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5岁邓颖超，找到李鹏，开口就是5个字：我想安乐死

1989年初春，北京西花厅的海棠还没开，风里带着料峭的寒意。

85岁的邓颖超坐在轮椅上，身形瘦削，秘书赵炜推着她穿过回廊，屋里的暖气烧得很足，可她的呼吸还是又急又浅——

几十年的肺心病、结核病，加上两次骨折，早已把这位当年走过长征路的铁娘子，困在了这把轮椅上。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早就等在门外。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邓颖超和周恩来的恩情——父亲李硕勋早年牺牲，是这两位革命前辈一直把他当亲生孩子一样照看。每次来看邓颖超，他心里都像是来看自己的母亲。

可这一次，邓颖超没有跟他拉家常。

她抬手示意李鹏坐到身边，然后，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人心里：

“我想安乐死。”

李鹏整个人僵住了。他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半天说不出一个字。他以为老太太在开玩笑，可一抬头，对上邓颖超那双依然清亮的眼睛，他明白了——这不是玩笑，这是一个85岁老人深思熟虑之后的郑重请求。

“邓妈妈，您……”李鹏的声音有些发抖。

邓颖超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像是在安慰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她缓缓地说：“我已经给组织写了遗嘱。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我安乐死。”

李鹏的眼眶红了。他握着那双冰凉的手，沉默了很久，最后低声说：“您的意见……我一定向中央汇报。”

离开西花厅后，李鹏连夜起草了一份报告，把邓颖超的要求原原本本地写下来——不插管、不心外按压、不靠药物硬撑着延命。报告的末尾，他加了一句话：“请中央考虑。”

第二天，批示就下来了。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写道：“邓大姐的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可敬可佩……今后邓大姐百年之后坚决按她意见办。”

可批示归批示，真到了生死关头，没有哪个医生、哪个领导敢真的签字执行“安乐死”——这放在今天都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更何况是三十多年前。

邓颖超为什么对“安乐死”这么决绝？这得从她年轻时候说起。

1925年10月，广州。 21岁的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那时候她刚跟着周恩来来到这座南方城市，革命工作千头万绪，到处都要她去发动妇女、组织群众。这个突然到来的孩子，在她眼里简直就是一个“累赘”。

她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包括自己的丈夫。邓颖超一个人上街，买来打胎的中药，眼睛一闭，仰头就灌了下去。

药性发作的滋味，比死还难受。她疼得在床上打滚，冷汗把被子都浸湿了。可邓颖超咬着牙，硬是熬了过来。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革命大义面前，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

一个月后，她和周恩来在汕头重逢。邓颖超还带着点小得意，叉着腰说：“我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你想不想听？”

周恩来好奇地看着她。她压低声音，把堕胎的经过一五一十讲了出来。

谁也没想到，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罕见地大发雷霆：“你这算什么哲学？生孩子就不能革命了吗！你凭什么自作主张，这么幼稚，这么轻率！”

邓颖超被骂懵了。在她记忆里，周恩来几乎没有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那天晚上，周恩来转过身去，气呼呼地不理她。过了好久，他才叹了口气，语气软下来：“你身体损伤太大，得好好休息。”

可邓颖超是什么人？转头她就出了门，又扎进了妇女工作里——没过多久，她就在广东找到了何香凝、蔡畅，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后来端庄稳重的革命家，年轻时还有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本事——演戏，而且是反串演男主角。

15岁那年，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那时候封建礼教还厉害得很，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学校排演爱国话剧，邓颖超二话不说就报了名，演的居然是男主角。花木兰、安重根，甚至男记者，她都演过。台上的她英姿飒爽，台下掌声一片。

多年后，美国记者斯诺在武汉见到邓颖超，周恩来笑着给他“爆料”：“斯诺先生，你还不知道吧？小超15岁就在戏里反串演男主角了。”

邓颖超一听，笑着接过话茬，反过来将了周恩来一军：“恩来在南开学校演新剧的时候，也是反串女主角。他演得好极了，名震京津，那可是我的老师呢！”

斯诺听得目瞪口呆，连连惊叹：“太奇妙了！一个男扮女装，一个女扮男装，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对天生佳偶！”

谁能想到，后来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年轻时竟是以这样一种“性别错位”的方式在艺术中相遇。这大概就是命运埋下的最浪漫的伏笔。

时间回到1982年。 6月17日，邓颖超在台灯下，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自己的遗嘱。这不是她第一次写——早在1978年党的生日那天，她就拟了初稿。这一次，她重抄了一遍，又补充了两条。

遗嘱一共七条，每一条都干脆利落，像她的性格一样：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房子交公不搞故居，不许给周家亲戚特殊照顾，最后一条是——把这封遗嘱公布出去，作为她去世的消息。

她在遗嘱里写道：“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但这封公开的遗嘱之外，还有一封从未公开发表的“第二遗嘱”。那是同年11月5日写的，收在两张普通的信纸上，寄给她指定的六个人。信里的话，比公开的那封更决绝：

“在我生命走到了终点，不要采取抢救，以免增加病患的痛苦，以免给有关组织、医疗人员增加负担。”

她还特意补充：“我看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人老了，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就可安静地没有痛苦地死去。我看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为什么她对“不抢救”这么坚持？她的秘书赵炜后来在回忆录里道出了实情——因为周恩来最后那四年，太苦了。

1972年到1976年，周恩来经历了十几次大手术。每次麻醉醒来，他第一句话问的是“外事电报来了没有”；深夜里，刀口还没愈合，他就伏在案头批文件。邓颖超守在病床边，眼睁睁看着丈夫被各种管子、仪器包围着，生命的最后时光毫无尊严可言。

周恩来走了以后，邓颖超反反复复地想：那些延命的抢救，到底是为了病人自己，还是为了活着的人心里好受一点？

她想明白了，答案是后者，所以她不要。

1991年7月，邓颖超最后一次住院。她持续昏迷了12天，醒过来以后，感觉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又一次对身边的人说：“我要安乐死。”

赵炜含着泪安慰她：“大姐，您头脑还清醒，还可以治疗，这个我们不能批准。”

邓颖超有些失望，但她很快又追问了一句：“我的遗嘱，你们一定要执行。”

赵炜用力点头：“您放心，我们一定按您的原则办。”

邓颖超这才露出了笑容：“那好，我就放心了。”

1992年7月10日，晚上8点多。 北京医院的病房里，邓颖超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呼吸微弱得像一缕游丝。赵炜趴在床边，轻声告诉她：“大姐，李鹏同志和朱琳同志来看您了。”

奇迹般地，邓颖超微微睁开了眼睛。她的嘴唇翕动了几下，用尽生命中最后一丝力气，吐出了两个字：

“李……鹏。”

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可在场所有人都听见了。

这是邓颖超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第二天清晨6点55分，87岁的邓颖超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没有插管，没有心外按压，没有电击——她遗嘱里“不抢救”的那部分，总算实现了。可她最想要的“安乐死”，始终没有一个医生敢签字。

赵炜后来在书里写道：“就这样，她至死也未能实现她生前亲笔写的遗嘱——安乐死。她希望自己能做一名移风易俗的带头人，可惜她未能办到。”

1992年7月18日，遵照邓颖超的遗嘱，她的骨灰由一架农用飞机撒入了天津海河。没有追悼会，没有告别仪式，没有故居纪念馆。

那天，海河两岸站满了自发前来送行的群众。有人撒花瓣，有人悄悄抹眼泪。一个老人对身边的年轻人说：“你们知道吗？她年轻时候，演过男角，胆大得很；后来为革命，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老了老了，又想让自己安乐死……她这辈子，从来都是自己拿主意，不麻烦别人。”

年轻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海风吹过，骨灰融进河水，流向渤海。没有墓碑，没有标记，但从那以后，整条海河都是她的纪念碑。

她一生都在救人——救这个国家，救受苦的百姓，救身边的同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却只想求人让自己安安静静地走。

这种“反差”，大概就是邓颖超这辈子最让人心疼，也最让人敬佩的地方。

（本文根据赵炜《西花厅岁月》、人民网、央视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公开史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