压缩会不会更严重？我们应怎么设计“从校园到岗位”的过渡机制？

曹和平：我的想法是统一将毕业准备期在校延长3—6个月，学习数据库处理技术。过去我们强调要学习Python，现在各个高校都在推广，现在我们提出要学习computation，也就是计算课程和深度学习入门。国内很多高校并没有系统的计算课程，真正有这类课程的，往往是北航、哈工大这类学校。

这是一项针对所有专业毕业生的计划，而且延长的这三个月在学制上仍计入毕业季。我们应该让他们在这三个月中学习computation、Python、深度学习等知识，然后再安排学生前往超算中心、IDC或HDC实习，参观了解大模型的运行机制。

我国在早年间全面减少了社会培训，但当前这类针对性的数字技能培训是十分必要的，且应与地方政府联动，定向安排学生参与。我预计，通过这种方式，可让数千所高校的学生，在原有专业基础上搭建一层“数字底座”，实现原专业与数字转型时代所需技能的深度结合，这对产业升级将起到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这便是我们应有的发展格局。

观察者网：对中年白领而言，AI带来的“技能折旧”会更快，甚至程序员都已经感受到了AI对自身岗位的冲击。所以，您认为对于中年白领来说，最有效的再就业路径是什么？普通人应该如何在AI时代度过中年危机？

曹和平：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再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我曾经前往郸城县，这是一个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但当地建有农业产业园，而郸城县县长有过一些港口运营与管理经验。

有一家央企在海外投资后，当地无法支付款项，只能用当地资源抵偿债务，比如铜矿、木材等。结果相关资源运回国内后，需要落地加工，但核心问题随之而来：这些抵偿的资源真实性如何？相关数据支撑在哪里？即便资源运抵北仑港或连云港，分拨、中转等港口业务等工作的处理，郸城县及当地农业高新区均无相应技术与承接能力。

但是这位县长听完情况后立刻明白了关键所在，他指出，当前中央明确要求各类经济活动必须提供税票，而只要对方需要税票，郸城县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务实解决。县里依法依规为其开具税票，推动实体经济落地。然后这个央企可以通过他们的销售网络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分拨。而央企方面核算后表示，此举每年可为郸城县形成100亿至150亿元的税票规模，县长当即拍板承接该项目。

第二天县委书记就对我说，虽然他也算是学习新知识较多的一个书记，但是如果没有县长对他的支持，这个项目根本就无法落地。而这个县长曾担任黄金水道上某河流港口的港务局主任，所以对此较为熟悉。

很多区域都在推进自身的数字化转型

鉴于当前已全面实行数字化开票，推进相关业务需要基于全县的数字化转型。因此，为适应新形势，县里决定对党政干部、企业家、媒体与自媒体从业者开展全员轮训，开设多个培训班。只要具备专科、本科及以上学历基础，均需参与数字素养培训，因为这些新知识、新技能学完后可立即应用于实际工作，这属于在岗培训，而非再就业培训，能够快速转化为发展动能。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契机，这个县就只能羡慕杭州、上海发展数字经济。未来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各地应该早做准备。

观察者网：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制度上，您认为我国需要如何调整以适应AI时代发展？我们是否需要更强的失业保险、转岗补贴，并为更多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以增强抗风险能力？

曹和平：我认为有两类保险必须建立完善。第一类是针对小微企业、微微企业、超微型企业的创业保险。这几年我们能看到，许多年轻人拿出家中一辈子积蓄，50万元甚至更多来创业，但在经济下行周期，无论投入50万元还是500万元，都可能血本无归，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所以我主张在保险公司里建立创业“商业再保险”制度，同时由政府设立政策性创业保险基金，类似美国的房地产再保险机制。若创业三年内失败，可通过创业保险获得赔付，为其提供16万元兜底保障金。

创业者第一次创业失败后，积累了真实的创业经验，再加上后续的知识积累，第二次创业的成功率可能会大幅提升。有了16万元的兜底资金，再搭配相应的创业贷款，比如8万元，相当于为创业者提供一笔24万元的二次启动资金，这与首次创业时的基础条件截然不同。

更进一步来说，应构建企业再保险、创业再保险、政府再保险相结合的机制，让企业在经营失败后能够良性退出。创业者可以获得16万元兜底资金后，有机会重新起步。这样一来，产业园区的发展会更具韧性。加之未来数字技术的赋能，小微企业、微微企业、超微型企业在数字第三产业中的创新创业，是完全可行且发展前景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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