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家唯一的百岁老人，享年101岁，长相神似毛主席，晚年享啥待遇

1987年12月初，北风把中南海的湖面吹出碎纹，一场并不张扬的离休座谈悄悄进行。中央组织部干部处的会议室里，穿灰呢大衣的老人挺直腰板，他向同事们鞠躬致意，没有寒暄，也没有告别宴。那一年，他七十五岁，职务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副部级。

掌声止息后，有人递上印着党徽的红色文件袋，他轻轻合上，看向窗外的积雪，神情和照片里的毛主席有几分相似。这位老人正是毛泽东的堂侄毛远耀。许多与会者第一次近距离对比两张面孔，不由低声嘀咕：“轮廓都一样。”毛远耀却摆摆手：“相像是天生的，关键看做了什么事。”

时针拨回1925年。湘潭韶山的山路泥泞，16岁的毛远耀挑着一担谷子，跟着乡亲去农会开会。寒风里，表兄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要读书，更要识天下大苦。”那句湖南口音的教诲，在少年耳边轰鸣了好几年。

1929年12月，上海法租界一家小印刷厂里，夜深灯暗。毛泽东写下介绍信，把堂侄领进了党组织。“跟着党走，别惦记亲戚这层关系。”毛主席拍着他肩膀，语气低而重。短短一句话，为他此后几十年的行事定了基调：不搞特殊。

地下斗争的火药味，一度把上海小弄堂熏得发苦。毛远耀在暗室里调铅字，汗水和油墨混在一起，他常说：“印刷机的轰鸣就是另一种冲锋号。”1931年至1936年，他转移过两次，被捕零误差，原因很简单——不留姓名，不要照相，连生日都写错。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底，他被派往延安抗大学习，随后受命接管八路军军委印刷所。此时印刷所只有两台老式机床、七个人，却要承担战区急件。毛远耀跑到西安，挤火车、托人情，一口气买回六台机器和一批铅字。他把工人们拉到操场对着夜空开会：“印刷件就是子弹，子弹不够，我们就多干一小时。”工人们咧嘴笑：“干八小时行军八公里，干九小时也能扛得住。”

1941年春，朱德总司令检查工作。临走，他提笔写下“一个印刷所抵得上十万支毛瑟枪”。这句话后来被装裱悬在大门口，风吹日晒，油墨略褪，却足够说明八路军后勤保障的分量。

抗战胜利后的三年内战同样忙碌。毛远耀调任第一兵工厂厂长，用缴获的旧炮管改制迫击炮，又带队日夜拆装设备转移陕北。有人抱怨生活苦，他摆手回答：“咬牙时想想韶山冲的稻田，我们守的是老百姓的饭碗。”

1949年10月8日，衡阳解放的炮火尚未散尽，他就带着几十名干部坐卡车进城。大街冷清，店铺关门，治安混乱，散兵游勇上万人。毛远耀把接收办设在破旧商号，连夜统计物资。十四天里，他睡木凳、喝凉水，协调公安、民政、粮食、交通四条线，并组建城防武装。半年后，衡阳街头多了二百多家公营商号，1950年底更增长到三千多家，失学儿童人数下降了一半。市民站在来雁塔下感叹：“这城活过来了。”而来雁塔之所以得以留存，正是他在1950年4月签下的保护令，批文上只有一句：“古迹即民心。”

1953年初，组织把他调回中央机关，分管机关后勤。熟悉他的人知道，这位副部级干部进出机关骑自行车，住干部宿舍不到50平方米，一日三餐排队打饭。有人想帮他换大一点的房子，他笑拒：“给我屋顶就行，把房子留给北大荒来的知青。”

1970年代后期，亲属曾劝他利用身份为家族子弟谋个前程，他眉头一沉：“主席不在了，更不能坏规矩。”说罢再无周旋余地。

离休后的他，被安排到武汉养老。干部局给配了一辆旧吉普，司机叫王连生。毛远耀常跟王师傅说：“有公事再用，平时把车停在院里，换公交就行。”一个副部级离休老干部坐电动车去菜场，在洪山广埠屯传成美谈。

2006年春，他回韶山参观故居，记者围住拍照，感叹相貌酷似毛主席。他摆手笑：“像不像只是皮相，做不做得到才算血脉。”临别，他悄悄把一万块存折塞给讲解员：“村里修水渠，拿去用。”

2013年6月20日凌晨，武汉多云，老人合眼长眠，终年101岁。遗嘱中只有两行字：全部积蓄三十万元，交由韶山教育基金会，用于奖励寒门学子。后事按副部级标准，告别仪式不搞遗体告别，不送花圈，不收挽联。

有人好奇，他晚年究竟享受何种待遇？答案其实平常：副部级离休干部标准，月基本费用、医疗费、护理费均由国家承担，外加一套老干部公寓，两间卧室、一间书房。家具是统一配置，最贵的物件是一台十四英寸老电视。他曾半开玩笑：“待遇不低，但和家乡山里的乡亲比，我更怕浪费。”

从泥路挑谷的少年，到印刷机轰鸣的中年，再到机关宿舍淡泊的晚景，毛远耀一生遵循一句话——不搞特殊。百岁长寿，于他而言更像一种见证：守规矩、重实干，也能活得长，活得硬气。对堂兄毛泽东的教诲，他至死未改分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