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短视频平台也存在青少年成瘾性法律问题

一、引言：从美国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第一案说起

在数字经济与注意力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代，未成年人网络沉迷与精神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与法律议题。2026年3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就Kaley G.M. v. Meta Platforms, Inc.、Alphabet Inc.（YouTube） 案作出裁决（下文或简称“美国Kaley G.M.案”），系全球首例社交媒体平台因成瘾性产品设计被判对未成年人损害承担侵权责任的生效判决。

原告Kaley自9岁起绕过年龄验证使用Instagram与YouTube，日均使用时长最高达16小时，其主张前述短视频平台设计网站/应用时，利用无限滚动、算法推荐和自动视频播放等使用户成瘾的技术，导致她患上了焦虑症、躯体变形障碍和抑郁症，甚至伴随有自杀念头。最终，审理该案件的陪审团认定平台存在平台设计和运营上的过失，判令两科技巨头共同赔偿原告600万美元（其中包含30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值得注意的是，此案并非孤立的个案诉讼，全美目前有一万多起个人诉讼及近800起学区集体诉讼正沿着相似的法理路径推进。

根据目前公开渠道可以查询到的信息，本案法官和陪审团做出了以下核心事实认定和法律裁定：

1.案涉平台设计本身存在诱导性缺陷：案涉平台采用无限滚动、自动连播、算法精准投喂、即时点赞反馈等功能，契合未成年人前额叶未发育成熟的心理特征，蓄意制造依赖。

2.因为未成年人更难以理解或抗拒平台设计的成瘾性功能，平台对未成年用户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被告平台应就其平台的成瘾性危害等危险性向用户做出充分警示，但平台在明知前述危险性的情况下，在本案中并未做出充分警示或采取合理措施，具有明显的产品设计/运营过失，该过失就是造成原告损害的实质性因素。同时，法官进一步补充认为，只要该设计是造成损害的“实质性因素”，因果关系即告成立，不能苛责原告进一步证明社交媒体是损害的“唯一原因”。

3.案涉平台所谓的“青少年模式”存在“软约束、易绕过”的明显漏洞。

4.针对被告平台提出的《通信规范法》第230条中规定的豁免原则（避风港原则），审理法官认为前述原则仅保护“第三方内容”，不保护平台自身的设计，如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推送通知、算法放大、点赞系统等被指导致未成年人成瘾与伤害的设计。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驳回动议裁决原文[EB/OL].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2025-11-5[2026-04-11].
https://deadline.com/wp-content/uploads/2025/11/Ruling-Meta-YouTube-TikTok-SNAP.pdf
Bloomberg Law.《Meta, Google Found Liable in First Social Media Addiction Trial》[EB/OL].Bloomberg Law,2026-03-26[2026-04-11].
https://news.bloomberglaw.com/litigation/meta-google-found-liable-in-social-media-addiction-case
BBC.《Campaigners welcome Meta and YouTube's defeat in landmark social media addiction trial》[EB/OL].BBC,2026-03-27[2026-04-11].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747x7gz249o

笔者认为，美国这一案件的判决结果不仅打破了硅谷社交媒体行业长久以来的法律免责壁垒，更为审视中国主流短视频平台在未成年人防成瘾保护问题上是否存在缺漏，乃至法律上的过失责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分析思路。

二、我国针对短视频平台成瘾性问题的法律规制情况

尽管中国目前尚未出现如同美国Kaley G.M. 案一般、以千万级别巨额赔偿直接判令短视频平台因“算法成瘾设计”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生效民事判例，但在如今移动互联网在未成年人群体中深度渗透的大背景下，我国近年来已尝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建立起一套严密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成文法体系。其中，针对短视频平台防成瘾规制，也专门进行了明确。笔者做了简要梳理，可参见下表：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不难看出我国对短视频平台可能存在的未成年人成瘾性风险是有所预见和防范的，基本上划明了司法与行政监管的双重红线，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且进一步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在产品设计上必须配备相应的防范措施和功能，以实现避免未成年人遭受成瘾性损害的效果。中央网信办在历年“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中更是多次明确将互联网平台“诱导未成年人沉迷问题”“防沉迷功能不完善”，作为重点整治对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2025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EB/OL].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5-07-15[2026-04-11].https://www.cac.gov.cn/2025-07/15/c_1754205007161931.htm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2024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EB/OL].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4-07-13[2026-04-11].https://www.cac.gov.cn/2024-07/13/c_1722551300716785.htm

尽管法规日益完善，但在实务落地层面，短视频行业未成年人成瘾性风险规制的执行效果始终存在不足和缺陷，特别是与国内网络游戏行业相比，是有一定落差的。我国游戏行业在经历了数年的强监管后，已建立起国家统一的实名验证系统，任何未成年人登录游戏必须经过国家级数据库的底层校验，且大量头部游戏厂商强制接入了极为严格的人脸识别系统，用于在游戏登录、大额消费甚至游戏过程中进行不定期的生物识别核查，以从根本上阻断未成年人“借用长辈账号”的逃逸途径。

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EB/OL].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1-08-30[2026-04-11].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9/01/content_5634661.htm

反观短视频平台的防成瘾机制，则存在明显的“软门槛”特征，如主流短视频平台的“未成年人模式”触发仅依赖于用户打开APP后自愿开启，且退出相关模式，仅需要输入极为简单的四位数密码。未成年人可以通过掌握长辈设置的解锁密码、使用长辈手机号注册、甚至使用游客模式等方式，简单粗暴地通绕过相关限制，使得“未成年人模式”形同虚设。部分短视频平台甚至存在将“未成年人模式”功能开启路径设计得十分复杂的问题。

那么，未成年人在短视频场景下面临的成瘾性风险及危害是否就远低于网络游戏场景呢？答案是否定的。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短视频用户规模早已超过1亿，经常看短视频的未成年网民比例早已达到54.1％，短视频已经成为青少年“触网”的主要入口之一。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EB/OL].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12[2026-04-11].https://qnzz.youth.cn/qckc/202312/P020231223672191910610.pdf

且就近两年而言，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和扩张更为迅速，短剧、AI创作等新模式、新技术的产生，不仅使得短视频在数量上实现爆炸式增长，内容也愈发多样。同时，伴随着移动互联网设备的持有和使用成本不断降低，可以预见的是，未成年人的短视频接触率将会不断提升。因此，“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的防范与规制”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防范与规制”。

三、我国短视频平台同样存在未成年人成瘾性风险

如前所述，我国同样需要面对未成年人短视频成瘾性问题这一重要议题，那么结合美国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第一案的经验，来审视和分析我国短视频平台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或风险，乃至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可责性，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1.我国短视频平台是否存在与美国青少年社交媒体第一案中被诉平台类似的“成瘾性功能”

不可否认，国内头部短视频平台，从技术架构与商业模式的底层逻辑来看，与美国涉诉的Instagram、YouTube平台一样，都深刻依赖于注意力经济，尽可能地去争夺用户注意力，二者为实现前述目的，也都同样采用“无限滚动、自动连播、算法精准投喂、即时点赞反馈等功能”的核心功能设计，而对于前述功能设计，国内部分专家学者也认为其确实是一种“成瘾性功能”。

人民论坛的一篇分析文章《短视频成瘾机制与人智交互错位之思》明确指出，“短视频平台之所以能够迅速捕获庞大流量，其核心在于推荐算法作为平台的[元语言]，彻底重塑了人机交互生态，首先，在算法层面，持续无缝满足用户的个性化即时需求。其次，在用户层面，推荐算法容易导致用户自我决定幻觉的产生。算法使用似乎是对用户决策的一种[赋能]，让用户的媒介使用更加[如鱼得水]，获得高度的自主支配和控制感。最后，在内容层面，短视频平台逐步形成自我强化的内容池。一方面，无法预测的内容让人深陷其中；另一方面，这些快速、密集的刺激模式符合人类大脑寻求即时满足的倾向，从而使得观看者无需投入太多时间或精力，就能迅速获得满足感，不断刷屏能持续触发这类短周期的奖励机制。最终在算法—用户—内容三者共同促进下，用户可以不停地[上划]观看短视频，无需思考、选择下一条内容。这种设计方式导致用户很容易进入算法与内容池作用下的流畅观看状态，产生沉浸体验，进而不断刷屏，形成近似上瘾的使用体验，忽视时间流逝。”

晏青.《短视频成瘾机制与人智交互错位之思》[EB/OL].晏 青,2025-02-04[2026-04-11].https://www.rmlt.com.cn/2025/0214/723203.shtml

2.我国是否存在未成年人短视频平台成瘾性风险

根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于2023年12月发布的《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短视频用户规模不仅在当时已经十分庞大，且其中11.9%的未成年用户在工作日平均每天观看短视频超过2小时、7.2%的未成年用户在节假日每天观看短视频超过5小时，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EB/OL].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12[2026-04-11].https://qnzz.youth.cn/qckc/202312/P020231223672191910610.pdf

虽然笔者暂未查询到如Kaley这样，单日使用时长高达16小时的极端案例，但前述数据也足以证明我国未成年人短视频平台成瘾性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目前,我国短视频平台为规避未成年人成瘾性风险，基本采取的是在平台中提供专门的未成年人模式这一方案。但这一方案的执行效果难谓十分理想，和美国Kaley G.M.案中暴露的核心问题一样，这一方案配套的未成年人模式也存在易于被绕过的缺漏，甚至在部分场景下可能是“形同虚设”。而一旦未成年人对短视频成瘾，就有可能就会造成未成年人注意力严重碎片化、休息不足、社交退缩、失眠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倘若未成年人不满足于有限的观看时间和内容，低成本绕过未成年人模式，接触具有情绪煽动性、危险性的内容，将进一步引发焦虑心理，乃至诱发有害自身的模仿行为等严重后果。

四、国内短视频平台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分析

在展开具体的分析前，需要明确的是，国内短视频平台是否存在法律上的过错，乃至需要负担相应的责任，是需要在个案中进行详实的事实梳理和严密的法律论证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难度的专业性问题，笔者目前也仅能依据自身能够查询到的资料和信息分享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立足于前文事实分析，在我国的法律框架下，如果参照美国Kaley G.M.案的审理逻辑内核，国内短视频平台在未成年人成瘾性问题上同样面临着一定的法律违规风险，但倘若真的进入到实际诉讼环节，如果想要去论证和分析其是否真的达到了违法乃至侵权的程度，将具有极高的难度。

笔者认为，可以将短视频平台的未成年人成瘾性问题代入我国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进行推演：

1.国内短视频平台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国内短视频平台普遍采用无限下拉、自动播放及极具刺激性的变量算法推荐，这本身确实存在极高的成瘾性风险，但笔者并不认为该功能设计本身直接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十四条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四十二条中“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的强制性禁止规定。因为短视频平台本身的特性，已经决定了其平台功能必须围绕着“流量争夺”展开，倘若全盘否定行业内通用的功能设计，乃至要求短视频平台彻底改变现有的算法逻辑，就与当年将所有网络游戏都视为“洪水猛兽”一般，不成熟且不具备实操性。笔者认为，判断短视频平台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核心在于审查和分析平台经营方是否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合理注意义务，并采取了与自己能力相互匹配的措施，以切实阻断未成年人接触其平台设计中包含极高的成瘾性风险的部分功能，并达到避免未成年人遭受成瘾性损害的效果。

目前，我国主流短视频平台目前都是采用提供未成年人模式这一特殊功能以阻断成瘾性危害，其外显的核心措施在于：（1）严格控制浏览的总时长和时间区间，如单天使用时间不得超过“40分钟”，特定时间不得浏览短视频内容（22点至早6点）；（2）严格筛选未成年人模式下的推荐信息，提供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但就目前国内短视频平台实施前述措施的实际效果来看，并不能完全认定其已经严格符合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未成年人模式下，短视频平台最核心，也最容易导致“成瘾”的机制功能，如无限滚动、自动连播、算法精准投喂，并未做出实质性改善；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主流短视频平台提供的未成年人模式确实存在漏洞，较为容易被绕过。由此可见，国内短视频平台同样存在平台阻断未成年人成瘾性危害功能“软约束、易绕过”的明显漏洞，故并不能认定其在防范未成年人成瘾性风险上已经做到完全合法合规。

2.平台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

结合我国针对平台侵权案件的惯有审查逻辑，在此类侵权中，平台的过错一般都体现为“应尽注意义务的违反”。笔者认为，在未成年人保护的场景下，平台本身就应当负有比一般场景下更高的注意义务。另外，随着大数据用户画像技术的发展，平台极有可能具备通过用户的浏览时间段（如深夜高频在线）、内容偏好（如持续观看低幼动画或特定网络黑话）、互动习惯，甚至未封闭的传感器权限，在不侵犯隐私的前提下在后台判定该活跃账号极大概率为未成年人使用者，并采取主动的阻断和核验措施的能力。在“系统应知且完全具有技术能力识别”的前提下，倘若平台基于追求日活数据与广告变现的商业利益考量，不采取严格的人脸识别复核等更为有效的核验授权，放任未成年人用户继续沉迷，这种“技术性盲视”与“不作为”，将构成法律意义上明显的主观过错。

不过，我国短视频平台是否存在和美国Kaley G.M. 案中，被告平台明知未成年人极易遭受其平台成瘾性功能造成的损害但仍然放纵，甚至专门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成瘾性功能的主观过错，也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但这一核查难度，在实际诉讼中将极高，因为，倘若平台不配合，原告将很难获取平台运营者内部的沟通或功能设计思路。

3.损害事实：平台“成瘾设计”是否已经实际造成了损害

在国内实际的诉讼过程中，倘若真的存在如Kaley G.M.一样的受害未成年人，则该受害未成年人也必须提出确凿的损害证据，这种损害不能仅仅是抽象的“学习成绩下降”或“浪费时间”，必须达到法律认可的实体或精神损害程度。例如，由具备资质的三甲公立医院开具的重度焦虑、抑郁症诊断证明；因模仿短视频危险动作导致的法医伤残鉴定。只有损害事实达到量化且具有公认的严重性，才能论证确实造成了“实际损害”。

4.因果关系：平台未履行义务的过错与损害的因果关系

除了证明平台提供了成瘾性功能，以及其存在未能履行阻断防未成年人接触前述成瘾性功能的过错外，还应当进一步论述该过错是导致该未成年人遭受损害的实质性原因。但该因果关系必须结合个案事实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同时，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还涉及到心理学、医学等多个专业角度的分析介入，具有极高难度，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结合美国Kaley G.M.案，我们也不难发现，此类案件的因果关系通常比较复杂，容易表现为“多因一果”，即受害未成年人遭受损害可能与其自身的心理承受力差、父母监护失职或学业压力等多个因素有关。在可能存在的多个原因中，原告仅依靠自身能力去论证平台提供的成瘾算法以及其“易被绕过”的虚假防沉迷系统是导致未成年精神崩溃或实施极端行为的“相当且不可或缺的诱因”，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实际案例中，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应让短视频平台主动负担起一部分的举证责任，或参考美国Kaley G.M. 案的审理方式，要求平台方主动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并适当的披露其内部算法逻辑，以实际理清和核查因果关系是否切实存在。

五、建议我国行政强监管、公益诉讼配合法院惩罚性赔偿介入

综上所述，美国加州社交媒体第一案的标志性判决为中国在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司法实践中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法理参照，但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在损害实际发生后，某一个体直接复制美国社交媒体第一案，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因为，该类诉讼一般都意味着极长的时间周期和极高的经济成本，这些成本对于某一个体而言通常都会是难以承受的。面对短视频算法这一隐蔽且强大的时代变量，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的破局之道，应当是将日益完善的行政法规化为利剑，依靠“行政强监管确认违法事实+检察公益诉讼追究系统性责任+法院适时引入惩罚性赔偿”的三位一体协同治理模式，防微杜渐，真正实现短视频平台的青少年防成瘾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