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纪仇怨难解，85%民众痛斥中国，瑞典为何如此反华？

说出来或许令人难以置信，宜家与H&M在中国市场持续高歌猛进、营收屡创新高，消费者对其产品早已习以为常；而它们的母国瑞典，却在西方国家中对华态度最为疏离甚至尖锐。

皮尤研究中心早前发布的民调数据清晰显示，高达85%的瑞典民众对中国持有负面观感——换言之，每十位瑞典人中，就有将近九位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看待中国。

这一比例甚至超越了美国本土的同类指标。

一个地处北欧腹地、与中国既无历史积怨、也无现实摩擦的小国，地理上相隔近万公里，政治上从未发生直接冲突，却长期维持如此强烈的抵触情绪，其深层动因究竟何在？

答案远非表面那般简单，它深植于历史认知的错位、战略定位的摇摆与媒体叙事的失衡之中。

瑞典的“中国滤镜”

回溯至18世纪，瑞典社会对中国并非排斥，而是弥漫着一股真挚而热烈的东方憧憬。

瑞典东印度公司旗下的商船频繁往返于哥德堡与广州之间，将青花瓷、武夷茶、云锦缎源源不断地运回北欧，迅速催生席卷贵族阶层的“中国风尚”（Chinoiserie）。

植物学家林奈的门生渴望踏上东方土地开展科考，连瑞典国王阿道夫·弗雷德里克都在德罗特宁霍尔姆宫内专辟一座“中国亭”，以琉璃瓦、雕花窗与仿竹结构致敬遥远的文明古国。

彼时的中国，在瑞典精英眼中，是承载哲思、工艺与诗意的“东方理想国”，是启蒙时代欧洲想象中最具魅力的文化他者。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热忱本质上是一种高度浪漫化、去语境化的凝视——他们迷恋的，并非真实运转中的清代中国，而是被抽离历史肌理、再经欧式审美重构后的“东方幻象”。

进入20世纪，当中国陷入积贫积弱的历史低谷，瑞典知识界与工商界的“东方情结”便悄然转向功利主义逻辑。

地质学者打着科学考察旗号深入西南边疆测绘矿脉，机械工程师则积极游说本国政府推动对华技术输出，试图将瑞典标准化工业体系植入中国腹地——其真实意图，早已超出学术交流范畴，实为一种隐蔽形态的经济渗透。

从18世纪的仰望式欣赏，到20世纪初的居高式审视，再到中期跃跃欲试的资源攫取冲动，这条演进轨迹折射出的，正是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定式：中国唯有处于依附地位、提供原材料或充当文化符号时，才符合西方预设的价值坐标。

一旦中国完成工业化跃迁、建成全球最完整制造业体系，并在新能源、5G、高铁等领域形成技术反超，瑞典部分政学媒界便本能地感到不适——因为这彻底颠覆了他们延续两百年的认知脚本。

抱大腿、交作业，表演给谁看？

冷战终结后国际秩序重组，瑞典的地缘身份认同随之陷入结构性迷茫：它标榜永久中立，却又无法摆脱跨大西洋联盟的引力场；它强调主权自主，又频频在关键议题上寻求华盛顿的背书。

这种战略上的悬浮状态，催生出一种典型的“安全焦虑症”——亟需通过对外姿态的强化来确认自身在西方阵营中的存在感与可信度。

于是，“涉华议题”意外成为最便捷的政治杠杆。

许多看似强硬的对华表态，并非源于扎实的事实研判或独立的价值判断，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地缘政治路演：借批评中国之名，向大西洋彼岸递交一份彰显忠诚的“立场声明”。

它通过在人权、贸易、科技等敏感领域率先发声、刻意加码，反复证明自己是自由主义价值观阵营中最坚定、最敏锐的“守门人”之一。

此类操作虽可能短期内赢得盟友的口头嘉许，却无形中将中瑞两国自1731年东印度公司首航以来积累的三百年互信资本，尽数兑换为地缘博弈的筹码。

从哥德堡港启程的第一艘对华商船，到今日斯德哥尔摩街头随处可见的宜家家居门店，这段跨越三个世纪的经贸纽带，如今竟被裹挟进一场充满表演性质的政治秀中——个中况味，确乎令人唏嘘不已。

媒体的“双重标准”

如果说历史积淀的偏见只是引线，那么当代瑞典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失焦，则无疑为偏见火种注入了高强度助燃剂。

2018年发生在斯德哥尔摩某家庭旅馆的游客纠纷，本质是一起涉及服务流程与沟通误会的基层管理个案，按常规应属市政监管部门协调范畴。

然而经当地多家主流媒体选择性报道、情绪化剪辑与标签化定性后，事件迅速升格为针对整个中国国民性的公开贬损，演变为一场带有羞辱意味的舆论围猎。

更令人震惊的是，某些公共电视台竟将殖民时期盛行的“黄祸论”视觉符号重新包装，冠以“讽刺喜剧”之名进行舞台化演绎，堂而皇之地呈现在黄金时段。

此举无异于向公众宣告：在部分瑞典舆论主导者眼中，中国社会仍未获得与其体量和文明厚度相匹配的基本尊重。

它们惯于将“个人自由”与“集体协作”人为对立，把中国基于国情形成的社会治理模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路径乃至疫情防控机制，统统贴上“威权扩张”的简化标签。

这种单向度、碎片化、情绪化的信息流，经由算法推荐与熟人传播形成闭环，最终在瑞典社会内部构筑起坚固的“认知茧房”，使负面印象在代际传递中不断自我加固。

尤为值得警惕的是，这类叙事还具备强大的转嫁功能——当国内养老金缺口扩大、青年失业率攀升、区域发展失衡等结构性难题浮现时，“中国威胁论”便适时成为转移矛盾焦点的万能话术，进一步固化并放大对华敌意。这已非理性批判，而近乎一场全民参与的集体认知失调。

那些“幻觉”迟早得破产

当前中瑞关系所面临的困局，亟待瑞典各界展开一场严肃的自我省思。

所谓“系统性偏见”，既无法阻挡中国高铁网络延伸至高原戈壁，也无法遏制国产大飞机翱翔于蓝天之上，反而正使瑞典决策层日益丧失对世界真实图景的感知能力。

瑞典汉学传统曾享誉欧洲：从17世纪来华传教士留下的手稿笔记，到19世纪探险家带回的敦煌写卷，再到乌普萨拉大学设立全欧最早的中文教席，几代学人构建起扎实的东方研究根基。

可当学术探讨被强行纳入地缘对抗框架，当文化理解让位于意识形态站队，当昔日严谨的文献考证蜕变为刻板印象的注脚，所谓“桥梁”便早已坍塌为断壁残垣。

破解这一僵局，空洞口号毫无意义，核心在于瑞典能否真正放下预设立场，以实证精神直面中国发展的客观事实，主动卸下那副由误读、臆想与殖民遗产共同锻造的“认知眼镜”。

中国的发展成就，既不乞求外部认可，亦无意挑战任何国家的核心利益。

这种基于十四亿人口规模、完整工业体系与持续创新动能所形成的真实力量，终将以不可逆的方式，逐一击穿瑞典社会中那些虚妄、脆弱且日渐脱离实际的“认知幻觉”。

中瑞关系能否迎来转机，关键不在北京，而在斯德哥尔摩——取决于它何时愿意摘下傲慢的镜片，以平等、务实、开放的心态，重新校准观察东方的焦距。

信息来源：观察者网 2018-09-17——瑞典检方：认定警察没实施犯罪行为 不会继续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