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看了一部奇怪的电影，《蜂蜜的针》。多年前，它曾以《没有别的爱》为名，在娱乐新闻里闪现过几次，此后多年没有后话，突然以《蜂蜜的针》的面貌出现，上映半个月后，收获1235万票房，还是有点让人意外的。但它的奇怪之处，不在于它的际遇，而在于，它讲述了一个有点异色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当下的华语电影里，是格格不入的。
《蜂蜜的针》改编自德国女作家英格丽特·诺尔1991年出版的小说《公鸡已死》（再版改名为《我是一个望风的女人》），这部小说是诺尔的长篇首作，也是她的成名作，讲述一位五十岁的女职员蒂哈的故事，她在文学讲座上，聆听维托德的演讲后，对维托德产生感情，开始了解他，跟踪他，最终发展到动手铲除通向他的路途中的一切人。小说出版后，曾经被归类在“侦探小说”里，但似乎归为“犯罪小说”更合适，但也有人提出，侦探也好，犯罪也好，都是外壳，它应该被当做“爱情小说”。
其实，所谓爱情，也只是这个故事的外壳，让蒂哈变身杀手的不是爱情，维托德只是这个过程中的偶然激发因素，没有维托德，也会有别人，就像三毛在《爱的寻求》里写的那个沙漠青年沙仑，一次次受骗，不是因为他没有了解真相的能力，而是因为他要把情欲，或者说一段虚假的爱情，“解释做他这一生所有缺乏的东西的代表”。
但不论小说还是《蜂蜜的针》，都有一个巨大的不可思议之处，那就是主人公的动机。小说里的主人公蒂哈，和电影里袁泉扮演的主人公支宁的动机，是纯粹的“恶女”，就是要找个机会去杀人，走上自毁的道路，不是事发偶然，而是蓄谋多时，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心向往之。
就如影评人方聿南说，在电影故事的创作中：“你想拍女性害人是可以的，但你得先证明她或她在乎的人（多半也得是女性）是受害者，也就是得有张入场券，这张入场券叫做苦难。”这个入场券不是为了让动机成立，而是让她的所作所为在伦理上成立。为了复仇，为了惩恶扬善，成为“恶女”是可以的，为了恶的欲望，为了恶的审美而成为杀人狂，是不可以的。
《公鸡已死》和《蜂蜜的针》却都没有给出这张“入场券”，也没有给出动机，那个动机，即便有，也非常弱。观众认为《蜂蜜的针》里，耿乐演的作家寇逸没有性魅力，不足以激发女主人公的欲望，让她一路杀人，如果换个有魅力的男主人公，故事的逻辑会更顺畅，其实还是掉到创作者给出的弥天大谎里了。有没有这个男人，小说和电影里的女主人公都要行凶，有这个男人也行，没有这个男人也行，甚至，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只有一个轻微的推动力，可能故事的异色感更强。寇逸的出现就像一个解释，而这个故事最好不要解释，一解释就心虚了。
在这点上，导演的偶像阿莫多瓦就好很多，阿莫多瓦的电影就是，没有解释，不需要，无所谓，反正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故事中人必须要这么行事。观众虽然不明就里，也觉得无比合理。
事实上，《蜂蜜的针》也很像阿莫多瓦早期的电影，故事、逻辑、节奏，包括那种疯疯癫癫的黑色幽默，以及女主人公一直能顺利犯罪而不落入法网，都是阿莫多瓦的逻辑。在摄像头林立的年代，支宁把宁静扮演的阚天天推下悬崖，却没有人去调取监控，看看阚天天开的车的副驾坐的是谁，有点不可思议，但在阿莫多瓦宇宙里，这是可以的，在任何年代都是可以的。
我们甚至能把其中的人物一一替换成阿莫多瓦电影中的那些人。宁静和俞飞鸿，就是阿莫多瓦电影里必须有的，那种大丽花一样艳丽的、浓艳飞溅的高跟鞋女人。袁泉是阿莫多瓦中后期会用的佩妮洛普·克鲁兹这样的平底鞋演员。耿乐的角色，用年轻的班德拉斯来演也是可以的，性感的健壮的，但却故意戴着眼镜压一压，洒一点学究气的枯瘪的浇头，反而显得更艳了，是一种情色故事会有的声东击西。
它的格格不入之处就在这里，不但在当下，就是在十年二十年前，依然是古怪的，是难以理解的，但在阿莫多瓦宇宙里，或者说，一个创作者宇宙里，这是顺理成章的，是“这还需要解释吗”？它出现在当下，就需要各种解释，而一解释，就有点心虚，这就是我们的尴尬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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