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世界敦煌学的学术版图

柴剑虹先生的新著《丝路寻珍》收录他的28篇文章，其中既有访问日记和行记，也有考察、参观和参会的感言，还有部分演讲报告，内容精彩，文笔优美，读来令人欲罢不能。书中所收各篇，对我来说更有一种亲近感，甚至唤醒了我的一些记忆。

通读全书，我认为有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学术信息量非常大。如《首赴苏联考察敦煌写卷日记摘抄》所记在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阅读敦煌文献的一些情状：“今天开始可以看敦煌写卷了。早晨10时许到研究所，近11时丘古耶夫斯基来，到12时40分才提取出今天我们要看的卷子来……我将需看的写本逐一过录，发现卷子未经整修，极易破损，到了将来也许有些部分再也恢复不了了……下午继续看写卷。今天我一共过录11个写本（正反各算一），收获颇大。”（第17页）“从这两天阅卷的情况看，苏联藏卷保存状况较差，大多写卷并未经修复装裱，因此破损严重，而且极易失散……许多卷子孟氏（孟列夫）是在二三十年前查过的，现在他与丘氏均无助手，他们都已快退休了，再不带徒弟，将来这批卷子的命运就很难保障了。”（第17—18页）后面还有抄录敦煌写卷《黄仕强传》和《文酒清话》的具体细节。一般研究人员即使有相似的经历，若没有柴老师那样的学术眼光，也很难将所见所闻及时记录下来。

柴剑虹书中写到了许多国际著名的敦煌学家，一方面可知他与国际学界交流非常宽广，另一方面说明他是位“有心人”，每次出访前都会做足功课，与相关的学者提前联系、准备相关资料等。如2005年赴俄罗斯时，柴老师就随身携带了《俄汉小辞典》。我当时非常汗颜，我大学学的是俄语，虽然将所学已经还给老师了，但家里就有《俄汉小辞典》，也没有提前预习。从柴老师书中看到2000年其在法国与一些旅法中国学者的交流，也反映了柴老师的交往和细心。如6月3日：下午给吴其昱先生打了电话，和吴先生见面后得知，他“正在整理自己的论文，准备编成文集。”（第83页）；6月7日：中午与陈庆浩先生吃饭，饭后陈陪柴老师去看左景权先生，得知左先生的“一些中文论文经林聪明教授联系，要在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出版，但至今无消息，他十分惦念。”（第86页）6月16日：与张广达先生见面，“十分感慨。”（第97页）另如2019年秋日陪樊锦诗先生到法兰西学院领受“第二届汪德迈中国学奖”时，10月15日中午在法国朋友家午餐，餐后“到陈庆浩先生家；很巧，台南王三庆教授今日飞到巴黎，暂住陈家”。（第335页）这似乎都是个人的交往与私谊，但将其串起来，就是另一种视角的敦煌学学术史。

第二，由于柴剑虹长期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秘书长、副会长，本书所收各文学术视野宽广，考虑的问题比较宏大，都是敦煌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汉学在欧洲》一文中写道：“从1909年正式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敦煌学研究的历程”，“正是由于中外学者共同开拓了敦煌学，使其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第69页）。在2001年参加“草创期敦煌学日中研讨会”的感言中，柴老师说：敦煌文献发现已过了百年，“敦煌研究早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但‘敦煌学’究竟算不算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还有对峙强烈的不同意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敦煌学学科理论的建设还十分薄弱，这首先就反映在对敦煌学史的研究很不够，往往只停留在对各种成果的一般介绍上，缺乏系统的、理性的、综合的归纳与分析。”（第101页）

从百年敦煌学史可知，敦煌学研究有三大重镇——中国、日本和欧洲，欧洲则以法国为主。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很有特色，成绩也很突出。柴老师在书中对法国敦煌学作了简洁的梳理：“当年，伯希和等老一辈法国汉学家，正是凭借着较高的汉学修养与获取文物资料的便利条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培养了一批学术接班人。二战以后，法国汉学的削弱自不待言，但韩百诗（L.Hambis）、戴密微（P.Demiéville）、谢和耐（J.Gernet）、苏远鸣（M.Soymié）等人的出色研究仍为世人瞩目。同时，一批旅法的中国学者，如左景权、吴其昱、陈祚龙等先生，以他们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高涨的工作热忱，参加了法藏敦煌写本的编目整理与研究，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第70页）这简直就是法国敦煌学史的缩影。

第三，关于敦煌学与汉学。敦煌学属于“东方学”的一部分，而东方学基本上等同于汉学，如20世纪20年代傅斯年在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说：我们要使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陈垣也大声疾呼：我们要将汉学的中心从巴黎、京都夺回到北京。本书中对“汉学”的思考，既是很好的理论探索，又可以让读者了解国际学术的发展趋势。如提到欧洲的“汉学”，“则滥觞于16至17世纪间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的活动。鉴于自身在欧洲汉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的一些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似乎都曾有过‘欧洲汉学摇篮’之称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以法兰西学院为核心的法国学术界，曾以儒莲（S.Julien）、沙畹（E.Chavannes）、马伯乐（H.Maspero）、伯希和（P.Pelliot）等著名汉学家享誉学林，堪称欧洲汉学的大本营。”

在《汉学在欧洲》一文中，柴剑虹说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交流的加强，欧洲的汉学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毋庸讳言，近时期的欧洲汉学也存在着不利因素，主要是各国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对传统汉学研究的资金、人员投入则相对缩减，从而造成相关图书匮乏、专业人才短缺、研究经费不足的情况。此外，新一代汉学家虽然也相当勤奋，有相当便利的工具与手段（如利用电脑网络获取信息），但是在汉文化修养上却带有明显的先天不足（如古汉语水平、中国古代文化史知识积累）。”“老一辈欧洲汉学家的研究主要采用‘金字塔式’的方法，即先一层层地打好既广且深的中国语言文字学、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的基础，再逐渐进入专题研究，取得顶尖的成果。而近二三十年，欧美的一些汉学家，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则多采取‘挖井式’的方法，即稍懂中文后就抓住一点往下挖，到一定深度也能‘出水’（写出论著）。这样做虽然见成效快，但弊端也大——由于缺乏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又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容易抓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得出的结论常常不免偏颇。”

欧洲汉学所遇到的这种状况，我认为日本学界也遇到了。如日本敦煌学家高田时雄教授2019年接受访谈时说：“这十年来，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正走向衰落，这不仅仅是敦煌学，还包括汉学本身。学者的人数越来越少，年轻人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看不懂汉语文献，特别是古汉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难道仅仅是欧洲和日本吗？我认为可能是一个时代的世界性问题，包括我们国家也是如此。我们这一代“新三级”（77、78、79级本科生和78、79级研究生）学人，在学术视野和格局方面，已经与我们的老师有较大的差距了。由于受教育背景的影响，我们这一代学人，基本上都是分科治学、专业划分越来越细的“旗杆式”学者，而非“金字塔式”学者，不要说文史哲打通，即使在中国古代史的二级学科中，也以所从事的时段，如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元史、明清史为主。以至学者的知识结构更加“专门”，只熟稔自己所从事专业内的情况，对自己专业以外的学术不甚了解。现在的学科划分更加细致，学生的知识面越来越窄，对古籍的阅读水平和能力也下降了。虽然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能够“打深井”，写出有新意和深度的学术论著，但无法达到前辈学者的学养、水平，更不要说超越。

“汉学”与“中国学”的关系非常微妙。在我的认知里，“汉学”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学问，而“中国学”则以研究现实的中国为主。但在当代学人的表述中，往往将“汉学”等同于“中国学”。早期“汉学”的大本营在欧洲，主要是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尤其是中国周边的民族历史，即史书所记的“四夷”。二战以后，“汉学”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但美国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国家，才不会花力气研究古代的中国，而是要建立“智库”，研究现实的中国，“汉学”也就演变为“中国学”了。

我的这种认知，在柴老师书中得到了印证。柴老师引用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工作、讲学多年的张国刚先生的研究，指出在德国汉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中到80年代，有三分之二的教授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但在大学教学中关于近现代的教学却占优势，据此作硕士论文的也比较多。实际上，新一代学生的兴趣大多转向中国的现当代。据学生讲，这与毕业后求职关系极大。”“‘中国学’有取代汉学的趋势。”

以上仅仅从我熟悉的角度阐述了《丝路寻珍》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实际上，本书内容丰富，涉及面较广，如《海外敦煌学家的新课题》《敦煌文物流散的是与非》《俄国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库藏原德藏新疆壁画简析》等，涉及敦煌学的“转型”、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起始、德藏新疆壁画是如何拿到俄国的等诸多学界关切的论题，都有阐述，请各位读者自己去阅读和感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