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那根头发
我叫王建国，今年四十二岁。这事儿得从十四年前说起，那时候我二十八，是村里最年轻的拖拉机手，也是大伙儿眼里最有福气的人——因为我娶了何秀芹。
秀芹是我们邻村的姑娘，皮肤不算白，但眼睛亮得像山泉。她不爱说话，见人就抿嘴笑，右脸颊挤出个小酒窝。我们是通过媒人介绍的，见了三次面就定了亲。我爹妈死得早，是叔叔婶子把我拉扯大，秀芹家也不要多少彩礼，说看中我老实肯干。
婚礼是2008年国庆办的，摆了十二桌，全村老少都来了。婚房是我爹妈留下的三间瓦房，我里外粉刷了一遍，窗户换了新的，床上铺着大红缎子被面，那是秀芹自己一针一线绣的鸳鸯。
结婚后第三个月，秀芹告诉我她有了。我记得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外头下着细雪。她从灶房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脸涨得通红，憋了半天才说：“建国，我那个……俩月没来了。”
我愣了好一会儿，手里的柴火掉在地上。然后我一把抱住她，在原地转了三圈，她捶我肩膀：“放下！当心孩子！”
从那天起，我干活更卖力了。开拖拉机给人犁地、拉货，一天跑七八十里路不觉得累。秀芹开始显怀后，我就不让她下地了，她在家里给我做饭、缝小孩衣服。她手巧，用旧衣服改的小褂子，领口还绣朵小梅花。
出事那天是2009年4月13日，星期一。我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天是我跟邻村张老板说好去拉砖的日子。秀芹怀孕八个月，肚子已经很大了，走路要扶着腰。
早上五点半，天还黑着，我就起来了。秀芹也跟着起来，要给我做早饭。我说你多睡会儿，她不听，挺着肚子在灶台前忙活。那天的早饭是玉米粥、咸菜，还有她昨天特意烙的饼。我吃的时候，她坐在我对面，手一直放在肚子上，轻轻摸着。
“今天动得厉害，”她说，“昨晚踢了我好几脚。”
我咧嘴笑：“肯定是个小子，有劲儿。”
“闺女我也喜欢。”她低头笑，头发垂下来，我伸手给她别到耳后。
六点十分，我吃完准备出门。秀芹送我到门口，外头天刚蒙蒙亮，村东头的公鸡在打鸣。她拉住我袖子：“建国，今天早点回来。我右眼皮老跳，心里慌慌的。”
我拍拍她手：“别瞎想。拉完这趟砖，张老板给现钱，我去镇上给你买点红糖，再称斤红枣。”
“我不要那些，你平安回来就行。”
我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她推我：“让人看见！”
拖拉机“突突突”开出院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秀芹还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朝我挥了挥。晨光从她背后照过来，给她整个人镶了道金边。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活着的她。
那天拉砖特别不顺。先是拖拉机在半路熄火，修了一个多钟头。到了砖厂，又发现张老板要的砖型号不对，重新装车。一来二去，回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
我记得是晚上八点二十，村里家家户户都亮着灯。我家那三间瓦房却黑着，窗户黑洞洞的。我心里“咯噔”一下，秀芹平时怕黑，天黑就开灯，今天这是怎么了？
停好拖拉机，我边往院里走边喊：“秀芹？秀芹？”
没人应。院门虚掩着，我推开进去。堂屋门也开着一条缝，里头黑漆漆的。我心跳开始加快，摸到墙边拉亮电灯。
堂屋里一切正常，桌上还摆着中午的碗筷，一碗吃了一半的面条已经糊了。我推开卧室门，里面更黑，有股怪味。
“秀芹？”
我摸到开关，“啪”一声，灯亮了。
然后我就看见了。
秀芹躺在床上，还是早上那件蓝布衫，但皱巴巴的，上面有深色的污渍。她的头发散在枕头上，脸侧向一边，眼睛睁得很大，看着窗户方向。肚子那里，被子被掀开了，衣服卷到胸口，肚子裸露着，上面有一道长长的伤口，从胸口一直划到小腹。
血。到处都是血。床单是红的，被子是红的，她身下汪着一滩暗红色的血，已经半凝固了。血一直流到地上，地上也有，像泼翻了的油漆。
我站在那里，大概有十几秒完全不能动，不能呼吸。然后我扑过去，腿一软，跪在床前的地上，血浸湿了我的裤子。
“秀芹？秀芹！”
我去摸她的脸，凉的。我去握她的手，僵的。我去探她的鼻子，没有呼吸。我又把手按在她脖子上，没有脉搏。
不，不可能。我一定是做梦。早上还好好的，她还给我做早饭，她还说让我早点回来。
“秀芹你醒醒，秀芹你别吓我……”
我开始摇晃她，她的头随着我的动作无力地摆动，眼睛还是那么睁着，直直地看着窗户。我看向她的肚子，那道伤口很深，能看见里面的东西。我突然意识到，孩子，我的孩子还在里面。
我把手放在她肚子上，是硬的，没有动静。我疯了似的想把她肚子合上，好像合上伤口孩子就能活过来似的。血沾了我满手，温热黏腻的血。
“救命！来人啊！救命！”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出去的，鞋掉了一只都不知道。我冲出院子，在黑暗的村道上狂奔，声嘶力竭地喊。第一家是李满仓家，我拼命拍门：“满仓！满仓！救命啊！”
李满仓开了门，看见我一身血，吓了一跳：“建国？你这是咋了？”
“秀芹……秀芹死了……孩子……孩子……”我语无伦次，抓着他的胳膊往我家拽。
很快，半个村的人都来了。我家院子挤满了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堂屋里也站满了人，所有人都伸着脖子往卧室里看，又不敢进去。
“我的老天爷啊……”隔壁王婶看了一眼就瘫坐在地上，被人搀出去。
李满仓还算镇定，拦住要进去的人：“别进！保护现场！快去叫村长，打电话报警！”
村长赵德顺来了，五十多岁的小老头，看见屋里情景，脸都白了。他掏出那个翻盖手机，手抖得按不准键，最后还是李满仓帮他打了110。
警察是四十分钟后到的，两辆警车，红蓝灯在夜里一闪一闪，把半个村子都映红了。来了五六个警察，为首的姓周，大家都叫他老周，四十多岁，脸很黑，眉头中间有道深深的纹。
警察把人都赶出院子，拉了警戒线。我坐在堂屋门槛上，浑身是血，有人给我披了件衣服，我完全没感觉。老周蹲在我面前，问了我几个问题：什么时候发现的，最后一次见秀芹是什么时候，今天都去了哪里。
我机械地回答，声音像不是自己的。然后我看见警察在屋里拍照，闪光灯一下一下地亮，每亮一下，我就看见秀芹躺在床上的样子，在黑暗里像照片一样定格。
法医也来了，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提着箱子进去。过了很久，他出来跟老周说话，声音很低，但我听见几个词：“失血过多死亡……凶器应该是锋利刀具……胎儿……死亡时间大概在今天下午两点到四点……”
我的孩子。下午两点到四点，我在砖厂跟人吵架，因为型号不对。那时候我的孩子正在死去。
我突然站起来，要往屋里冲。李满仓死死抱住我：“建国！建国你冷静！”
“放开我！我要看秀芹！我要看我的孩子！”
老周走过来，示意李满仓放开我。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同情，更像是……凝重。
“王建国，你听我说。你爱人身上除了腹部的致命伤，手腕和脚踝有捆绑的痕迹，嘴里有布料纤维，应该是被堵过嘴。从现场看，是有人入室行凶。”
我看着他，脑子嗡嗡响。
“现场很乱，有搏斗痕迹。但有一个发现很奇怪。”老周顿了顿，“我们在你爱人手里，发现了一根头发。很短，弯曲的，应该是个男人的头发。握得很紧，是挣扎时扯下来的。”
头发。一根头发。
“还有，我们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老周从证物袋里拿出一个东西，是秀芹的存折，结婚时我给她开的户，里面有两千块钱，是我给她的家用。“里面钱没了。但奇怪的是，抽屉里还有你爱人的金戒指和一副银耳环，值钱东西没拿走。”
“什么意思？”我听见自己问。
老周看着我：“凶手可能不是为了钱来的。或者，不主要是为了钱。”
那根头发被小心地装进证物袋。在2009年，我们县的公安局还没有DNA鉴定设备，要送到省城去。老周说，这是关键证据，如果能在嫌疑人头上找到匹配的头发，就能定罪。
那天晚上，我没能再进卧室。警察封锁了现场，我在李满仓家凑合了一夜，睁着眼到天亮。脑子里只有两样东西：秀芹睁着的眼睛，和那根装在塑料袋里的、弯曲的短发。
第二天，消息传遍了十里八乡。我成了“那个死了老婆的可怜人”，走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然后压低声音议论。葬礼是三天后办的，秀芹娘家来了人，她妈哭晕过去三次，她爸指着我鼻子骂，说我没保护好他闺女。
我没说话，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棺材里，秀芹穿着我给她买的那件红棉袄，那是结婚时穿的，她说要留到过年穿，结果第一次穿就是进棺材。肚子被缝上了，但形状还是鼓的。化妆师给她化了妆，眼睛闭上了，看着像睡着了。
棺材下葬时，天下起了小雨。人们都说，这是冤死的，老天爷都哭了。
葬礼后第三天，老周又来了。他脸色很难看，把我叫到村支部办公室，关上门。
“王建国，我得跟你说实话。那根头发，送省里去了，但结果不理想。”
“什么意思？”
“头发是毛干，没有毛囊。2009年的技术，没有毛囊的头发做不了DNA鉴定。只能做血型比对，但血型相同的人太多了，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我坐在那里，觉得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
“而且，”老周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现场被破坏得太厉害。那天晚上进去的人太多，脚印乱七八糟，有价值的指纹都被覆盖了。唯一的硬证据，就是这根头发。但光有头发，没有毛囊，定不了罪。”
“那就……没办法了？”我的声音在抖。
老周沉默了很久：“我们会继续调查，走访村民，排查有前科的人。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没有新证据，这案子可能会……”
他没说完，但我知道意思。会变成悬案，积案，慢慢被人遗忘。
“不过，”老周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密封的证物袋，放在桌上，“我把头发要回来了。这是原件，你留着。万一……万一以后技术先进了，说不定还有用。”
我盯着那个小小的塑料袋。里面有一根不到两厘米长的头发，深黑色，微微弯曲，静静地躺在袋底。
“保存好，别弄丢了。也别跟别人说，免得打草惊蛇。”老周站起来，拍拍我肩膀，“节哀。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他走了。我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看着那根头发。十四年前，这根头发从某个人的头上，被我的秀芹扯了下来。秀芹用尽了最后的力气，留下了这个。
我小心地拿起证物袋，对着光看。头发在阳光下，泛着一种暗暗的光泽。
我要等。等多久都要等。
但我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四年。
第二章 疑云
秀芹死后，我的日子变成了灰色。
拖拉机不开了，看见车就想起那天早上，秀芹站在门口挥手的样子。房子也住不下去了，一闭眼就是满床的血，和秀芹睁着的眼睛。我搬到了村西头的老磨房，那里早就废弃了，只有两间漏雨的土坯房。
村里人一开始还常来看我，送点吃的，说几句“想开点”。时间长了，来得就少了。只有李满仓，隔三差五拎瓶酒过来，陪我坐一会儿，也不多说话，就干喝。
警察那边，老周每个月来一次，问问有没有新情况，说说调查进展。其实也没什么进展，排查了村里所有有前科的人，查了秀芹的社会关系，都没发现问题。那根头发，老周送到省里又试了一次，还是做不出DNA。
半年后，村里开始有闲话了。
最先是从女人堆里传出来的。河边洗衣服时，王婶跟刘嫂嘀嘀咕咕，被我撞见过一次。她们看见我，立刻不说了，低头用力搓衣服。但我还是听到了几个词：“克妻”“命硬”“妨人”。
后来这话传到秀芹娘家，她妈跑来村里闹了一场，坐在我家老房子门口哭，说我命里带煞，克死了她闺女。我没反驳，跪在她面前，任她打骂。最后是村长把她劝走的。
再后来，传言升级了。有人说，看见秀芹死前跟外村一个卖货郎眉来眼去。有人说，秀芹肚子里的孩子可能不是我的。还有人说，是我在外面欠了赌债，还不起，把老婆害了骗保。
最后这个传言最恶毒，也最有市场。因为警察确实调查过我那段时间的经济状况，这是办案程序，但到了别人嘴里，就成了“警察都怀疑他”。
李满仓有次喝多了，拍桌子骂：“建国，你就任由那帮孙子胡咧咧？你不去撕烂他们的嘴？”
我摇摇头，又灌了一口酒。白酒烧喉咙，但比不上心里火烧火燎的疼。
“清者自清。”我说。
“清个屁！”李满仓眼睛红了，“秀芹妹子死得那么惨，你还让她背上这种名声？你得找出真凶，还她清白，也还你自己清白！”
“怎么找？”我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警察都找不着。”
“那根头发呢？你收好了没？”
我点点头，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个塑封袋。半年了，我一直随身带着，用塑料布包了好几层，怕汗浸湿了。
李满仓盯着头发看了半天，突然说：“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村里人干的？”
我一震。
“你想啊，”他压低声音，“如果是外头人，怎么对咱村这么熟？大白天进你家，没人看见？杀了人，还能悄没声地溜了？咱们村虽然不大，但白天总有人在外头晃悠。”
我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村里的人。二十几户，百十来口，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张大爷爱在村口下棋，李大妈天天坐在门口择菜，村东头的二狗子整天带着一群孩子疯跑……如果有人进我家，应该有人看见。
“警察没走访吗？”我问。
“访了，都说没看见。”李满仓凑近些，“但如果是村里人，看见也不会说。或者，看见了，没当回事——因为是自己人，进你家很正常。”
我的手开始发抖。如果是村里人，那是谁？为什么？
“秀芹人缘好，没跟谁红过脸。”我说。
“那要是……冲你来的呢？”
我愣住。
李满仓叹口气：“建国，你别怪我说话直。你爹妈死得早，但你王家在村里，也不是没结过怨。”
我想起来了。我爹活着时，因为宅基地的事，跟村西头的刘宝柱家闹过。我爹脾气犟，刘宝柱他爹也不是善茬，两家人打过架，我爹脑袋被开了瓢，缝了七针。后来是村长调解，划清了地界，但两家再没来往。
我结婚时，没请刘家人。刘宝柱他爹前年死了，现在他家就他和他妈。刘宝柱比我大五岁，一直没娶上媳妇，在镇上砖厂干活。
“不会吧，”我说，“那都是老一辈的事，而且他爹都死了。”
“人心隔肚皮。”李满仓把酒喝完，摇摇晃晃站起来，“我就是瞎猜，你别往心里去。但建国，这根头发你得收好，这是秀芹妹子用命换来的证据。总有一天，能用上。”
他走了。我坐在黑暗里，手里攥着那个塑封袋。
如果是刘宝柱……我想起他那张脸，黝黑，总耷拉着眼皮，看人时从下往上瞟。在村里碰见，他从不跟我打招呼，我也一样。
但就为二十年前的宅基地，杀人？杀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女人？
我想不通。
第二天，我去了刘宝柱家。他家在村西头最边上，三间旧瓦房，院里堆着废砖头，是他从砖厂捡回来的。我去的时候是中午，他妈坐在门口晒太阳，看见我，眼皮抬了抬，没说话。
“婶子，宝柱哥在家吗？”我问。
老太太摇摇头：“上工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得天黑。”
我在院子里站了会儿。堂屋门开着，能看见里面黑乎乎的，家具很少，墙上贴的年画还是好几年前的。堂屋正中间挂着他爹的遗像，黑白照片，脸很瘦，眼睛直勾勾看着前面。
“有事？”老太太问。
“没，就问问。”我转身走了。
走到村口，碰见了村长赵德顺。他正背着手溜达，看见我，招招手：“建国，来。”
我走过去。他递给我一根烟，我接了，但没点。
“你去刘宝柱家了？”他问。
我点点头。村里什么事都瞒不住。
“唉，别瞎想。”赵德顺吐了口烟圈，“警察查过他了。秀芹出事那天，他在砖厂上工，有好几个人证明，下午两点到四点，他一直在窑上干活，没离开过。”
“真的？”
“我还能骗你？”赵德顺拍拍我肩膀，“建国，我知道你难受。但这事，得相信警察。老周他们没闲着，一直在查。你要是听到什么闲话，别往心里去，也别自己瞎琢磨，容易魔怔。”
我嗯了一声。
“房子还空着？”他问。
“嗯。”
“老住磨房也不是个事儿。要不，我把房子给你收拾收拾，你搬回去？”
“不了，”我说，“等案子破了再说。”
赵德顺叹口气，摇摇头走了。
案子一直没破。时间一天天过去，村里人渐渐不再议论了，秀芹成了茶余饭后偶尔提起的“那个可怜人”。我的生活变成简单的重复：早上起来，去地里转转，中午随便做点吃的，下午去秀芹坟上坐一会儿，晚上喝酒，喝到睡着。
那根头发，我一直随身带着。用塑封袋装好，外面包了层油纸，再放进一个小铁盒里，铁盒塞在贴身的衣兜。睡觉时放在枕头下，洗澡时放在看得见的地方。
有几次，我差点忍不住，想把头发拿出来，挨个比对村里男人的头发。但我知道这没用。没有DNA鉴定，光看长短曲直，看不出什么。而且会打草惊蛇。
第三年，秀芹娘家托人带话，说有个寡妇，男人病死的，带个闺女，问我要不要见见。我回了两个字：不见。
第五年，李满仓劝我，要不搬走吧，去城里打工，换个环境。我摇摇头。我不能走。我要等一个结果。
第七年，老周调走了，去了市里。新来的警察姓吴，很年轻，拿着卷宗来找我，问了很多当年的事。但问完也就没下文了。我能看出来，他对这个十四年前的旧案没什么兴趣。
第九年，村里修路，要从我家老房子门口过。赵德顺来找我商量，说能不能把房子拆了，村里给我补偿块新宅基地。我说不拆，多少钱都不拆。那是秀芹死的地方，也是可能留有证据的地方。
赵德顺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疯子。
第十年，我四十岁。生日那天，我买了瓶酒，去了秀芹坟上。坟头已经长了草，我拔干净，摆上两杯酒，自己坐在地上喝。
“秀芹，十年了。”我说，“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
风呜呜地吹，像哭声。
“那根头发还在，我收得好好的。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等。等到能验出来的那天，等到抓住那个畜生的那天。”
我喝光了整瓶酒，在坟前睡了一夜。
第十四年，2014年秋天，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那天我正在地里收玉米，李满仓骑着摩托飞奔而来，老远就喊：“建国！建国！快！警察找你！”
我心里一紧，扔下镰刀就跑过去。
“老周回来了！”李满仓气喘吁吁，“在村支部，说是有要紧事！”
老周真的回来了，穿着便服，但坐得笔直，还是当年那个样子，只是头发白了一半。办公室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当年那个年轻警察小吴，现在也成熟了；另一个不认识，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
“建国，坐。”老周指着凳子。
我坐下，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全是汗。
“这位是省厅技术科的张工。”老周介绍那个戴眼镜的，“专门为你的案子来的。”
张工冲我点点头，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个文件夹：“王建国同志，我们长话短说。最近，DNA鉴定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对于微量物证和降解生物检材。省厅成立了积案攻坚小组，重新梳理未破的命案。你爱人这个案子，因为保存了关键物证，被选为第一批复核案件。”
我心跳如擂鼓：“那根头发……”
“对，就是那根头发。”张工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报告，“你保存得很好。我们做了新型STR检测，成功从毛干中提取了微量DNA。虽然降解严重，但经过多次扩增，得到了一个完整的DNA分型。”
我听不懂那些术语，只盯着他：“然后呢？”
“然后，我们把这个DNA分型输入了全国DNA数据库进行比对。”老周接过话，声音很沉，“没有比中。”
我的心一下沉到谷底。
“但是，”张工推了推眼镜，“我们换了个思路。既然可能是熟人作案，我们就在本村、以及周边几个村的成年男性中，进行了秘密采集。以体检的名义，采集了血样。”
我屏住呼吸。
“昨天，比对结果出来了。”张工看着我的眼睛，“比中了。”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
“是谁？”我的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老周和小吴对视一眼。小吴站起来，走到门口，关上门，还反锁了。
“这个人，你绝对想不到。”老周一字一顿地说。
“是谁？！”我猛地站起来，椅子“哐当”倒地。
老周深吸一口气，吐出三个字：
“赵德顺。”
我愣住了。村长？赵德顺？
“不可能……”我下意识地说，“他……他当时帮我报警，帮我料理后事，他……”
“DNA不会说谎。”张工把报告推到我面前，“那根头发上的DNA，和赵德顺的DNA，20个位点完全一致。同一认定的概率是99.99%以上。”
我看着报告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图表，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最下面那行红字，我看懂了：“认定同一”。
“为什么？”我听见自己问，“他为什么要杀秀芹？”
老周示意我坐下。我扶起椅子，手抖得厉害。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小吴开口了，“所以，今天我们来，是希望你能配合。赵德顺在村里威望很高，没有确凿证据，不能打草惊蛇。我们需要你帮忙，引他出来，让我们能秘密取证更多证据。”
“怎么帮？”
老周压低声音：“你就说，那根头发你弄丢了。这十四年，你一直靠这根头发撑着，现在头发丢了，你崩溃了，不想活了。你要闹，要自杀，让全村人都知道，你最后的希望没了。”
我看着他：“然后呢？”
“然后，凶手可能会放松警惕，甚至……可能会有所行动。”老周眼神锐利，“我们会24小时监控他。只要他露出马脚，我们就抓人。”
“这太危险了，”小吴补充，“所以你一定要演得像。要让所有人，包括赵德顺，都相信你真的垮了。”
我沉默了很久。十四年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但真到了这一天，我却感到一种不真实的恐惧。
“你们确定是他？”我又问了一遍。
“确定。”老周重重地点头，“但光有DNA还不够，我们需要作案动机，需要更多证据，才能把他钉死。建国，你能做到吗？”
我抬起头，看着窗外。秋天的太阳很好，村里炊烟袅袅，孩子们在路边玩耍。赵德顺这会儿应该在村支部，或者在家喝茶。他是村长，是村里最受尊敬的人，是帮我料理秀芹后事的人，是劝我想开点的人。
是杀了秀芹的人。
“我能。”我说。
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自己都意外。
十四年的等待，终于要结束了。
第三章 演戏
从村支部出来，我直接去了秀芹的坟上。
坟头的草又长高了，枯黄一片。我跪下来，用手一根一根地拔。拔着拔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不是演戏，是真哭。十四年了，我每次来这儿，都跟秀芹说，等着，我一定会找到那个人。
现在找到了，却是最想不到的人。
赵德顺。我该叫他叔。他比我爹小两岁，小时候抱过我，给我买过糖。我爹妈死后，他帮我跑过救济款，我结婚时他是证婚人，秀芹出事那天，他是第一个赶来的村干部，忙前忙后，还自掏腰包垫了棺材钱。
为什么？
拔完草，我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太阳快落山了，天边一片血红。我掏出那个小铁盒，打开，看着里面塑封袋中的头发。十四年了，它一直是我的念想，是我的枷锁。
现在，我要用它来做最后一件事。
回到家——我说的家是那个废弃的磨房——我开始准备。先把屋子弄得一团乱，衣服扔地上，碗摔碎几个，酒瓶子倒得到处都是。然后我洗了把脸，把头发抓乱，眼睛揉红，对着破镜子练习表情：绝望的，崩溃的，活不下去的表情。
天完全黑透时，我出门了。
第一站，李满仓家。他正在吃饭，看见我这样子，吓了一跳：“建国？你咋了？”
我冲进去，抓住他胳膊，声音发抖：“满仓，丢了……丢了……”
“啥丢了？”
“头发！那根头发！我弄丢了！”我吼起来，眼泪鼻涕一起流，“我天天带在身上，十四年！今天去地里，一摸口袋，没了！我回去找，找了五遍，没有！没了！”
李满仓愣了几秒，然后猛地站起来：“你说啥？！那根头发丢了？！”
“丢了！全完了！秀芹的仇报不了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我瘫坐在地上，捶地大哭。
李满仓媳妇赶紧过来拉我，邻居也围过来看。我继续哭嚎，把十四年的委屈、痛苦、绝望，全倒出来。这一次，不全是演戏。
消息像风一样传开了。不到半小时，半个村的人都聚到了李满仓家门口。人们议论着，叹息着，有人说“可怜”，有人说“早该放下了”，还有人小声说“一根头发能顶啥用”。
然后，赵德顺来了。
他披着外套，显然是刚从家里赶来，脸上带着焦急：“建国？建国咋了？”
人群让开一条路。他走到我面前，蹲下来，手放在我肩膀上：“建国，听叔说，别这样。一根头发，丢了就丢了，人要紧。”
我抬起头，看着他。这张脸我看了四十年，慈祥的，威严的，有时不耐烦的，但此刻，我第一次在这张脸上看到了别的东西——一丝如释重负？还是我的错觉？
“叔……”我抓住他手腕，抓得很紧，“那是秀芹留下的……唯一的……我弄丢了……我对不起她……”
“别说傻话。”赵德顺拍拍我的手，但他的手很凉，“秀芹在天有灵，也不希望你这样。这么多年了，该放下了。”
“放不下！”我吼起来，“我每天晚上都梦见她！梦见她满身是血，问我找到凶手没！我说没有！她说你去找啊！去找啊！”
人群安静下来。有人开始抹眼泪。
赵德顺叹口气，扶我起来：“先回家，回家说。满仓，搭把手。”
李满仓和我一边一个，架着我往回走。赵德顺跟在后面。路上，他一直在劝：“建国，听叔一句，人死不能复生。你才四十出头，日子还长。要不，叔给你张罗张罗，再成个家？”
我不说话，只是哭。
回到磨房，赵德顺看着满屋狼藉，摇头：“你这日子过的……明天我让你婶子来收拾收拾。”
“不用，”我哑着嗓子，“我活够了。头发丢了，我也该去找秀芹了。”
赵德顺脸色一变：“胡说八道！啥活够了！你爹妈就你一个，你想让老王家绝后？”
“绝后就绝后，”我惨笑，“反正孩子也没了。”
他张了张嘴，没说话。屋里一阵沉默。
“叔，”我突然问，“当年，你真的没看见可疑的人吗？那天下午，你在哪？”
赵德顺愣了一下，然后说：“我在村支部开会，跟几个村干部商量修路的事。怎么，你怀疑我？”
“我谁都怀疑，”我盯着他，“我怀疑村里每一个人。但我最恨的是我自己，那天我为什么要出门？我要是早点回来，秀芹就不会死……”
“别说这些了。”赵德顺移开视线，“你好好休息，明天我再来看你。”
他走了。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窗外，月光很亮，我能看见院子外有个黑影一闪而过。那是警察安排监视的人。
第二天，我开始“寻死”。
先是去村口的老槐树下上吊，绳子都挂好了，被路过的张大爷救下来。然后去河边要跳河，被洗衣服的妇女们拉住。最后，我买了瓶农药，坐在秀芹坟前，说要喝下去陪她。
这次是赵德顺带人来的。他抢下农药瓶，狠狠扇了我一耳光：“王建国！你还是不是个男人！秀芹要知道你这样，在下面能安心吗！”
我捂着脸，看着他，突然笑了：“叔，你打得对。但我想明白了，我不死了。”
他松口气：“这就对了。”
“我要走了，”我说，“离开这儿，去南方打工。这辈子都不回来了。”
赵德顺怔住了：“走？去哪？”
“不知道，走到哪算哪。”我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房子你帮我看着吧，地租给别人种。等我安顿下来，再跟你联系。”
“建国，你冷静冷静……”
“我很冷静。”我看着他的眼睛，“十四年，我等够了。头发丢了，警察也破不了案，我留在这儿，每天都是折磨。走了，可能还能活出个人样。”
赵德顺盯着我看了很久，最后点点头：“也好。出去散散心。什么时候走？”
“明天一早。”
“这么急？”
“多待一天，我都难受。”
他叹口气：“行吧。钱够吗？不够叔这儿有点……”
“够了。”我转身离开。
走出坟地时，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粘在我背上。
那天晚上，我去了李满仓家，跟他说了要走的打算。李满仓眼睛红了：“真要走？”
“嗯。”
“也好。”他倒了杯酒给我，“出去看看，别老憋在这伤心地。有啥事，打电话。”
我们喝到半夜。我醉了，哭得稀里哗啦。李满仓也哭了，说秀芹是多好的人，说老天爷不长眼。
离开时，我紧紧抱了他一下，在他耳边用只有我俩能听见的声音说：“满仓，帮我个忙。明天我走后，你盯着赵德顺。”
李满仓身体一僵，松开我，看着我的眼睛。黑暗中，他的眼睛很亮。
“你怀疑他？”他压低声音。
“别问。就帮我盯着，看他有什么反常。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我把新买的手机号写给他——这是老周给我的，专门用来联系。
李满仓盯着那张纸条，然后重重点头：“你放心。”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个破编织袋，在村口等车。天刚蒙蒙亮，村里静悄悄的。赵德顺来了，塞给我一个信封：“拿着，路上用。”
我推辞，他硬塞进我口袋：“就当叔借你的，以后有钱了再还。”
车来了，是去县城的早班车。我上了车，从车窗往外看。赵德顺站在路边挥手，表情复杂。车子开动，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不见。
我没有去县城，而是在半路下了车。老周的车等在路边，我上了车，小吴在驾驶座。
“怎么样？”老周问。
“他信了。”我说。
“好。”老周拿出对讲机，“各单位注意，目标可能开始行动。严密监控。”
接下来的三天，我住在县公安局的招待所里，度日如年。老周不让我出门，说怕被看见。每天，小吴会来跟我说进展。
第一天，赵德顺没什么异常，在村支部办公，晚上在家看电视。
第二天，他去镇上开了个会，下午去信用社取了笔钱，不多，五千块。
第三天，也就是我“离开”后的第三天，事情有了变化。
小吴冲进房间时，我正在看新闻。他脸色发红，呼吸急促：“王哥，有情况！”
“什么情况？”
“赵德顺今晚要去后山！”
“后山？去干嘛？”
“不知道。但我们监听到他打了个电话，说‘今晚老地方见，东西我带来了’。然后就开车往后山方向去了。”
我猛地站起来：“我也去！”
“不行，太危险……”
“那是我老婆的案子！”我吼道，“十四年了！我要亲眼看见！”
老周推门进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对小吴说：“让他去。但必须听指挥，不能暴露。”
我们三辆车，悄无声息地开出县城，驶向村里。天已经黑了，没有月亮，山路很暗。在离后山还有两里地的地方，我们停车，徒步前进。
警察们训练有素，悄无声息地散开，形成包围圈。我跟着老周和小吴，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夜视仪里，我们看到赵德顺的车停在山脚下，人已经上山了。
“跟上去。”老周低声说。
我们开始往上爬。后山我很熟，小时候常来玩，但晚上走还是第一次。老周让我走在中间，前后都有警察。山路很陡，我手脚并用，好几次差点滑倒。
爬到半山腰，有一片平地，是早年开荒留下的，后来荒废了，长满了灌木。夜视仪里，我们看到两个人影站在那里，一个是赵德顺，另一个……
“是刘宝柱。”小吴低声说。
我心脏一紧。刘宝柱？他怎么在这儿？
两人在说话，声音顺风飘过来，断断续续。
“……东西带来了吗？”是刘宝柱的声音，很哑。
“带来了。”赵德顺递过去一个布包，“点点。”
刘宝柱打开布包，用手电照了照，是钱。他数了数，塞进怀里。
“这是最后一次，”赵德顺说，“以后别找我了。”
“最后一次？”刘宝柱冷笑，“赵德顺，十四年，五千块一年，你觉得够吗？”
“那你想要多少？我这些年给你的还少吗？！”
“我一条人命，就值这点钱？”刘宝柱逼近一步，“我告诉你，王建国虽然走了，但警察没撤。我今天看见有生人在村里转悠，搞不好是便衣。”
“你少吓唬我。”
“吓唬你？赵德顺，当年是你让我去王建国家的！是你告诉我那天他不在家！是你让我去偷钱，制造入室抢劫的假象！但我没让你杀人！秀芹那孩子，是你捂死的！”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抓住身边的树干，指甲抠进树皮里。
赵德顺的声音在发抖：“你胡说什么！明明是你……”
“我什么我？我进去的时候，秀芹还活着！是你后进去的，你怕她说出去，你捂死了她！还伪造现场，制造强奸杀人的假象！赵德顺，你真狠啊，连孕妇都下得去手！”
“闭嘴！”赵德顺低吼，“钱给你了，滚！”
“这点不够。”刘宝柱伸出手，“再加五万，我就永远消失。不然，咱俩一起完蛋。”
“我没那么多钱！”
“你有。你是村长，这些年捞了多少，别以为我不知道。五万，买你后半辈子清净，不亏。”
两人对峙着。夜风很大，吹得灌木哗哗响。
老周对耳麦低声说：“准备行动。”
就在这时，赵德顺突然动了。他从怀里掏出个东西，在月光下反光——是刀！
“你干什么？！”刘宝柱后退一步。
“刘宝柱，你别逼我。”赵德顺的声音阴森森的，“十四年前我能弄死一个，今天就能弄死第二个。”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赵德顺扑了上去。两人扭打在一起，滚倒在地。警察们从四面冲出：“警察！不许动！”
手电光同时亮起，照得那片空地如同白昼。赵德顺骑在刘宝柱身上，手里的刀高高举起，正要往下刺。警察一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地，夺下刀。
刘宝柱躺在地上，胸口被划了一刀，血流如注。他指着赵德顺，嘴唇哆嗦：“他……他杀了秀芹……是他……”
赵德顺被按在地上，脸贴着土，还在挣扎：“胡说！是他杀的！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