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的遗作在《回归故里》的写作中更多起到了反面作用

很多评论都强调《回归故里》的两个参照——或者更确切地说，两个模板——分别是安妮·埃尔诺的社会学传记（主要是《位置》《一个女人》和《羞耻》）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自我分析纲要》。这并没有错。除了没提及这一点：布尔迪厄的遗作，即他在生命中最后几个月仍在书写并在去世前几周寄给德国编辑的那本书（当时，他应该是将这本书命名为“布尔迪厄谈布尔迪厄”，这家出版社的网站上已经展示了书的封面），虽然给我带来了灵感，即撰写与之类似的书的想法，但在我的实际写作过程中它更多起到了反面作用。因为布尔迪厄没有在书里讲述最重要的东西。诚然，那不过只是一个“纲要”，他本打算之后再进一步展开（他曾想在德国出版这本书，等得到反馈之后再修改，以便发表篇幅更长的法文版）。尽管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如他所定义的那样，正是他这本书的计划——“纲要”——使他不得不限制书的范围。首先，因为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在书中给出理解他著作的钥匙（他说，为读者提供他自己希望获得的用于理解福楼拜的要素），与此同时，与传记写作保持距离，因为后者旨在展开调查，并不满足于仅获得把握布尔迪厄思想的起源与关键所必需的信息。因此，一方面，他的书更倾向于关注自我，而不是社会世界的结构（在《回归故里》中，我从“自我”出发，并借此走向社会决定论的分析，而在《纲要》里，他之所以谈及社会决定论，只是为了引向他自己，引向作者自身）；另一方面，布尔迪厄倾向于过于严格地筛选他认为在这样的框架下仅有的切题的信息，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这不可避免地等同于回避了某些元素，而任何想要研究布尔迪厄著作的人都应该将这些元素考虑进去。

例如，他只用了几个段落来描写他的父母。不言而喻的是，谨慎和克制构成了自我分析计划的最主要障碍：由此导致的众多刻意省略最终妨碍了其宣称的对认识论层面的严谨性的关注！但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止步于那个顺带提及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想法，即对他而言，他的作品构成了一条苦行和再占有自我的道路。这本可以引导他在这项呈现为自我分析的计划中更直接、更详尽地面对这个问题。从“场域”概念开始——重建知识场域原本的样子，正如他进入知识界时那样：萨特占据一极，而另一极则是列维—斯特劳斯和康吉莱姆——以便阐释先于其著作诞生的原则。这在我看来是在回避或遮蔽他本应该挖掘出来的事物，我们可以隐约感到在最后几页里，他允许自己回忆起童年以及惯习的形成，但他谈得太快了，好像他之后要做出的知识层面的选择在诸多方面都不是由此决定的。自此，他宣称写这本书是为了打消传记作家（为他立传）的念头，并强调我们不应把这部作品与“自传”混淆，他让我们怀疑他的“自我分析”更类似于他在自己面前竖起的保护屏障，为了避免太过直接地——在秉持反对立场的激情驱使下——将作品中的内容简化为他的社会出身。由法国编辑撰写的导言中如咒语般不断重复的词（“科学”“科学的”“科学性”）从本质上说会强化这样的印象：为什么如此强调这本书的“科学性”特征？仿佛面对读者时绝对有必要为这本书做出解释或辩护，尤其是试图引导读者的阅读，甚至驱散“文学”或“哲学”诱惑的幽灵——这些幽灵或许在晚年影响了《实践感》的作者（即布尔迪厄本人，《实践感》于1980年由午夜出版社出版。——译者注）？鉴于他就自己和著作谈论了很多，但说到底，他极少谈及家庭结构、学校制度……这本书更像是一部不完整且太过克制的自传，而不是自我分析。无论如何，自我分析与自传有共同之处，用阿西娅·吉巴尔的话来说，就是作者在他自己的生命中始终秉持着“绝对君主”的立场，选择什么有必要讲、什么最好搁置不谈的正是他。

他给我看了手稿，我对他说：“您太过保守了。应该更大胆些。重读一下热内吧，重读一下《玫瑰奇迹》……”他这么回答我：“但我不是热内，我不是作家。”他仅添加了对这部小说的一处引用。我提醒他，他曾数次强调应该像托马斯·伯恩哈德或弗吉尼亚·伍尔夫那样去探索精神结构，即内化的社会结构。虽然无法像他们那样（不是谁都能像伍尔夫、热内或伯恩哈德那样，布尔迪厄这样的人显然无法理解他们的写作风格，因为布尔迪厄的著述带有专业属性，且从属于截然不同的制度装置），但布尔迪厄至少有能力将他们的勇气，他们想要更深入挖掘自我的努力，他们试图呈现的关于（我们赖以生存的）身体、地点、社会环境以及（我们曾熟悉、经历、采用或拒绝的）制度的记忆等化为己用，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驻守在最后一道防线后面：“但我的同事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认为我疯了！”然而，如果我们太在意组里同事们的想法，如何能够完成“自我分析”？我们都知道，集体行事的小组既是智性层面的限制，又意味着明争暗斗。

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因为在差不多时期进行的一次访谈中，当提及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即他研究阿尔及利亚问题的那段时期时，他宣称：“这里涉及基于学术规范的审查，导致有很多东西我们无法讲述，甚至想都不敢想。［……］对严谨性和科学性的关注压制了我著作中的文学性维度。我在审查中删去了很多东西。”

但很遗憾的是，对早期研究工作的回顾并没有促使他在最后一部著作中重新加入他曾“后悔”在早期文本（以及随后发表的文本）中压制的东西。这本应迫使他打破学术规范或既定的科学性理想所要求践行的审查制度（也就是为了保障他研究工作的创新性，他曾接受并遵循的一切，但与此同时，从那时起，他不得不使自己的创新性屈从于既定的程序和展示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更为强大的自我审查。

布尔迪厄想要走出社会学至上论——例如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以吕西安·戈德曼为代表的社会学至上论，又或是萨特在分析福楼拜时提出的社会学至上论——这种理论过于直接地将文学创作和作家的阶级归属联系起来。为此，他创造了文学、艺术或科学“场域”的概念，并以此作为一种感知方式，让人体会到相互对立的选择和导向首先与我们从属或意欲从属的领域（即在文学、艺术或科学斗争空间内，我们占据的位置或试图为自己创造的位置）内部具体的挑战相关。尽管就专业领域（科学界和知识界）内部运作方式的分析而言，这个概念的贡献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专业领域相互嵌套，构成了整体化的世界，我们便在其内部的不同领域里生存、发展。然而，一旦它趋向于自主化且变成唯一的阐释准则，或至少是最主要的阐释准则时，这就成问题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布尔迪厄社会学的另一个关键概念，即惯习，就被降格至次要地位。然而，我们无法理解某个人在既定的场域内做出的选择，除非我们将他在这个场域内投入并展现出的内化的倾向性——因此也是内化的社会性过去——考虑进去。显然，这也适用于布尔迪厄自己！我们无法了解什么决定着理论层面的“好”与“恶”，正是这个问题将布尔迪厄引入了知识界，并在此迈出了第一步。但他并没有将该成就与他最初所接受的教育以及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社会世界中习得的东西联系起来。

说到底，尽管两个写作计划看上去截然相悖——在此，布尔迪厄的写作计划不言自明地，甚至可以说显而易见地将自身界定为萨特的自传性写作的对立面——一个共同点拉近了《词语》（在这本书里，萨特描述了他的童年、他的家庭，以及他与书和文学之间的联系是在哪里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但只字不提这样的童年在他著作的内容以及著作中构思的哲学原则上留下的印迹）与《自我分析纲要》之间的距离。《纲要》里的自我分析将童年、家庭放在了第二位，即次要的位置上，似乎有意避免在体悟世界的社会条件与此后知识领域的取向之间建立牢固联系。在这两种情况下，惯习与智识层面的选择之间的关联都被排除在外：在萨特那里如此，因为他谈论他的童年却不谈他的著作；在布尔迪厄那里也如此，因为他谈论他的著作却不谈或鲜少谈及他的童年。布尔迪厄曾指责萨特塑造了——用曼海姆的话来说，就是“无牵无挂、无亲无故”——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且毫不迟疑地将萨特的哲学或文学著作（尤其是《存在与虚无》和《恶心》）中的内容与他的社会出身联系起来，但矛盾的是布尔迪厄本人设法通过《纲要》中所谓的“科学性”装置（“用正确的方法”）来斩断他针对自己的“牵挂”与出身的思考：他呈现给我们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分析，而不是身体层面；更多的是针对思想的分析，而不是针对他自己的社会身份。说到底，当萨特在一次访谈中宣称“在文化里，我们必须始终自下而上地进行自我定位”时，他或许是对的：“我本想要以这种方式写一部传记，福楼拜的传记，把他的书放在最上面，并将其视作对整个身体的概括，而不仅仅是他的头脑和眼神，还有他的双手及其书写。”当我们为一位作者（福楼拜）作传和书写时，这样的计划实现起来肯定比书写我们自己更简单。但遗憾的是布尔迪厄在他年轻时习得的倾向上停留的时间过短，以至于我们无法理解他曾是怎样一个人，那些时候，他正进入教育、研究和科学领域并努力占据一席之地，还试图通过他基于好恶做出的选择来创造自己的立场，不是所有的好恶取向都仅仅取决于纯粹的智性思考，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更多源自近乎本能性的选择。此外，在我看来，他在书里也是以这样的方式谈及海德格尔的：对惯习的分析占据了与对哲学场域的分析同等重要的位置，更确切地说，两个层面的分析彼此密不可分，海德格尔在理论空间内创造的情境被以一种较为直接的方式与他的政治和社会倾向联系在一起。然而，就布尔迪厄自己而言，借助著作的简单结构，他在引入场域的倾向性和在场域内形成的立场之间建立了更大的距离。自出版以来，我们都把《纲要》与其他很多本书（尤其是理查德·霍加特自传的第一卷《新港街33号》）作比。不过，在阅读布尔迪厄时以他书写海德格尔的著作为参照，以此来质询他进行自我分析的方式将会非常有趣：当涉及海德格尔时，布尔迪厄毫不犹豫地谈论他“最基本的选择，而选择基于的原则来自他的惯习中所具有的最深层次的倾向性”，他还谈到“海德格尔在哲学上很有限的立场选择与他的伦理政治选择相容”。

《社会作为判决：阶级、身份、轨迹》，[法]迪迪埃·埃里蓬著，陆一琛译，明室｜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3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来源：[法]迪迪埃·埃里蓬著，陆一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