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98年的冬天，冷得连呼出的气都像是带着冰凌子。
漫天飞舞的大雪中，赵曼拎着那个红色的牛皮软箱，头也不回地钻进了一辆停在路口的桑塔纳出租车。车轮碾过积雪，发出令人牙酸的“咯吱”声，也毫不留情地碾碎了我们五年的婚姻。我站在街道拐角那个四面透风的修车摊前，手里还攥着一把沾满黑色油泥的活动扳手。
“别看了，车都拐弯了，再看眼睛该冻坏了。”
一个清冷又温和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我木然地回过头，看到沈月正站在我的修车棚底下。她穿着一件半旧的军大衣，手里端着一个铝制饭盒，正往外冒着腾腾的热气。沈月是赵曼的闺蜜，从小一起长大的那种。刚才赵曼收拾行李的时候，就是她帮着打包的。
我以为她是来确认我有没有死皮赖脸去追的，苦笑了一声，把冻得通红、裂了十几道血口子的手往破棉袄里缩了缩，声音嘶哑地说：“她走了，你也回去吧。这地方风大，别把你吹生病了。”
沈月没有动，她定定地看着我，那双总是安静的眼睛里，此刻却有一种让我看不懂的坚决。她走上前，把那个滚烫的饭盒塞进我手里，然后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做了一个这辈子最大的决定。
“林诚，厂子倒了，曼曼走了，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没了？”她盯着我的眼睛。
我低下头，看着鞋尖上化开的雪水，喉咙里像塞了一团破棉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沈月突然伸出手，指了指我身后的打气筒、扳手、还有那一地的自行车零件，一字一句地说：“她怕过穷日子，她要走就走吧。林诚，只要你这双手没废，我就跟着你过。”
这句话，像是一道惊雷，在这个寂静寒冷的冬日街头，生生劈开了我混沌绝望的世界。我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她，甚至怀疑是不是风太大，我出现了幻听。
时间倒推回半年前，我还是市第三机械厂的高级钳工。那时候的我，穿着笔挺的蓝色工装，胸口别着厂徽，走到哪里别人都要喊一声“林师傅”。我和赵曼的婚姻，曾经也是厂里人人羡慕的标杆。赵曼长得漂亮，心气也高，她喜欢穿着呢子大衣在厂区里走，享受别人艳羡的目光。我宠着她，工资奖金一分不落地全交到她手里，哪怕我自己连一包好烟都舍不得抽。
可谁也没想到，1998年的那场下岗潮，会来得那么猛烈，那么猝不及防。
随着厂长在喇叭里那几声沉重的叹息，几千名职工瞬间失去了依靠。拿到那点微薄的买断工龄钱时，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车间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为了养家，为了不让赵曼跟着我吃苦，我拉下脸面，借钱置办了一套工具，在菜市场门口支起了一个修车摊。
从受人尊敬的技术骨干，变成满身油污、为了几毛钱补胎费跟人赔笑脸的街头小贩，那种落差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自尊。但更让我绝望的，是赵曼的态度。
她开始频繁地抱怨，抱怨我身上有洗不掉的橡胶味，抱怨我不修边幅的头发，抱怨我们再也去不起高档餐厅。她看我的眼神，从最初的崇拜，变成了同情，最后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嫌弃。
“林诚，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就像个叫花子！我难道要跟着你在街头闻一辈子汽车尾气吗？”那是她跟我吵架时最常说的一句话。
我无言以对，只能更拼命地干活。冬天的早晨，我五点半就出摊，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里徒手扒自行车外胎，手背上的冻疮破了流血，血混着机油结成黑红色的痂。我以为只要我赚够了钱，她就会回心转意，但是我想错了。
后来她向我提出了离婚，她说她找好了一条退路，一个能带她去南方做生意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