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三个省委书记公开反对“两个凡是”，其中一位仍健在

1978年2月，《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联合发表社论，重申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

辽宁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重工业核心区，大型国营企业密集，计划指令渗透到了经济运转的每一个毛孔。

1978年6月下旬，辽宁省委召开信访工作会议。任仲夷在会上明确提出，判断案件是对是错，不能看过去是谁定的，而要看客观事实。

当时的广东正准备试办经济特区，他力主在广州放开生鲜农产品价格，允许市场自由买卖。政策初期，广州鱼肉蔬菜价格短暂飙升，引发议论。

任仲夷顶住压力，坚持用价格规律刺激生产。数月后农产品供应大增，物价回落平稳。这种遵从经济规律的做法，使广东最早告别了商品票证。

与辽宁的工业体制和历史案件不同，甘肃面临的是最基础的生存危机。地处西北的甘肃干旱缺水，农业基础薄弱。

此前多年推行高度集中的农业政策，限制农民副业，甚至清除自留地作物，导致甘肃粮食产量极低，大量人口依靠国家返销粮糊口。

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出身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对经济数据非常敏感。他在基层调研时确认，现行的农业政策违背了干旱地区的自然规律，同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地积极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宋平抓住契机调整政策。他迅速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要求各地市县委书记集中讨论。

宋平强调，检验甘肃工作的标准，不是看口号喊得多响，而是看能不能多打粮食、让老百姓吃饱饭。

甘肃省委随后出台放宽农村管制的政策：允许荒山开垦，恢复自留地，并默认部分地区私下搞的包产到户。

这些从干旱缺水客观事实出发的决策，让甘肃农业生产有了起色。由于展现出务实能力，宋平在1981年被调入中央，历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主任，后来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在主管全国人事工作期间，他坚持提拔懂得经济建设、不搞空头政治的实干型干部。出生于1917年4月的宋平，时至今日依然健在，现已109岁，是当年率先表态的书记中唯一在世的人。

在东北的另一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面对的则是庞大而低效的国营农场体系。黑龙江拥有全国最大的垦区和林区。

但在长期教条主义影响下，农场和林区变成了单纯执行计划指标的行政单位。很多不符合当地气候特点的种植指令被强行下达，导致大面积减产；林区则只管砍伐不管造林，陷入越采越穷的循环。

1978年10月下旬，为了清除思想限制对生产力的阻碍，杨易辰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了一次省委常委务虚会。这次会议连续开了十八天。杨易辰让农林部门负责人直接把账本摆到桌面，核算过去盲目执行脱离实际的指令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

这种核对经济底账的方式，让参会官员看到了教条主义付出的直接代价。会议最终达成共识，黑龙江的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土壤、气候的实际情况来安排，不再机械执行违背科学规律的死命令。随后，杨易辰开始给予国营农场更多自主权。

1983年，杨易辰被调往北京，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时国家法治体系尚未恢复，又面临治安恶化。

在全国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行动中，各地一度出现为追求办案数量而忽视程序的倾向。杨易辰在这个关键时期，反复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必须守住法律底线。

他明确提出批捕和起诉必须证据确凿，不能把一般违法拔高为刑事犯罪，严禁刑讯逼供。他坚持用法治思维代替运动式执法，控制了冤假错案发生，稳固了司法秩序。

1978年的时候，这三个人都已经是主政一方的省级高官。只要他们选择闭口不言，按照当时体制内的运作逻辑，依然可以安稳地保留职位和待遇。

一个按部就班就能稳妥退休的官员，到底在基层看到了什么真实的景象，才会觉得那个头衔根本不值得拿来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