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单枪匹马进西藏，走了半个多月，差点喘不过气…

我的进藏之路

王世廉

我这大半辈子走过不少路。坎坷的路、平坦的路、空中的路、地上的路，但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当年的进藏之路。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义愤。党中央顺应民意，发出坚决平息叛乱的号召。当时我正在空军第一技术侦察大队工作，从报刊和新闻中看到消息后，摩拳擦掌，决心奔赴万里之外的雪域高原，参加平叛战斗。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一天上午，大队长王青峰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经组织研究决定，调你去西藏支援平叛战斗。上级强调，西藏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必须身体特别棒才符合条件。你是小有名气的‘三铁’（铅球、铁饼、标枪）运动员，年轻力壮，完全合格。”

听了这话，我既激动又自豪，感到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考验。大队长叮嘱我：“你的档案和调令由组织负责邮寄，你放心去西藏就是了。”

于是，我离开了风光旖旎的大连湾，先乘坐马车颠簸在土路上，再换乘火车，一路向西。跨过高山，越过平原，途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终于抵达西藏军区驻兰州办事处。

在办事处，棉大衣换成了皮大衣，棉鞋换成了毛皮鞋，栽绒帽换成了皮帽子。办事处的同志还帮我找了一个驾驶室坐，让我倍感温暖。

那时直达西藏的车队很少，我在格尔木下了车。格尔木兵站是大站，来往车队和人员日夜不绝，食堂门口从早到晚都排着长队。兵站人多房少，我和几位战友住在一顶帐篷里。格尔木的气候变幻无常，有歌谣唱道：“早穿棉，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

当时全国全军都在支援西藏平叛，往来人员络绎不绝。在格尔木等车的半个多月里，我结识了好几位空军机要系统的同行，南京的段李维、张义来，沈阳的王家茂等。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并不寂寞。我们每天吃完饭就四处走走看看，边走边聊，总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终于等来了转机。办事处给我们弄了一辆大卡车，我们十多个人挤在车厢里，各自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即便如此，大家坐得整整齐齐。汽车为了赶路，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太阳。早上吃完饭扛着行李上车，晚上下车先找宿舍，再去食堂吃饭。

过了纳赤台，汽车奔驰在唐古拉山上。那里高寒缺氧，气候恶劣，高原反应强烈，走起路来一步三喘，踩在地上像踩棉花。我身体好，起初还能扛得住。段李维同志体弱，反应强烈，上下车我都扶着他。他身体不适，每到一站我就陪他去卫生所看病取药。有一次我们动作稍慢，汽车已经发动，我们心里着急，跑了几步，高原反应加倍袭来，难受得几乎喘不过气。

我的进藏之路之所以格外艰难，是因为我是单枪匹马进藏，不像整营整团那样一切由组织统一安排。衣食住行，全得靠自己解决。

谢天谢地，进藏之路再苦再累，我终于还是战胜了它。当我踏上渴盼已久的拉萨土地时，全身都感到舒畅，心里一下子亮堂起来。仿佛到了天堂。

进藏之路艰苦卓绝，却也充满温馨。到了拉萨，我们受到西藏军区司令部机要局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接待与关爱，使我深深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战友之情的可贵。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王世廉：生于1935年12月，原籍山东省臨清市人，1955年参军入朝，在134师砲兵541团三营任中心文化教员，1956年7月入长春机要学校学习。毕业后到沈阳空军司令部机要局工作，1959年3月去西藏支援平叛，当年7月到山南分区二团司令部工作。1965年调軍区政治部文化部工作，1970年调52师三营任教导员。1978年12月转业到山东省臨清市文化局任局长，1985年调成都市卫生局工作，直到现在退休。

作者：王世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