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9年5月24日傍晚，湘西凤凰境内的云层被暮色染得浓重，闷雷般的轰鸣忽然划破宁静。维新乡的农户刚收好锄头，便看见一架双发运输机拖着黑烟掠过山脊。几名年长者脸色惨白，他们记得八年前日机扫射的情景，顾不上细想，拉着孩子钻进竹林。
引擎声音瞬间断裂，一团火光在西岭边炸开，碎片和浓烟冲天。巨响震得山谷回声不绝，惊鸟四散。雨后潮湿的泥地冒起热浪，烧焦味扑面而来。人们远远观望，迟疑片刻后才结伴靠近坠机点。
火焰渐小，残骸周围的泥土却闪出点点银光。胆子大的青年用棉布包住手，抠出一枚发烫的圆形金属。擦去泥土，中央银行四字赫然可辨。那一刻，所有人都怔住——大洋！数也数不清的大洋就在脚边。几秒沉默后，羊肠小道成了蜂窝，人们用衣襟、背篓、麻袋往回装，妇女从灶房扯下米袋，老人把银圆塞进裤脚，满地泥浆因疯狂的脚步被踩得飞溅。
夜色降临，村口的柴门一扇扇关紧。银圆被藏进地窖、横梁、甚至猪圈的草垛，许多家庭第一次对未来生出了近乎奢侈的遐想。然而热浪尚未散尽，新的风暴已经逼近。
维新乡的保安团长兼乡长欧文章闻讯赶来。此人早年落草，前年才依附国民党挂了官衔。对他而言，乡里的一草一木都属自己的腰包，更何况天上掉下的钱。他带着二十多号人，端着美式卡宾枪，宣称“保护现场”，实则连夜搜索残骸，又在山坡下捡得万余块大洋。正得意时，邻乡乡长吴有凤带兵闯入，想分一杯羹。两股匪气碰撞，火药味顿起，却终究忌惮彼此刀口舔血的底子，没有动枪。
吴有凤退而求其次，拨通了凤凰县“防剿委员会”主任陈渠珍的电话。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只留下八个字：“全部追缴，寸金必得。”陈渠珍是湘西人都畏惧的“陈老虎”，三十年来铁腕治匪，手下聚着百余名城防队员，个个枪口发亮。翌日拂晓，他的人马出现在维新街口。欧文章谄笑作揖，被喝令交出全部大洋。十多箱送到眼前，陈渠珍只看一眼就寒声道：“怎会只有这些？”欧文章双膝一软，忙将“乡民私藏”的事一股脑抖出。
当夜，锁链与枪托搅碎了村庄的睡梦。木门被踹翻，犬吠与哭喊此起彼伏。城防队逐户搜查，见钱就收；凡抵赖者，皮鞭伺候。“快说，银圆藏哪？”枪口抵在胸口，青壮汉颤声答道：“地窖，只有二十块！”不愿妥协的，被五花大绑押往县城。翻箱倒柜后，数万块大洋再次集中到衙门内院。
然而，陈渠珍的难题并未解除。程潜在长沙来电，通知他：坠毁的并非普通飞机，而是美国飞虎队代运的专机，机上共有五十箱，共计十万大洋，中央财政署已经无法再补这笔钱，蒋介石亲令毛人凤彻查。陈渠珍按算盘一拨，只追回六七成，还有缺口。若补不齐，祸患难测。
于是更苛刻的命令贴上村口木牌——每户限期上交八十块大洋，不分贫富。对靠旱土度日的农家来说，这几乎是天文数字。夜幕刚落，挑夫和壮丁背着包袱翻山出逃，维新乡转眼空了一半。田垄无人除草，炊烟越发稀薄，留下的多是老弱。钱上交了，田却荒了，家里更添戾气。短短数周，乡村凋敝，民不聊生。
外界终于摸清银圆的来历。原来这是国民政府筹措的“赃买基金”，用以收编湘西各路土匪。飞行任务由美方承运，从广州起飞赴芷江。机上有两名飞行员、三名武装押运、一名会计和会计的妻女。飞机飞到凤凰上空时，押运士兵见财生心，朝会计一家开枪。枪火近距离迸发，一颗子弹穿透机舱击中发动机，润滑油瞬间喷溅，高温引爆，机体失控。飞行员竭力稳舵，却只能拖出一道黑烟扑向山谷，五十箱银圆崩裂四散，成了维新乡的一场灾厄。
后续的追缴仍然缺口巨大。陈渠珍心知大势已去，索性私吞部分银圆，假意汇报“已尽力”。同年七月，湖南多地易帜，他率队起义，八万多块大洋去向成谜。有人说被他转给部下，有人说沉进了沅江，也有人传闻埋在凤凰老宅。
飞机残骸早已锈蚀，山坡青草一年绿过一年，当年的硝烟只剩零星铝片。可维新乡因这架飞机而产生的创痛，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人提起。若问幸存者当晚的情景，他们常低头叹息：“银光刺眼，却比炮火更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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