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18日傍晚,商丘南部的积水已没过膝盖。站在溃口边的民兵摇头叹气:“再涨一掌,全县麦子全完。”不到两个月前,纪登奎刚在四十岁生日那天接到省委常委任命,如今,新官上任还没来得及在办公桌上放好墨水,就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洪灾推到了风口浪尖。
从洛阳到郑州,他坐的是一辆临时调来的黄皮轨道车。车窗外,淹没的麦田像一面面灰绿镜子,把天边的乌云复制得惨淡无光。他急切赶路,心里惦念的却并非个人仕途,而是两千多万受灾群众的口粮。车停郑州东站时,已近凌晨,他顾不得休息,直奔省委临时会议室通宵布置赈济。第二天清晨,一张加急电报摆在案头:中央首长将到河南视察灾情。字数不多,却字字沉甸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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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毛主席抵郑州。随行文件里写着:河南涝情空前,需及时决策。陪同迎接的干部里,纪登奎个头不高,却被主席一眼认出。寒暄几句,主席忽然笑问:“你们还打仗吗?”旁人愣神,纪登奎心领神会,答曰:“主席放心,咱们要的是治水,不是斗气。”这一问一答,道出河南、安徽两省多年来因拦河筑坝弄得剑拔弩张的尴尬。
事起1930年代。黄淮之间,河流纵横,堤堰耗资巨大,历任省府都想“筑堤保田”。1958年大跃进时,两岸你筑一条、我垫一段,结果排水被封得七零八落。63年这轮暴雨,不过把问题骤然放大。河南水下的庄稼枯死,安徽北部却也在内涝呻吟,可两省基层推诿:各说各有理。此时,缺的不是挖河的铁锹,而是拆坝的决心。
纪登奎深知,仅靠地方调剂难以根治,得把中央拉进来才有定论。河南多灾,毛主席对豫东民情向来挂心,纪登奎抓住这层情感“旧账”,将全部测绘图、工务员实测数据装入公文包,赶在主席驻跸郑州的当晚入内汇报。一个多小时的夜谈,桌上茶水凉了三壶,主席听得仔细,不时翻看图纸,以指点处置,可见用心。最后一句定调:“李葆华来,你们三家坐下来,把水先放出去。”
李葆华彼时任安徽省长,性情爽朗。接到电报仍满头雾水,赶到郑州见面时,已是午后。会议室里没有寒暄,纪登奎递上那幅饱经折叠的蓝图:“河南要排水,安徽别堵口,能不能先拆三道主坝?”李葆华沉吟片刻,只问一句:“淮北百姓吃水怎办?”纪登奎把手指落在图上:“新开一道泄洪渠,直入洪泽湖,河南出十万民工,安徽出地皮,中央负责钢材和大型机械。”一席话说得干脆,桌边气氛豁然开朗。
当晚,二人去见毛主席报请拍板。主席放下手中的史书,故意问:“还打仗吗?”李葆华笑答:“不打了,咱们联手治水。”主席随即提到齐桓公葵丘会盟,“诸侯约法,边界不得筑堤阻水”。古人故事被引作今用,可谓意在言外:治河亦治心。
一个月后,安徽濉溪、河南永城交界处的木桩被慢慢拔起,围观乡亲齐声叫好。8月,豫东再次降雨,第一股洪水顺着试开河道直泻洪泽湖,田间积水明显下降。此役初见成效,中央正式批复“新汴河工程”列入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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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正月初二,纪登奎跨省拜年,再访李葆华。门口雪未化,屋里火盆炭正红。李葆华递烟:“纪兄,此番又有何事?”纪登奎放下手里包裹:“进度太慢,民工等在河口,机械却还在南京库房,请安徽再催。”一句话把客套撕开,直奔要害。李葆华拨通电话,三令五申催设备北运。短短十分钟,省长办的年味全让位给铲泥声,这一幕后来在两省水利厅口口相传,被称作“盆火边的急电”。
1965年至1968年,新汴河逐段贯通;1969年秋,十万豫东民工集结濉溪北岸,自带工具、干粮、锅灶,白天开河,夜里搭窝棚。百里工地灯火辉煌,铁路调度因运送石料加开专列,被当地百姓称作“治水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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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工程后期出现资金缺口,纪登奎把省委会议开在河堤上。风大,文件压不住,他干脆口头布置:省内酒精厂、纺织厂今年利润留成一半,全部投到河里去。有人担忧企业冬季资金链断裂,他只说:“不排水,明年连棉花都种不了,还谈什么利润?”话粗理直,众人哑口。
1970年7月,新汴河通水验收。那一天,淮北、豫东两省十多条支流同时归入新河,雨季农田仍见脚面干。地方志后来记下八个字:“两省治河,一战而平”。
毛主席当年的一句笑问,被水利干部反复提及。它像一个提醒:如果把治水的事看作打仗,那对手绝不是对岸,而是洪水本身。纪登奎将这个道理贯彻到底,也由此赢得了群众口碑——“吃水不忘登奎书记”,这句口口相传的顺口溜,直到今天仍能在豫东老站台上听到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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