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谁能想到，八年前他还只是鸭绿江岸一个靠贩私盐糊口的庄稼汉。家境稍有起色时，一场洪水卷走了全部收成，逼得他携老小远赴黑龙江垦荒。靠力气、胆气和几杆私购的老套筒，他在黑山嘴子聚起五六十垧地、十几头牲畜，很快又当上民团头目，成了这一片遇事得先问一声“谢大哥”的人物。
“九一八”后，关东军的铁蹄层层压来，日本人的“移民计划”直指三江平原。地照被夺、枪支被搜，乡人群情激愤。谢文东与六保保长景振卿对拳一握，那句话至今在人们耳边回荡：“咱再不动手，就给人当牛做马了！”短短两月，民团与“大刀会”“红枪会”等草莽合流，队伍猛增到七百余人。
1934年3月9日黎明，曹子恒在太平镇内应得手，伪军骑兵连束手就擒。谢文东、景振卿率众进镇，刀枪林立，浩浩荡荡。依兰伪县长关锦涛急电饭冢朝吾求援。可这位自诩“日俄老兵”的联队长，五辆卡车还没驶出董家村，就被伏击击毙，这便是后来传遍东北的“土龙山暴动”。
起义后，队伍转入白家沟。季青提议迅速隐蔽整编，谢文东采纳。五个大队、三条军纪确立，名称“抗日民族救国军”响亮地写在白布旗上。正规兵力仅两千七，但士气炽热。关东军悬赏四万大洋通缉“土龙山谢匪”，却屡扑空。
进入横岱山后，鏖战连连。景振卿、董殿福先后牺牲，谢文东元气大伤。1935年初，他只带三十余人辗转至延寿、宾县，与赵尚志会合。春天里，东北抗联总指挥部成立，谢任委员长。次年，改编为抗联第八军，他为军长，部队一度扩至两千。
转折在1937年。关东军推行“归屯集甲”，民众被迫集中，游击区断粮。石川、和田两支讨伐军实施“铁壁合围”，八军一师、四师相继瓦解，多名师长投敌。1938年深秋，山中血战，谢文东失去母亲、兄弟、子媳与三个儿孙，残部骤减至数十人。
“大哥，咱们真要下山？”亲卫姜永茂在夜色里试探。谢文东沉默良久，只剩的那点弹药在火光中亮灭。“再不下去，都得饿死。”姜永茂一咬牙，暗中联络日军。1939年3月19日，谢文东带着二十来人步出密林，在勃利宪兵队门前缴械。
吉屋大佐捧出热茶，对这位昔日劲敌笑脸相迎，“自今以后，菊花旗下也有谢将军一席。”不久，谢文东被带往东京。宫中的金碧辉煌让他目眩，饭冢朝吾遗孀奉茶时还叩首致敬，这份“宽宥”击中了他最柔软的神经。返回旅顺时，他跪在“忠魂碑”前，颤声念道：“不该与皇军作对，愿以余生赎罪。”
回到东北，他当上勃利煤矿的劳工大队长，每年押解数百名乡民下井。恩威并施、赏罚分明，深得日方赏识。可夜半时分，他常守着收音机偷听重庆新闻，试图为自己找下一条船。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谢文东立刻在柳毛河招募旧部，号称千人，实则良莠不齐。合江省主席李延禄致信相劝，他迟疑片刻，却终以“调虎离山”的疑惧拒绝北上改编。国民党特派员武康随即送来“第一先遣军上将司令”任命，他喜形于色，转身占领勃利，自封“东北第一挺进纵队”。
苏军入吉隆，红军359旅随即进剿。1946年4月6日清晨，谢文东尚在筹划夺取鸡西，炮声已在鸡冠山炸开。一天鏖战，未得寸进。夜幕降临，他试图突围，却被重重兜网逼得狂奔七十里，散兵游勇所剩无几。
6月25日，大夹皮沟山巅雷雨交加，合江军区三团突袭，将谢部切成数段。谢文东仓皇逃至太平屯，再被戴鸿宾部围困。8月10日，围圈收紧，匪首漏网。之后三个月，他像孤狼在牡丹江西岸流窜，抢粮劫马，激起民愤。
11月20日清晨，五虎嘴子山寺前，残雪映着香火。一个身形发胖的中年汉子跪拜观音，嘴里念念有词。搜山的李玉清举枪而出：“谢文东，束手！”那人猛一哆嗦，辩解的声音含糊不清，仍被当场擒下。同行的几名匪徒尚欲逃，被战士们掩杀于乱石间。
同年12月3日，勃利万人公审。受害乡亲争相指认：有人失去土地，有人被迫下井，有人全家遇害，血泪难干。木桩前，谢文东面对愤怒的人群，神情麻木。行刑枪声骤响，北风把硝烟撕得支离破碎。
自此，这个在乱世中三次变旗的“辽东枭雄”化作尘埃。他的故事被口口相传，更多的是警示——权衡利害容易，守住初心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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