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体系化适用

2026年1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5周年。体系化是民法典的生命，婚姻家庭法入典推动了婚姻家庭法的体系化。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典适用的体系化思维，做到其与民法典其他各编的融合贯通、内在统一。笔者试以婚姻家庭编为切入点，从几个典型裁判思路出发，探讨其与民法典其他各编在司法实践中的交叉与衔接适用，以期深化对法典整体精神的理解。

一

婚姻家庭编与总则编

夫妻一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另一方严重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的合法权益时，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能够作为原告提起离婚诉讼，且不宜在离婚诉讼中径行指定其他人作为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而应由利害关系人另行提起指定监护人特别程序。在特别程序中判定配偶监护权是否应予撤销，如撤销，由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的新的监护人代为提起离婚诉讼。

原则上身份行为不能代理，他人不能代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但在特殊情况下应允许该种情况的发生。因此，只有在出现夫妻一方严重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合法权益的时候，才能允许他人代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在此前提基础上，成年人法定监护人顺序的规定具有强制性，一般而言，在不存在前一顺序监护人或者前一顺序监护人没有监护能力时，后一顺序监护人才有资格成为法定监护人。根据民法典总则编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配偶为第一顺位监护人，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的父母等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在其已有法定监护人的情形下，不能直接代表其维护权益，因此有必要通过特别程序先行解决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的监护人顺位问题，即是否撤销配偶的法定监护权。

二

婚姻家庭编与物权编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第三人利益时，房屋产权登记在双方之间发生变更的，不能仅凭外观形式直接认定物权归属，如存在明确约定，一般应尊重当事人的约定。

根据民法典物权编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部分观点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房屋产权的变更登记，应视为物权由一方转移至另一方或双方共同共有。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夫妻财产关系不同于一般民事主体间的交易关系，常掺杂情感、家庭贡献、共同生活需要等因素，其内部的产权变动，往往并非独立的市场买卖或赠与。因此，在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问题上，物权法上的不动产登记公示原则应当保持一定的谦抑性，对婚姻法的适用空间和规制功能予以尊重，尤其是夫妻之间关于具体财产的约定不宜由物权法过度调整，而应由婚姻法规范评价。与此类似，房屋产权证书中记载的份额亦不应当作为甄别夫妻财产权利的唯一依据，如果离婚时仅按照登记的产权比例进行分割，可能有违实质公平。

三

婚姻家庭编与合同编

债权人对离婚协议中财产性条款可行使撤销权，但不可对离婚协议中的抚养权归属、探望权安排等人身性条款行使撤销权。抚养费既涉及人身关系又涉及财产关系，不能一概而论，而应根据抚养费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予以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三条是关于离婚协议参照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规定。离婚协议下债权人撤销权的适用除应符合民法典合同编第五百三十八条至第五百四十二条规定的债权人撤销制度的一般性规定外，还应考虑其特殊性。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七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离婚协议不仅包括双方离婚的意思表示，也包括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的协商，是包含多种类型法律行为的复合性协议。债权人撤销制度是一种债的保全制度，离婚协议中处理共同财产部分，本质是平等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可以成为债权人撤销的标的，但人身关系不得作为债权实现的客体。而抚养费既有人身属性，又有经济属性，是父母基于其对子女亲权的延展，实践中存在借用给付高额抚养费逃避债权履行的情形，因此，判断抚养费是否合理、是否阻碍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应回归父母支付抚养费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这一初衷，重点结合子女的实际需要、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及抚养费占父母收入比例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四

婚姻家庭编与人格权编

实施侵犯配偶隐私权的行为并不因夫妻身份关系当然豁免法律责任，应重点结合夫妻感情所处状态、加害人的主观目的是否正当、手段方式是否合法等因素予以综合判定。

根据民法典人格权编第一千零三十二条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因此，在某种特定情境下，夫妻一方个人隐私权与夫妻另一方知情权之间可能产生冲突。通过缔结婚姻而形成的夫妻身份关系虽然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不意味着夫妻一方通过缔结婚姻而取得对配偶权利完全的支配。夫或妻一方首先是法律保护的自然人个人，而后通过婚姻结合成家庭。涉及自然人尊严以及人格发展的各项基本人格权利不能因为婚姻关系缔结而受到剥夺，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权利、名誉隐私等权利仍然受到民事法律更高层次的保护。

五

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

继子女在未成年时期未受到其继父母的抚养，但其对继父母进行了赡养，虽然按照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的规定，该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不适用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可依据民法典继承编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处理，即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分得适当的遗产。

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七十条的规定，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同时，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可以得出，只有受到继父母抚养教育的继子女才有权继承遗产。因此，当继子女未受到其继父母的抚养教育，例如继父与继母结婚时，继子女已经成年，但其对继父母进行了赡养，可能难以获得遗产，这偏离了朴素的社会价值理念。部分观点认为，可通过扩大解释民法典继承编子女的范围解决上述矛盾，即民法典继承编规定的“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既包括继子女受继父母抚养的情形，也包括继子女赡养继父母的情形。但该扩大解释进一步造成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在父母子女概念范围上的歧义。因此，按照体系化思维，上述情形可以依据民法典继承编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即该继子女即便未受到其继父母的抚养、未被认定为其继父母的子女，仍可作为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适当分得遗产，进而实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六

婚姻家庭编与侵权责任编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离婚财产分割制度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原则不冲突，二者可同时适用。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侵权责任在婚姻法领域的延伸体现，其核心是一种侵权责任，即当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如重婚、家暴、虐待遗弃等）致使婚姻关系破裂的，过错方应对无过错方的损失予以赔偿，旨在惩罚过错、抚慰受害人，这是一种独立的民事责任，其计算基础是过错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与夫妻共同财产本身的多寡无直接关联。而离婚财产分割中的照顾原则，主要是基于公平原则和家庭社会职能的考量，是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一特定范畴时，向在婚姻中通常处于弱势的子女、女方以及在婚姻破裂中无过错的一方进行倾斜性分配，以确保其基本生活和发展需求，体现了法律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前者是“损害赔偿”，后者是“财产多分”，二者性质迥异，从不同维度为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及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庇护。因此，二者同时适用不仅不冲突，反而是现代婚姻法律制度追求实质公平与个案正义的必然要求。

转自：山东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