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第一派，如何却成了“谬种”

近日，纪录片《桐城派》在央视播出引来关注。

桐城派是清代最具影响力的文章流派，也是延续数千年文言文最后一个辉煌鼎盛的流派。

清代文章最好的名家，几乎都出自桐城派。不仅如此，桐城文风至今仍在影响着时人著文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

从“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高峰到“桐城谬种”的低谷，桐城派三百年的兴衰背后，藏着因时势更替的社会思想嬗变。

壹

影响清代文章最深远的桐城派，却源自明末清初的反清志士，比如方以智。

方以智出身桐城世族，父亲方孔炤曾任明湖广巡抚。清军入关后方以智加入南明政权抗清，直至无力回天出家为僧。方以智推崇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且重视实用的自然科学如动植物学、解剖学等等，这些都为后来的桐城派所继承。

方以智《物理小识》 图据ICphoto

明朝终究是亡了，桐城的士子们也就开始应清朝的科举。桐城人戴名世天赋聪明，27岁时所作时文（应试的八股文）即已天下闻名，更于1709年高中榜眼。但两年后戴名世即因著作《南山集》使用南明年号而被弹劾，最终被同为农历三月十八出生、但小他一岁的康熙帝以“大逆”罪名处斩。

康熙并非嗜杀的君主，他自言戴名世是他处死的唯一一名士人。如果说杀戴是为了杀一儆百，那么提携戴的远房表弟、桐城人方苞，则是恩威并施的“恩”。

在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九王夺嫡》里，方苞是康熙南巡时提拔的布衣卿相。现实中，方苞却是因戴名世牵连入狱并拟处绞刑、最终在大学士李光地的斡旋下才免死的幸运儿。不仅如此，戴名世斩首仅仅四十天后，康熙就朱批将方苞“以白衣入南书房”。从不见天日黑狱到雍容华贵宫廷，对方苞固然是恍如隔世，而士子们看到的却是康熙的城门立木：有才华，守规矩，就高升。

南京乌龙潭公园中的方苞雕塑 图据视觉中国

方苞历经康雍乾三朝，凭借文章备受三代皇帝赏识，而他所写的明代名臣左光斗的《左忠毅公逸事》和狱中亲历黑幕的《狱中杂记》都是传世名篇。

方苞提出“义法”说，“义”是言有物、“法”是言有序，力倡文章要言之有物且行文有条理。方苞弟子刘大櫆，在此基础上强调神气、音节、字句的统一，这些最终都被刘大櫆的弟子姚鼐所承传，姚鼐提出文章的义理、考据和词章缺一不可。

姚鼐的《登泰山记》是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名篇。姚鼐在方苞去世次年中举，他一生与师祖无缘相见。

1736年，方苞曾奉命编选古文以作科举范文。而到了姚鼐，他更编纂成《古文辞类纂》一书，将桐城派的理念贯穿其中。关键是这本书并非八股应试作文集，其中收录的众多经典文章，至今仍可作为圭臬。

方苞始创、刘大櫆承继、姚鼐集大成，三人并称为桐城派三祖。姚鼐为刘大櫆贺寿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一句“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堪称桐城派横空出世的宣言。

安徽名人馆中的方苞、刘大櫆、姚鼐塑像 图据视觉中国

而姚鼐之后、桐城派的中兴功臣，却并非桐城人。

贰

桐城派之所以影响巨大，因为它依托的其实是科举制——桐城派的好文章标准，跟考场上好作文标准基本一致，都讲究清正雅洁、条理清晰，而思想根源同为程朱理学。据统计，桐城县清代出进士240余人、举人640余人。得桐城精髓者，科举试卷有更大概率被主考官赏识，这是桐城派风靡的重要原因。

但能不能金榜题名，有时也不仅看文章也要看运气，比如曾国藩。生于1811年的曾国藩，十四岁开始考秀才，考了八年始终落第。但从1833年开始就时来运转：22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之后中进士，到27岁已经入了翰林。此后十余年间官运亨通，以致于他在家信中忍不住得意：“湖南37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姚鼐去世时曾国藩才四岁，当然无缘拜师，但从曾国藩到京城开始，他就以姚鼐的私淑弟子自命。姚鼐的《惜抱轩文集》和《古文辞类纂》都是曾国藩的案头书，从1851年起他更编选《经史百家杂钞》，以补《古文辞类纂》之未收。他晚年在日记里记载，至少两次梦见从未亲眼见过的姚先生。

姚鼐(1731—1815) 图据视觉中国

也是在1851年，太平天国兴起，曾国藩开始成就他一生最显赫的功业。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祁门被太平军包围，他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写信预留遗嘱，说自己官居一品即死无憾，唯独文章和诗两项尚未成就令他耿耿于怀。可见其对“立言”的看重，似乎还在“立功”之上。

在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曾国藩又加上了新的一条：经济——经世致用之义。曾国藩不仅推崇文章切实可行、摒弃空言吹嘘，更身体力行洋务运动、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等实务。作为同光中兴的第一名臣，曾国藩的“经济”对桐城派文风影响至深。

曾国藩（1811—1872）

“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剧烈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尤为重要：鸦片战争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国门、西方的最新枪械在湘军淮军与太平军的厮杀中广泛运用，中国面临如李鸿章所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国藩幕下的“曾门四弟子”桐城吴汝纶、武昌张裕钊、遵义黎庶昌和无锡薛福成，除张裕钊严守桐城传统文法之外，吴汝纶于教育、黎庶昌于外交、薛福成于新政都有开拓之功，是当时的一流人物。而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也因此成为桐城派主要的支脉之一。

曾国藩不是桐城人，但却是桐城派中兴的最大功臣。桐城派的影响从安徽一地，由此扩展到全国。而无论是曾国藩的湖南亲家、郭嵩焘出使英国时的日记《使西纪程》，还是薛福成在巴黎所写的游记《观巴黎油画记》，桐城派的文笔都开始承载与方苞姚鼐文章完全不同的内容：西方文化。

之后的严复和林纾，更是以桐城文风译介西方经典的双璧。

叁

1881年，从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成归来的严复，进入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直至出任学堂总办。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出身海军的严复有比他人更深刻的切肤之痛，于是开始翻译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中文译名《天演论》。

鲁迅博物馆展出的《天演论》 图据视觉中国

《天演论》中所介绍的达尔文进化论，深刻影响着鲁迅和胡适这一代人。

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回忆读《天演论》，“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胡适不但有同学叫杨天择和孙竞存，他自己的名字也来自“适者生存”之义。除了《天演论》之外，严复还将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约翰·密尔的《群己权界论》（《论自由》）等一大批西方哲学社科经典，以桐城古文的形式引入国内。

严复至少懂英文，而同为福建人的林纾只懂桐城、不懂外文。1897年，由留法的王寿昌口述、他执笔成文译出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法国作家小仲马《茶花女》），一问世就大受欢迎。于是无心插柳变作一发而不可收，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180多部西方文学作品，都被林纾译介入中国。钱钟书回忆，当初看了林纾的典雅译文，后来看英文原文都觉得不如。

福州名人与商务印书馆史迹展上的塑像，林纾（坐）和王寿昌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 图据视觉中国

译介作品好评如潮的同时，桐城派却即将迎来终点。1905年，清廷下诏废除科举，桐城派失去了最重要的阵地。1912年民国建立，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严复出任首任校长，一批桐城派嫡系精英如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继续在新的北大任教，讲授桐城精义。

但随着一战爆发、袁氏窃国等一连串的内外时局动荡，要求尽快改变积贫积弱局面的呼声渐高。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一干《新青年》主将，认为既有文化是阻碍进步之根源，必须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才有出路。为此钱玄同提出了著名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口号，桐城派的美名终于就此变成了污名。1920年北洋政府下令国民学校教育一律改用白话，桐城派古文再典雅，也终于没有了最后的使用场景。

耐人寻味的是，鲁迅钱玄同这些对文言文口诛笔伐的新文人，自身却深受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即便钱玄同攻讦桐城派的口号，也是文言文而非白话文。后一代的美学大师朱光潜，生于桐城长于桐城，在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就读，又在海外留学多年之后再谈桐城派文章，“它的要求是谨严典雅，它忌讳浮词堆砌，它讲究声音节奏，它着重立言得体，古今中外的上品文章似乎都离不掉这几个条件，它唯一的毛病就是文言文。”

桐城市文庙，赵朴初题写的匾额 图据视觉中国

如今新文化运动也已过百年，时人对于当时的情境，无疑也有了比当局者更透彻的理解。桐城派因时而兴也因时而衰，但它所尊崇的中国古文标准和境界、它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素养气质，有比一时之争更强悍的生命力。桐城派来了又去，但它所承传的文明，正在与时俱进、历久弥新。

文/启凌 编辑 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