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第二性》，为波伏瓦制作一尊属于她的雕像

《她的存在：西蒙娜·德·波伏瓦传》

作者：[美]戴尔德丽·贝尔

译者：郭澍 汪滢

版本：未读·思想家丨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3月

第一次跳出“《第二性》的作者”这重身份看待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在1974年。当时我与一位正在和让-保罗·萨特合作著书的朋友坐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你今天应该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他说，“西蒙娜·德·波伏瓦也会来。她喜欢和美国女性交谈。”

这个提议很吸引人，但我当时正在写萨缪尔·贝克特的传记，而且当天已经和他约好了。“不了，谢谢，”我遗憾地说，“我两点必须去见贝克特，他是个非常守时的人，我可不敢迟到。”

就这样，我当时没有见到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我撰写贝克特的传记时，我对她的认知依然仅仅是那个写了《第二性》的女人，因此，很大程度上（至少在我心目中），我们这一代女性获得的许多机会都要归功于她。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买来了她的其他著作，每次去巴黎做关于贝克特的研究时，都会认真研读（表面上的理由是提高法语水平）；也正因为如此，她的许多作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我实际上将其中一些内容写进了我的贝克特传记，并经常在我的学术文章和随笔中引用。

尽管如此，我那时从未想过她会是我想为之立传的人，直到1980年，我和一位对我的作品感兴趣的编辑说，我这个起初从未想过写传记的人，现在却非常想再写一本。我告诉他自贝克特传记出版后发生的一些趣事，比如有些人毛遂自荐要做我下一个写作对象，其中不乏狂妄自大者，专横地宣称他们会口述自己的人生，而我仅需要将其记录下来即可。我还跟他讲了一位文学遗产执行人，那人宣称打算“册封”我来为其所代理的一个可鄙的人物撰写一部“现代圣徒传”。

这些故事成了午餐时有趣的谈资，我们为此大笑不已。但当我告诉他，我刚刚拒绝了为一位最近去世的女作家写传记的邀请，因为我觉得她的作品索然无味，以至于对造就这些作品之人的人生也毫无兴趣时，谈话变得严肃起来。然而，在拒绝写那本书的过程中，我有了一个重要的认识：我想为一位女性立传，但这位女性的职业生涯要能让我在智识上受到启发，其个人生活又要能让她自己感到满足——如果存在这样一位稀有人物的话。我想我是在寻找这样一位女性去书写：她在生活和事业上都取得了成功，因为我和我的许多朋友当时都在为如何把令人满意的工作融入亲密关系而挣扎。我想知道，在我们这个世纪（指20世纪）末期，当唯一似乎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男性和女性的目标、需求和角色都尚未界定且处于变动之中时，是否会有这样一位当代女性，她的人生能够同时引起男性和女性的兴趣。

我和这位编辑详细讨论了我的想法，然后我们开始抛出一些人名，起初是半开玩笑的，直到突然之间，我俩不知道谁（至今我们也还不确定究竟是谁）说出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名字。对我来说，那感觉就像是漫画里的人物，突然之间头顶亮起一个灯泡，“有了！”这个词在头顶蹦出来。

《西蒙娜·德·波伏瓦：为什么我是女性主义者》（1975）剧照。

那是1980年6月。那个夏天我本该写别的作品，却把时间都用来重读波伏瓦的小说和回忆录，研读她唯一的戏剧，学习她的哲学思想，并首次品读她的游记。到了9月，我决心为她作传，但这个念头在当时仍显得自不量力——我最终会不会仅仅是把她自己讲述过的人生再复述一遍？是否还有她未曾言说，而我如果在研究中发现了也未必愿意揭露的意外或秘密？倘若真的有，会对我所秉持的“客观传记是一场文学和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理念产生什么影响？此前我与萨缪尔·贝克特达成一致，用他的话说便是“既不相助也不阻挠”我。他的意思是我可以使用研究所得的一切资料，他的亲友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与我合作，他本人也会接受我的访谈并回答问题，但未必会主动提供额外信息。他承诺不干预写作内容与方向，最重要的是绝不阻碍出版。这实属理想状态，可惜当时的我第一次为人作传，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

此刻当我考虑为西蒙娜·德·波伏瓦立传时，不禁怀疑：她，这位已写下四卷自传的作者是否愿意接受我的访谈？或许她会断然拒绝与这本构想中的书产生任何关联？她会让我自行其是，随意书写吗？——我某位朋友最近就被他想写的传主如此告知——她还是会像我另一位朋友经历的那般警告我，若是胆敢“乱”写一个字就准备接收律师函？

尽管顾虑重重，西蒙娜·德·波伏瓦仍深深吸引着我。那个教养良好的天主教女孩，如何找到勇气成为无畏、自由的女性，成为巴黎残酷的知识界角斗场里的斗士？又是在何等的创造性意识下，《第二性》诞生的？这两大疑问居于我最初列出的问题清单之首，而完整解答这份清单耗费了我七年有余。

前往巴黎，第一次与她会面

1980年10月末，我致信西蒙娜·德·波伏瓦，随信附上我的《萨缪尔·贝克特传》法译本。我在信中写道：“我知道将上部作品寄给下一位写作对象实属冒险，不过您最好先了解我打算怎样写，再决定是否同意见我。”

她回复得很迅速，说早已在朋友奥尔加·博斯特的推荐下读过这本书了，这位朋友十分推崇贝克特的戏剧。西蒙娜·德·波伏瓦说，她很乐意谈谈她的一生，因为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提议要撰写包括她全部作品的书。她接着说，如今只有女性愿意写她，而且她们只对她的女性主义思想感兴趣。这对她固然非常重要，但她也迫切希望人们记住她是一位创作了多种文体的作家。

1981年1月，我前往巴黎，第一次与她会面。1月9日是她的七十三岁生日，我那天打电话给她，本以为她会把见面安排在几天后。不料，她让我当天下午四点就过去。我陷入两难境地：我该向她送上生日祝福，还是假装这不过是平常的一天？我该带一份小礼物吗？我一整天都忧心忡忡，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法语口语水平不足以进行严肃的交谈；电话交谈时，我已经因为搜肠刮肚地寻找词语而变得结结巴巴，而她听上去语气冷淡，毫不体谅。后来我才明白那就是她平时正常的说话语气，当时却足以让我惊慌失措。最后，我在地铁站买了几束黄色郁金香和金合欢花，匆忙捆扎好，在她开门时塞给了她，以此解决了难题。这也成为此后五年间我们每次久别重逢时我遵守的惯例。

第一次的会面就像一套仪式，成为此后每一次会面的固定模式。我们总是在下午四点见面，而且她告诉我她希望对方准时，所以我总是分秒不差。每次她开门时，我都会为她身材如此矮小而感到惊讶，因为她的照片让人感觉她是一位高大的女性。萨特在我开始创作波伏瓦的传记之前就去世了，他生前我也从未见过他们同时出现，因此每次见到她，我都会意识到萨特的身材该多么矮小，才会是两人中更低的那个。

彼此寒暄过后，她每次都会说四点钟是放松的好时间，然后倒一杯喝的。我们俩都喝完全不加水和冰的苏格兰威士忌，她对此颇为愉悦。她会缓慢而仔细地用一个古旧的锡质量酒器量出精确的一盎司酒，再同样小心地将其倒入一个墨西哥大玻璃平底杯中。做完这些，我们会稍事闲聊。她会问我上次见面以来写了什么内容，或者采访了谁。我会问她最近做了些什么。接着她会拿出日程表，安排在我停留巴黎期间我们后续每次会面的时间。起初我们试图临时安排会面，但很快就发现她的日程表排得太满。我始终无法理解那些作家为何会在书中说，自1980年萨特去世后，波伏瓦似乎无所事事，失去了主导，因为任何见过她日程表的人都会知道这种说法是多么不符合事实。

《西蒙娜·德·波伏瓦：为什么我是女性主义者》（1975）剧照。

威士忌喝完（访谈结束前从不会有再来一杯的提议），我们便“开工”，这是她用来形容自己乐在其中的活动时会用的说法。初次见面时，我以为这次只是破冰会面，便空手来到她的公寓，没事先准备笔记和问题，也没带录音机，只揣了一本袖珍日记本用来记录。她却已认定我是她愿意合作撰写传记的人选，早就做好了“工作”的准备。在她看来，1月9日（波伏瓦的生日）正是个开工的好日子。

此前与萨缪尔·贝克特的多次会面形成的习惯影响了我对此次会见波伏瓦的预期——贝克特不仅拒绝录音，甚至不准我现场做笔记，他说自己常常与学者“交谈”，而非“受访”。因此，我未加思索地以为西蒙娜·德·波伏瓦也会如此。幸运的是并非这样。她欢迎甚至坚持要有“工作”的仪式感。当我提出录音请求时她略显诧异，立刻同意：“你需要留存谈话记录。”真正的访谈一年后才开始，在1982年1月我学术休假期间。访谈通常持续两小时左右，但在一次早期的访谈中我提问过多，竟谈了三个多小时。那时我看出她累得精疲力竭，便学着权衡每次会谈的内容多少，将每个问题单独写在一张索引卡上。我将卡片分两摞放在桌上，以便她看到已回答那一摞逐渐增高，待回答那一摞逐渐变少。就这样，我们一起把握着节奏。偶尔眼见超出两小时了，尽管我一再强调可以留待下次作答，她却总要坚持答完所有问题才肯罢休。

我害怕破坏她的专注，打乱她的情绪

我的问题范围广泛，从学术探讨到内心剖析乃至有些冒昧的私密问题。我既追问她的政治理论、哲学观点与各部作品的构思来源，也请她定义爱情的真谛，以及在她公开承认关系的那三位男性当中，这一定义是否随着每一段感情而改变。秉持着“我们必须以崭新的、不同的视角解读女性生命经验”的信念，我还问到了月经与更年期如何影响她的写作。令我感激不尽的是，她以同等的郑重态度对待所有问题，一一予以细致解答。

在每次访谈之前安排提问顺序对我而言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来访的朋友常看见我的公寓里到处摆满卡片，戏称其为“单人益智纸牌游戏”。我反复调整这些卡片的顺序，常常半夜起来改换某几个问题的顺序，天亮睡醒又将其恢复原样。有时在会谈中，如果发现某一串问题令她不安或恼怒，我会悄悄将这一系列的剩余问题混入“已答”的牌堆，避而不提。

“你在干什么？”她会厉声质问，“那些还没问呢。”

“不必问了——那些已经答过了，只是换了个问法。”

“原来如此，不过还是问吧，我想听。”

我讲述这段对话，是想借此展示我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之间工作关系的许多侧面。首先，她好奇心极强，即使不喜欢提问的方向，仍然会想了解其内容；其次，她勇于自我审视并坦然接受他人的审视，若察觉我试图为她回避任何问题，她反而会格外激动，坚持直面议题直到说清楚为止，否则绝不罢休。

在这些谈话结束时，精疲力竭的往往是我，脑海里盘旋着各种新冒出来的想法和更多想立刻记下来的问题。她则通常向后靠在沙发上那些色彩鲜艳的靠垫里，贾科梅蒂设计的台灯在她泛着红晕的脸颊上投下玫瑰色的光晕。那红晕多数是源于工作圆满完成后的满足，偶尔颜色会更深一些，是因为她生气了，觉得我始终未能如她所愿，从她的角度去看待某个特定的想法或人物。她总会再给我倒一杯苏格兰威士忌，而我只有在她看起来不是太累、尚能招待客人时才会接受。

《波伏瓦：我想要生命中的一切》（2015）海报。

这些时光是我记忆里最深刻的，而且坦白说，也是我最喜欢的。平心而论，我不能说这些交谈是私人性质的，因为她确定了我的婚育状况以及教育和工作背景后，就很少再问及我个人的事情了。我们多数时候谈论的是最近读过的书或看过的电影，以及喜欢其中哪些。

也会有一些时刻对我这个职业写作者来说是严峻的职业困境。例如，一次随口对她常戴的那枚漂亮银戒指的评论，竟引出了关于她与纳尔逊·阿尔格伦关系漫长而详尽的叙述。那叙述如此感人肺腑，我坐在那里完全被迷住了，既不愿打破氛围询问是否可以把录音机重新打开，又几乎无法纯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朋友来回应她，因为作为研究者的那一半自我正在脑海里拼命记笔记，以备日后写下。我解决这类困境的部分办法是，在谈话结束或下一次谈话开始时，问她我是否可以将我们刚才所说的内容用于书中，而她总是回答可以，并且反问我当时为什么不直接把录音机重新打开，但我从未那样做过，因为我害怕破坏她的专注，打乱她的情绪。

“我的生命，这奇特的东西”

我常常在她的公寓里待到下午邮件送达的时候，所以老爱对着那堆积如山的邮件发出阵阵叹息一一一堆堆献给她的书，扉页上写着献词；一摞摞装订好的清样，希望她能写个序言或至少是句推荐语；美国学者为晋升和终身教职求她写推荐信，崇拜者来信希望她知道她如何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偶尔还夹杂着几封那些憎恶她生活与作品的人写的信。她没有秘书，所有信件都亲自回复。我见过她为《现代》杂志审阅文章手稿和清样时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的样子。有时，我会在我们会面时研究那些脆弱到无法复印的手稿或信件，我间或抬起头，看到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几乎忘记了我就在对面。她偶尔也会抬头，看到我并报以宽慰的微笑，干脆利落地点头，仿佛在说：“这样多好，在这样的一天里在这儿工作，不是很愉快吗？”

我尤其难忘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度过的那个下午，1986年3月7日。多日阴霾后，阳光初现，透过舒尔切尔街工作室的窗户流淌进来。我受到波伏瓦的召唤，自2月初就来到巴黎，因为她对一本新出版的关于她的书感到不悦，急于指出其中她认为的谬误。那段时间，在每周两次的会面中，我几乎没准备要问的问题，因为本书的写作已接近尾声，我认为所有的研究工作已基本完成。于是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讨论那本书，而在不少情况下，我发现自己竟在为书中的某些陈述与解读辩护。我告诉波伏瓦，我创造了“重构人生”这个词，用以指代我所理解的她成年后对早年经历的反思。这场讨论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我脱口说出一句从未想过自己会说的话。

我突然脱口而出，希望她在本书出版前先读一读一一尽管我们有约在先，她不得影响终稿内容（她曾欣然接受类似于我与萨缪尔·贝克特之间的约定）。我本想开创新的传记范式：在本书中呈现波伏瓦对传记作者贝尔作品的评注，时而让传记作者质疑传主的记忆与诠释，双方各自阐释并捍卫自己书写的那个人生版本。我们不约而同得出相同结论：这将打造一座错综复杂的传记镜厅，折射出无穷映像，每一面都是难以捉摸却同样真实的真相。这种全新的、不同寻常的合作形式让我们沉醉在兴奋中。她被我们的对话鼓舞，为我们做的决定欣喜不已，竟在临别时做了非常不像她的举动，且我们两人都没有料到：以往会面结束时，她总是送我到门口，热情握手，有时还会将我的手拢在她双掌间。而这次，娇小的她竟伸出双手，微微拥抱了高挑的我一双手环住我的上臂，欢快地晃了晃我。

接下来的几周，我不禁反复想起那个拥抱，担心会因为这个动作还有我们商定的全新形式而丧失本书应有的客观。我不由得思索，在追求文本形式与内容的创新时，是否在某种意义上牺牲了著作的完整。但这些疑虑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不到一周她便住进医院，最终没能出院。她去世后产生的文本问题，则又另当别论。

《致波伏瓦之花》（2007）剧照。

起初，这项任务看似很简单：将已完成的三分之二书稿中的所有动词改为过去式。但实际情况却远比这复杂。原本那鲜活、生动、锐利的关于生命的论述，必须根据书稿最后三分之一部分一一一份被疾病笼罩并以死亡告终的内容一一来重写。在做这一切时，我不禁想到，她会多么享受一场关于她生命之现实与死亡之必然的抽象而富有哲理的讨论啊。“我的生命，这奇特的东西。”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这样称呼它。而现在，由我来将其呈现为一个连贯统一的整体。

然而，我尝试写作此书时，尽量不预设任何先入为主的理论或论点，而是让笔下的生命如她实际生活的那样展开，包括她的思想与表达中所有看似矛盾与混乱的地方。我的意图是通过阐释她早年所处的历史环境一一她出生的“美好时代”上流资产阶级社会一一来为她的写作生涯提供解释并试着给出界定。这些材料对于非法国读者而言大多很陌生，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对比波伏瓦年轻好几代的法国人来说，其中许多内容同样陌生或模糊不清。但所有这些对于追溯她思想的演变都至关重要，因为她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正是由其出身的社会阶层塑造的。我试图写一部女性主义传记，并受益于许多学科中出色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反映出这一点。

我进入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生活很晚

我以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为基础，向她本人、她家人及朋友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始终对她笔下的时间线和内容持怀疑态度。我并非全盘接受，有些情况下我还会修正，并且全书我都以诠释的方式使用它们。它们使我不必严格遵循时间顺序来作传，从而让我能够书写一部我自认是综合与分析之作的传记。我选择听从评论家彼得·康拉德在评论格雷维尔·林多普所著托马斯·德·昆西传记时的告诫：

传主本人已成为其任何传记中一个隐秘的、爱管闲事的共谋者。他是一个强迫性的、忏悔式的自传作者……承诺讲述真相，却又小心翼翼地避免和盘托出……他预先发明了一个他人生的版本，而这正是其传记作者的任务所在——不是附和，而是提出异议。

就本书而言，与其说是异议，不如说是加以阐述（填补她回避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细节）、说明（解释她如何做出个人与学术上的决定）以及偶尔的修正（她对许多公共事件的了解仅是零星的报纸报道和笔记本上的随意记录；而一些学者总是过于频繁地将她的观点当作事实陈述来接受）。

在这部传记中，还有一位“秘密的共谋者”占据着重要地位：让-保罗·萨特。我可以用在哈佛大学一次会议上的小组讨论来说明，当时我和萨特传记作者之一的安妮·科恩-索拉尔谈论了我们的工作。她在自己的书中对波伏瓦的论述简短而精要，而对我而言，从他们相遇直到1986年波伏瓦去世（而非1980年萨特去世），我几乎不可能在不提及萨特的情况下书写波伏瓦。在我们发言后的问答环节结束时，我不禁向当时在座的各位杰出的听众置评：每一个针对萨特的疑问都关乎他的工作，而所有针对波伏瓦的问题却都指向她的个人生活。我必须承认，我很失望。

然而，本书中包含了许多私密的个人材料，我相信这些是重要的，而非多余的。我认为，若有助于理解传主的决定、选择，尤其是对这样一位创作型女性来说，有助于理解其作品，传记就应当包含有关她私人生活的信息。

关于本书的形式，我还做了另一个决定，那就是将我本人排除在外。我进入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生活很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非极其幸运地在六年之中，每年都有大量时间与她交谈。我感激她的支持与友谊，也同样感激她妹妹和其他家庭成员，朋友及同事们的友情相助。我试图将个人观察仅限于注释部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若置于正文则可能会妨碍叙事流畅但我认为对研究者有用的信息。

我们生活在一个传记日益引起公众和学界关注的时代，这一体裁本身引发的评论，几乎与传记研究对象及其著作一样多。传记作者的方法论与被书写的生命本身受到同样多的讨论。在本书中，我尝试运用一种跨越多个学科界限并试图囊括所有学科的方法：它介于文学传记（因为我依照时间线探讨了她生命中出现的每一部作品）、思想史（因为她的一生与现代法国的许多重要政治和文化事件紧密相连）、女性主义理论（因为她生命最后二十年对女性运动的大力投入）以及口述史（因为我收集了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及她一生中认识她的人的证词）之间。

我想在这里作出一个个人观察。数不清有多少次，我和其他写过传记的人被问过“你现在/曾经喜欢某某吗”，接下来通常还会被问“你认同某某吗”或“你与某某有心理上的认同吗”，又或是“联结”或“自我认知”，诸如此类，你可以换成任意你熟悉的用词。然而，从未有人问过那个反映我写作传记初衷（传记是我偏爱的批判性探究形式之一）的问题，那就是“某某的生平与作品如何照亮了我们的文化与思想史”，“某某如何影响了我们思考自身和诠释社会的方式”，以及“从某某的生平与作品中，我们能学到什么，能在阅读其传记后为我们所用”。

在这本书里，我的目标是思考西蒙娜·德·波伏瓦生平与作品中所有迥异的方面——因为它们单独看来都极有道理，放在一起却常常相互矛盾冲突。我曾在别的地方将这一现象称为“形象与现实、观点与事实的万花筒”。我相信未来的社会绝不会忽视西蒙娜·德·波伏瓦，但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评估她的贡献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贡献。我希望本书能对此任务有所助益。

本文选自《她的存在：西蒙娜·德·波伏瓦传》，为该书的作者戴尔德丽·贝尔为该书所作的前言部分。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戴尔德丽·贝尔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