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教师称认识毛主席，让政府安排工作，中央下令：秘密逮捕

1949年10月﹐赣江水面起了薄雾。万安县渡口﹐一个四十多岁的瘦高男子提着破旧皮箱等摆渡。风吹起他斑驳的呢子大衣﹐领口缝着一颗褪色的红星胸章。附近挑柴的汉子听见他自言自语：“要是能再见到主席就好了。”说这话的人叫曾洪易。

县城里的老人多记得这位曾先生。三年前他从外地回来﹐先当中学教员﹐后来又到县里说情想当校长。人们只知道他俄语流利﹑会拉二胡﹐更重要的是——他说自己是1920年代的老红军。解放军打到赣北后﹐酒肆茶铺里每天都在议论：万安也出了一个认识毛主席的人。

一波波议论传到县委。出于谨慎﹐县长刘彦约曾洪易谈话。曾对答从容﹐回忆当年在闽浙赣游击时“与方志敏并肩作战”。刘彦没有表态﹐只是让他暂时回学校听候通知。

时间拨回四分之一世纪。1905年﹐曾洪易生于万安书香门第﹐家境殷实。少年时代读《民报》﹑听辛亥老兵讲枪声﹐血气方刚。1923年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那时他19岁。1925年被学校开除后获得组织赏识﹐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能赴苏联深造﹐在彼时革命者圈子里绝对风光。四年后学成归国﹐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写文章﹑搞刊物﹐意气风发。

然而风光止于1934年夏天。红军第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时﹐曾洪易随军出发。枪声密集﹐飞机轰鸣﹐他却在山谷里浑身发抖。会务记录里留下他的一句话：“打不动了。”这种情绪被方志敏严厉批评。中央随后把他调离前线﹐让他在闽浙赣省委做书记。失望﹑恐惧夹杂在心底﹐他开始私下宣传“苏区保不住”。电报往返﹐中央最终决定降职处理。

苏区失守后﹐曾洪易孤身去上海寻组织。国民党特务王立生劝他自首﹐并递上二十块大洋。1935年5月﹐南京留俄同学招待所里﹐那份标注“三民主义”字样的登记表让他彻底跨过底线。从此每月二十大洋的津贴维系生活﹐他成了国民党眼中的“可用人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需要俄语翻译与苏联航空志愿队沟通﹐曾洪易被派往武汉机场。之后又进教育部编教材﹐翻译苏军书籍。身份从叛徒到“政府雇员”﹐一步步滑落。

1946年春天﹐他带着妻子回万安。妻子嫌贫爱富﹐半年后离去。孤身的他重返课堂﹐教英文﹐偶尔在课堂上聊“莫斯科的雪”和“长征里的星空”。学生听得一头雾水﹐乡亲却把这些话当传奇。

1949年8月7日﹐万安解放。曾洪易被拥到前台协助维持秩序﹐他抓住机会到县府报到：“我参加过红军﹐认识毛主席﹐请组织安排工作。”接待员只问了两点：入党时间﹑组织介绍信在哪里。他沉默片刻﹐答不上来。登记表上还是写了——原籍万安﹑曾任红七军团干部。文件很快层层上报。

北京得到电报。档案里清楚记载曾洪易1935年自首叛变﹐后来充当国民党翻译教官。“立即秘密逮捕”﹐一行六字批示发往江西省委。

12月9日﹐吉安地委以“聘请教俄文”为名把他骗进专车。途中﹐他还悄悄抚摸那颗褪色红星﹐嘴角带笑。抵达南昌候审时﹐他写了自述：“恳请恢复党籍﹐分配工作。”看守没回话。

1950年初﹐曾洪易与另一叛徒涂振农被押往北京。军法机关审查十八次﹐证据充分。1951年11月9日﹐他死于牢中严重肺结核。临终前﹐仍反复叮嘱看守：“如果能给我个教书的差事就好了。”

档案上最后一句批注依旧冷峻：叛党投敌﹐破坏革命﹐依法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