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李先念到红安县视察，对当地领导：我要见李光和

1946年6月下旬的夜雨，把大别山的山道冲得泥泞不堪。警卫班长李光和抱着一支半新的步枪，贴在山岩背风处警戒。山下机枪声闪着火舌，一阵紧似一阵。就在这座不甚起眼的小山顶，他和战友们要为正在开军事会议的司令员李先念挡住追兵。子弹劈啪乱飞，有人喊了一声：“首长，敌人靠近了！”李先念却没挪窝，他的回答简单：“顶住，我在这里指挥！”

这一幕后来被许多人反复讲起。中原突围战役期间，北路部队身陷重围，李先念本可先行突围，但他坚持同官兵共患难。李光和领命率几名警卫抢占制高点，凭一挺机枪拖住了敌人。天亮后，主力赶来接应，部队冲出了合围。枪声停歇，李先念拍了拍李光和肩膀：“好样的，没你们顶着，我的指挥部就完了。”那天的泥浆，从此镌刻在两个人的记忆里。

战争的艰苦，远不止与敌对射击。突围后，部队转战鄂西北，供给几乎断绝，野菜成了主食。李先念染上疟疾，高烧不退。后勤科勉力从老乡家换来一只瘦鸡，熬成汤端到他面前。他扫一眼，就让人送进简易卫生所：“伤员更需要。”护士劝不动，科长只得把罐子端回。李先念闻讯，撑着病体去了卫生所，亲手舀勺，“孩子们，趁热喝。”几名重伤员眼眶通红，终究接过了瓷碗。李光和说，那碗汤他一口没沾，却牢记了大半生。

类似的画面，还出现在陕南边界。警卫排在破庙里清扫卫生，见屋梁上鸽子成群，误以为是野鸟，打下几只补充伙食。到了晚饭，鸽子肉刚端上灶房，李先念皱眉询问来源。得知“战利品”后，他立即派人摸底。原来那些鸽子是附近几户百姓放养的家鸟。夜色里，他叫来李光和，脸色很重：“军纪第一条是爱民。赶紧赔礼赔钱。”第二天，李光和背着米面，挨家敲门道歉。老乡连说“不用”，但他仍把赔款压在炕沿。这事在村里传开，大家只说“李司令的兵，心里有尺子”。

行军缺鞋，同样引出插曲。山路石砾锋利，帆布底磨破便浸血。有人建议去农户家讨几双旧鞋，绑布照样能穿。李光和照做，结果被一位大娘指着鼻子骂回来。他越想越憋屈，向李先念汇报。李先念想了想笑出声：“这里乡俗把‘破鞋’当成骂人话，你这一嗓子算是闯祸。”待解释清楚，村民把纳得密实的草鞋送来，还推说不要钱。“细节落错，情义就伤”，这是后来李光和对新兵常讲的警示。

1952年，抗美援朝硝烟仍未散。李光和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回湖北地方。离队那天，李先念送行不说大道理，只三句：努力工作，团结同志，不辱党员称号。八年战地相伴，就此画上句号。此后大江南北，两人书信偶有往来。1958年，李先念在北京忙国计民生，听说老警卫员家庭拮据，悄悄汇去二百元。那时候普通干部月工资仅三四十元，这笔钱解了燃眉之急。翌年，他又寄去三百元，只写一行字：“暂济，勿念。”

时间翻到1988年4月。李先念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回故乡红安调研扶贫。行程排得很紧，他却临时加了一项安排。车子刚进县城，他对县里领导轻声一句：“我要见李光和。”陪同人员一愣，立即去联系。那天下午，红安宾馆后院桂树新叶，李光和走进会客室，两鬓已霜。两人相视几秒，握手甚久。屋里只有一句简短的问候：“老班长，好久不见。”答曰：“首长，您身体可好？”随后关门长谈，外人只听到偶尔的笑声和咳声。

会面结束，李先念把两张老照片递过去。一张摄于1944年，拍的是他站在新四军第五师指挥所门前；另一张是1945年8月11日对日军的通牒副本。照片背后，用钢笔写下：革命情，山高水长。李光和回到家，翻出当年还未褪色的军装钮扣，与这两张照片并排放进木匣。

有意思的是，县里年轻干部后来整理调研资料时，发现主席在红安只住一晚，却特批贫困乡镇修路款数百万元；而唯一要求见的人，正是一名早年转业的普通老党员。这件小事，被老区群众视作对“战友情”的最好注脚。李光和晚年说起那次相聚，常引用一句话：“枪林弹雨生死相托，一别三十六年还记得。”听者无不动容。

1992年春，李先念病重住院。湖北方面发去慰问电，李光和在名字旁边郑重写了“警卫班长”四字。未及同年六月，李先念逝世。治丧办公室收到一封平信，信纸泛黄，内容仅十八个字：“八载随侍，恩同再造，老兵叩首，谨送最后军礼。”落款李光和。工作人员看后默默合上信封，放入遗物档案。

如今，红安烈士陵园矗立着一面墙，上面镌刻十多万人名字。游人常被那排熟悉的将帅大名吸引，却少有人注意到角落里的“李光和”。其实正是无数普通士兵，在风雨夜里托举起将军的指挥所，也托举出后来共和国的脊梁。李先念当年坚持要见的，正是这群默不作声的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