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都说年轻时欠的债，老天爷迟早会派人来收。
这话我以前不信，觉得只要翻篇了，过去的事就真的过去了。可事实是，有些事你以为翻篇了，其实它就搁在那里，像一颗钉子扎在地板底下，你踩了千百遍都没感觉，直到有一天锈穿了底板，扎得你鲜血淋漓。
我叫周建国，今年四十七。接下来这段事，我从来没跟任何人完整说过，今天破例讲一次。
2003年秋天，我在城里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在厂里干到了车间主任，不算大官，但手底下管着几十号人，工资加奖金每个月能拿两千出头。老婆在百货商场卖服装，儿子读高二，成绩中上游，够着一本线差口气，但努力一把也有希望。
一家三口住在厂分的两居室里，虽说不大，但收拾得干净利落。日子嘛，就是那么回事，不好不坏，平平稳稳的。
那天下午我下了早班回家，路过传达室，老赵头在窗口冲我喊："建国，有你一封信。"
信？谁还写信？这年头都打电话了。
我走过去接了那封信，一看信封就愣了。
信封皱巴巴的，像是被人揣在口袋里揉了好几天，上面的字是用圆珠笔写的，笔迹歪歪扭扭，有几个字还划掉重写了。寄信地址写的是西北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柳沟。
柳沟。
这两个字像两根烧红的铁棍，一下子戳进我脑子里。
我的手开始抖了。
靠在传达室外面的墙上，我撕开信封。里面是一张从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正反两面都写了字，字迹明显是一个没怎么念过书的人写的，好些字用拼音代替。
信的开头是——
"建国，你还记不记得柳沟的翠花。我是她姐姐秀珍。翠花走了八年了，她走之前让我把一件事告诉你，可我一直没勇气。现在不说不行了，因为那个孩子——你的孩子，得了病，大夫说要是再不做手术，人就没了。建国，你做个人吧，来救救你的孩子。"
信纸从我手里滑落，飘到地上。
"我的孩子？"
这四个字在脑子里炸开，嗡嗡作响，像有一千只蜜蜂在耳朵旁边转。
我蹲在墙根，盯着地上那张纸看了整整五分钟，脑袋里翻天覆地。
翠花。
这个名字我已经二十五年没有听到过了。不是忘了，是不敢想，不愿想。每一次快要想起来的时候，我都会拼命把那个念头按下去，像按一个快要弹起来的弹簧，死死地摁住。
可今天，弹簧崩了。
我捡起信，叠好塞进上衣口袋里，贴着胸口的位置。那张纸薄得像蝉翼，却烫得我心口发疼。
推开家门的时候，我老婆刘芬正在厨房炒菜，油烟味弥漫了整个客厅。儿子在小屋里写作业，隔着门能听见笔在纸上沙沙响。
"回来了？洗手吃饭。"刘芬从厨房探出头，看了我一眼，"咋了？脸色这么难看，厂里出事了？"
"没事，有点累。"
我在沙发上坐下，手不自觉地去摸胸口的信。
吃饭的时候我一口没怎么动，刘芬又问了一遍，我说胃不舒服。儿子吃完钻回屋里了，刘芬收拾碗筷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发呆。
脑子里全是二十五年前的画面。
窑洞。煤油灯。黄土地。还有那个扎着两根粗辫子、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的姑娘。
翠花……你走了八年了？你走的时候才多大？三十几？
你怎么就走了呢？
"我的孩子"……那是个男孩还是女孩？今年该有二十四五了吧？他长什么样？像我还是像你？
他得了什么病？严不严重？
一连串的问题像洪水一样涌上来，堵在嗓子眼里，上不去下不来。
"建国，你到底怎么了？"
刘芬站在面前，手里端着一杯水，皱着眉头看我。
"我没事。"
"你没事你抖什么？"
她伸手就去摸我额头，手指碰到我脸的时候，我一激灵，本能地往后缩了一下。
刘芬的脸色变了。
她是个敏锐的女人，嫁给我二十年了，什么风吹草动瞒不了她。她的目光从我脸上慢慢移到我的胸口——我的手正死死捂着那个口袋。
"口袋里是什么？"
"你口袋里到底揣的什么？"
刘芬的声音拔高了，眼睛直直盯着我的手。
"没什么，厂里的通知。"
"通知？通知你揣怀里？还捂得那么紧？"她冷笑了一声，"周建国，你当我傻呢？"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一把伸过来就去掏我口袋。我下意识侧身躲了一下，可她手快，一把攥住了那封信的一角。
"别——"
"我还真别不了。"
她一把抽出来，退后两步，展开信纸。
客厅里安静得只听见墙上挂钟嘀嗒嘀嗒响。
我看着刘芬的眼睛一行一行地扫过那张纸，脸上的表情像一面镜子被人一脚踩碎——先是疑惑，然后是震惊，再然后是一种我从没在她脸上见过的东西。
那不是愤怒，是寒。
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寒。
"周建国。"
她叫我的名字，声音平静得吓人。
"你跟我说实话——这信上写的是真的？你在柳沟……有个孩子？"
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人掐住了，发不出声音。
"说话！"她猛地把信拍在茶几上，杯子被震得跳了一下，水洒出来，浸湿了那张薄薄的信纸。
我赶紧去捞那封信，手忙脚乱地擦水。
刘芬看着我这个动作，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你连那封信都比我重要，是不是？"
"芬……你听我说……"
"说什么？说你当年插队的时候搞了个农村姑娘？还搞出个孩子来？你藏了二十五年？周建国，你真有本事！"
她的声音越来越尖，儿子在屋里喊了一声："妈，你们吵什么呢？"
"写你的作业！"刘芬冲小屋的方向吼了一句，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坐在沙发上，双手撑着膝盖，头低得快要碰到大腿。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从里到外的虚。
"芬，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个孩子。我是今天才知道的。"
"你不知道？你跟那个女人上了床你不知道？"
这话像一巴掌扇在我脸上，火辣辣的疼。
可我没法反驳。
因为她说的是事实。
1978年，柳沟的窑洞里，一个寒冬的夜晚，我和翠花确实越过了那条线。那时候我们都太年轻，我二十二，她十九。黄土高原的冬天冷得人骨头疼，那孔窑洞里只有一盏快要灭了的煤油灯和一床薄得透风的棉被。
她来给我送棉鞋。
那双棉鞋是她纳了整整两个月的，一针一线，鞋底厚实得能踩在冰碴子上不觉得凉。她把棉鞋放在炕沿上，搓着冻红的手，说了一句："建国哥，你试试合不合脚。"
我弯腰穿鞋的时候，她就站在旁边，离我很近。
我抬头看她，煤油灯的光打在她脸上，昏黄的，暖的。她的辫子垂在胸前，脸颊被冻得红扑扑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
鬼使神差的，我伸手拉了一下她的手。
她没有躲。
后面发生的事情，像是一场无法控制的山洪。两个人的体温在那床薄棉被下面交融在一起，她紧紧攥着我的手指，指甲嵌进我掌心里，疼的，可那种疼被另一种更猛烈的东西淹没了。窑洞外面呼呼刮着西北风，窑洞里面却烧得像一团火……
那是我这辈子最不敢回忆的一个夜晚。
因为两个月后，回城的政策下来了。
刘芬把我从回忆里拽了出来。
她站在客厅中间，手里攥着那封湿了半边的信，眼泪挂在脸上不擦，声音沙哑："周建国，你打算怎么办？"
"我……我得去一趟。"
"去？你去哪儿？去找你那个乡下的野——"她把后面的字咽了回去，咬着嘴唇狠狠瞪了我一眼。
"芬，那是一条命。不管怎么说，如果那真是我的孩子，我不能不管。"
"那这个家呢？你儿子呢？你想想这事传出去，你儿子在学校怎么抬头？我在外面怎么做人？"
她说得没错。
每一个字都没错。
可那封信上写着——"再不做手术，人就没了。"
这九个字像九颗钉子，一颗一颗钉在我心上。
我还没做出决定，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
打开门，是隔壁老孙媳妇，她探着头笑嘻嘻地问："嫂子，刚才听你们动静挺大的，没事吧？"
刘芬一把拉开门，满脸泪痕对着老孙媳妇挤出一个笑："没事，电视开太大声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她靠在门板上，浑身的劲像被抽走了。
"建国，"她的声音低下来，低到几乎是耳语，"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一直惦记着那个女人？"
我沉默了。
不是不想回答，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惦记吗？二十五年了，我以为我不惦记了。可是今天这封信一来，那些画面就像决了堤的水，哗啦啦全涌了出来。
她在麦田里冲我笑的样子。她做的手擀面的味道。她站在村口送我走的时候，辫子被风吹得飞起来，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拼命摆手……
"你果然是。"
刘芬看着我的眼神，像看一个陌生人。
"我告诉你周建国，你要是敢去，我们就离婚。"
这句话落地，客厅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儿子的房门突然开了一条缝，他探出半个脑袋，脸上带着不安："爸，妈，你们到底怎么了？"
我和刘芬同时沉默。
就在这个僵局里，我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区号是西北的。
我接起来，对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带着浓重方言口音的女声——
"你是周建国不？我是翠花她姐，那封信你收到了没有？孩子已经住进县医院了，大夫说最多还能撑一个月……建国，你要是还有点良心，你就来一趟吧。"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
"那孩子……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