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灵壁”置县及县名问题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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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设置灵壁县，经历了由镇升县、复镇复县、改零为灵的过程，事关置县与县名问题。灵壁置县的表面原因，是在神宗朝大规模并废州县的政策惯性下，零壁镇人户为谋商贾之利而乞请朝廷改镇为县。但实际上，当时的零壁镇因汴河而得漕运之利，已然具备由镇升县的经济条件和制度基础，遂于元祐七年复县名“零壁”。至政和七年，或许是受到奇石文化、花石纲事件的影响，零壁所产之石为徽宗所喜，因石出名，改名灵壁。

关键词：北宋；灵壁县；零壁镇；市镇经济；基层政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考订政区沿革和解释政区演变规律、动力、原因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政区地理研究已臻成熟，且逐渐走向“政治地理”的研究范式。其中，县级政区废置与县下地域空间结构，是基层政区研究中最基础的问题。学界对宋县的研究，既有传统的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宋代县政，也有采用沿革地理、政区地理的视角考订《宋史·地理志》与宋县沿革，讨论宋代地方行政制度与县级政区。宋代县级政区改置有四种类型，一是由乡、镇、寨、巡、场等升格为县；二是省并某县入他县，以成新县；三是废州、军为县；四是因县降格为镇、寨而调整县属等。北宋“灵壁”置县大略可归入第一种情形，不过其中亦涉及具体历史场域，故有辨析研究之必要与价值。

《宋史·地理志》载：“元祐元年（1086），以虹之零壁镇为县；七月，复为镇。七年（1092）二月，零壁复为县。政和七年（1117），改零壁为灵壁。”由此可见者有二，一是北宋设置灵壁县经历了由镇升县、复镇复县的过程，此为置县问题；二是县名由“零壁”改为“灵壁”，此为县名问题。前者涉及基层政区研究，学界鲜有专论北宋“灵壁县”建置缘由的文章。后者涉及历史地名研究，关于“灵壁”县名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即段伟《清代语讹政区名探析——从灵壁县到灵璧县》一文。段文详细考证了“灵壁”自宋代立县以来在历代文献中出现的语讹政区名现象，认为最终定名为“灵璧”是受到了地名雅化的影响。笔者无意于重新梳理北宋以降灵壁县的语讹问题，也赞同段文认为的 “灵壁县为宋代立县名称”。但是，北宋“灵壁”何以置县、历史过程及相关影响因素为何？学界讨论尚不够充分。基于此，本文试图回归到北宋设置“灵壁县”的历史场景，考察零壁镇由镇升县、复降复升的历史过程，讨论由镇升县的历史条件，以及在县名问题上涉及的诸多因素，不当之处，尚祈正之。

一

北宋零壁镇置县经过

关于北宋零壁镇的始置年份，难以稽考。南宋学者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提供了线索。该书卷89“真宗天禧元年（1017）三月辛酉”条载：“宿州言灵璧镇蝗虫生。”李焘主要活动于南宋初期，那时“灵壁”县名已经确定，而使用“灵璧镇”的写法，或许是受到语讹政区名的影响，也或许是传写错讹所致。因此，可以将零壁镇的设置年代判定在宋真宗天禧之前，并结合唐末五代军镇林立、宿州建置等历史背景。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四月二十五日，已经归籍零壁镇的前婺州司户参军靳琮代表零壁镇人户向户部呈递状文，以零壁镇“属符离、虹两县，又在符离、蕲、虹三县[界]，盗贼转徙，艰于掩捕，良民不得安业”为由，“欲乞将符离、（靳）[蕲]、虹三县近零壁镇乡管割属本镇，仍改为县”。并指出改镇为县的好处在于，“三县远乡皆为近境，人户输二税、请苗役顺便”。状文得到朝廷的许可，批准零壁镇改镇置县。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时任淮南转运副使的赵偁，“请复以宿州灵壁县为镇”，又得到了朝廷的许可。

个中缘由，未见赵偁本人的言论。直到元祐七年（1092）九月，新任兵部尚书苏轼在《乞罢宿州修城状》中指出：“却准转运使赵偁状称，看详得元只是本镇官势有力人户意欲置县，增添诸般营运，妄有陈状。”零壁镇改镇置县的倡议者靳琮曾任婺州司户参军，虽不知何故去职，归籍零壁镇，但显然已被赵偁视为“官势”人家，也被苏轼视为“豪民”，且通晓狱讼，言论具有煽动性。至于赵偁所言“增添诸般运营”，当时也未见改镇置县后零壁镇人户获利如何。

结合神宗朝并废州县的有关情况，可知人户乞请改镇为县的例子并不止零壁镇一例。在靳琮等人一纸状文之前，即元祐元年（1086）二月九日，侍御史刘挚、监察御史王岩叟论及并废州县，提到相州永和县为镇之初的情形，“永和之民相与号诉于官曰：‘不知宫中岁所利者几何？百姓愿计其数均认之，随二税以纳，幸留吾邑不废也！’”可见，确实存在人户自愿乞请改镇置县的情况。

刘、王二人关于并废州县的言论值得审视，兹节录如下：

窃惟天下涵濡太平之恩久，戴白之老不识兵革者，非一日矣。事方繁夥，民务增添，议者谓：益置郡县，以分治之，乃其所也。而比者聚敛之吏，苟欲减役人、收役钱以附会。率尔之间，遂行并废，不复问事体之如何，人情之乐否。盖废并之后，州县辽远，有山岭重复、江河阻绝，远者十数日，近者五七宿不能一往来于官者。以言争讼，则百姓赴诉难；以言赋税，则百姓输纳难；以言豪强，则官司弹治难；以言盗贼，则官司警□难；以言死亡，则官司检视难；以言期会，则官司追呼难。乞自免役以来，并废过州、县、军、监，凡可复者，皆复之以便民。

此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神宗朝王安石变法的相关内容，尤其是“乞自免役以来，并废过州、县、军、监，凡可复者，皆复之以便民”一句，结合靳琮状文所说的“仍改为县”，不禁令人怀疑零壁镇改镇置县的故事是否还应该往前推至神宗朝。

刘、王二人的议论显然是有效的，得到哲宗支持，“诏废并州县，令诸路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司同共相度合与不合废并以闻”。于是才有了淮南转运副使赵偁复零壁镇的言论。

至此，需要理解的一个问题是，改镇置县究竟有何好处。元祐元年（1086）的并废州县诏，经过近两年的实行，得到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引发了争议。群臣上书言道：

兴复州县，惟坊郭近上人户便之，乡村下户乃其弊也。知其然者，州县既复则井邑盛而商贾通利，皆归于坊郭，此坊郭上户所以为便也。复一小邑，添役人数百，役皆出于乡村下户，所以受其弊也。自元祐元年二月九日降敕，相度几二年矣，其利害明白而不可以不复者，下诏之初皆已复矣。其可以复可以不复者，仍迁延至今。况自朝廷行差役法，中外莫不以为宜，而论者独以地薄民贫之邑、乡村应役之户不多者难得番休为患也。今诸路方且攀缘前岁，一时指挥而复县不已，增乡户之力役以利坊郭，臣窃以为非便也。臣欲望圣慈特赐指挥其元祐元年二月九日敕，更不施行。

显而易见，零壁镇改镇置县问题即群臣所谓“可以复可以不复者，仍迁延至今”，故而才有元祐七年（1092）复置零壁县的故事。从群臣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靳琮作为零壁镇人户，在改镇为县后，必会以“坊郭近上人户”的身份而深受商贾之利，故而大力推动改镇为县的进程。

最终的结果是元祐七年（1092）二月批准零壁镇复为县，此为《宋史·地理志》的记载，即苏轼在《乞罢宿州修城状》所言：“后来有转运使张修等及知州周秩别行奏请，却欲置县，仍取得本镇人户状称，所有置县费用，情愿自备钱物。致朝廷信凭，许令置县。”

吊诡的是，零壁镇至当年九月还在筹备建城一事，“元料置县用钱四千五十余贯，至今年八月终，已纳二千八百五十余贯，其余未纳钱数，认是催纳不行，纵使尽行催纳，亦恐使用不足”。施工泰半，深为不易，朝廷似乎有意无意任由零壁镇人户自行置县，以至于苏轼虽然并不认可靳琮等人的置县理由，但鉴于置县一事“系已行之命，兼构筑廨宇，略已见功，恐难中辍”，只好乞请罢宿州展城一事，挪部分展城经费用于置县。

二

因河而兴：零壁镇置县条件

结合哲宗朝群臣对王安石变法的讨论，分析零壁镇改镇置县的过程，可知零壁镇改镇置县仅是变法利益之争的一个部分。就朝廷而言，置县会增加财政开支，产生所谓“冗官”与“冗费”，哲宗元祐元年（1086）夏四月乙巳，甚至下诏户部裁减冗费；就民间而言，宋代的五等版籍制度导致市镇附郭上等人户在置县中有机可乘。然而，无论出于何种利益纠纷，零壁镇在当时已经满足置县条件，当是无可置疑的，下面将从经济基础、制度基础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一）经济基础

谭其骧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来。”前文已经指出，零壁镇未置县前，属于虹县，虹县属于宿州。据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的《元丰九域志》所载，宿州下辖四县九镇，即符离县，蕲县静安镇、荆山镇、西故镇、桐墟镇，临涣县柳子镇、蕲泽镇，虹县新马镇、通海镇、零壁镇。唐宋时期，宿州得以崛起的原因，多赖于汴河漕运之利，以及军事战略地位，学界已多有论述。毫无疑问，零壁镇能够得以发展，也多赖于汴河所带来的市镇发展。李孝聪于《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一文中，已大体介绍了包括零壁镇升县之后受汴河影响而形成的城址布局情况。如下图1所示，可以看到淮南东路汴河沿线市镇的分布情况。

上图年限断在政和元年（1111），可见淮南东路汴河沿线，计有县城六，即亳州永城县、宿州符离县、零壁县、虹县、泗州临淮县、盱眙县，计有镇六，即酂县酂阳镇、临涣县柳子镇、蕲县静安镇、蕲泽镇、虹县通海镇、临淮县青阳镇。

汴河漕运带动了沿线市镇的经济发展，经济活动的表现首先反映在商税征收上，商税额成为衡量市镇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之一。据《宋会要辑稿·商税岁额二》的记载，可以看到熙宁十年（1077）淮南东路汴河沿线市镇的商税额，如表1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零壁镇的商税额不仅远远高于酂阳、柳子、蕲泽、静安、青阳等同级别的市镇，甚至高于虹县的税额。宿州各务于熙宁十年的税额还有临涣县1539贯454文、蕲县606贯862文、荆山镇1191贯324文、新马镇795贯323文、西故镇599贯928文，加上在城、虹县、柳子镇、蕲泽镇、静安镇、零壁镇的税额，共计商税岁额26061贯65文，零壁镇占全州税额的8.28％，仅次于在城税额，居各县镇之首。

（二）制度基础

苏轼在《乞罢宿州修城状》中提及零壁镇未置县之前的官员配置，为守把兵士八十人、京朝官一员、监务官一员、虹县尉一员、弓手六十人。零壁镇的官员成分，根据来源可分为两类：一是京朝官，由中央派遣，专领烟火盗贼；二是县尉，为县级建制，专责一县治安。从职能上看，京朝官与县尉的职能存在重合。此外是监务官，管理税收事宜。苏轼鉴于零壁镇的防御力量，认为足以弹压本镇盗贼。

一般情况下，一县县尉至多两名，且非有盗贼不得下乡，县尉配有弓手，弓手属县级职役，且一县之内配额相对固定。如此，移虹县县尉与六十名弓手常驻零壁镇，无疑削弱了县城的守备力量，足见零壁镇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朝廷仍然派遣京朝官一员，专领烟火盗贼，说明零壁镇不仅仅是靳琮等人所言的本镇居民曾被劫掠，也不仅仅如苏轼所言“足以弹压”。零壁镇的弓手数额尤其能够说明这一问题。北宋立国之初，国家立根未稳，乡闾盗贼横行，太祖因此于建隆三年（962）十二月下诏，规定“万户以上县差弓手五十人，七千户以上四十人，五千户以上三十人，三千户以上二十五人，二千户以上二十人，千户以上十五人，不满千户十人”。乾德六年（968）十一月，鉴于贼盗渐息，裁撤各县弓手，规定“万户县三十人，七千户二十五人，五千户二十人，三千户十八人，二千户十五人，千户及不满千户并一十人”。此时乃立国之初，万户大县尚且只需弓手至多五十人，少则三十人，而零壁一镇竟达六十人之多，殊为惊异。弓手数额的增加并非一蹴而就，早在仁宗康定二年（1041）八月五日，中书门下就提及淮南等路添差弓手一事，庆历二年（1042）四月，鉴于“京东西盗贼充斥”，下诏令各县“增置弓手”，至神宗熙宁三年（1070），京西路转运司以新添弓手“别无捕盗日限，止是岁集县尉司教一月放散”为由，乞请放罢新添弓手，得到朝廷许可。那么，北宋中期盗贼横行的原因何在，便成了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可以从元祐年间淮南路受灾情况看到盗贼横行、亟需弹压的一个侧面。

元祐元年（1086）两淮地区水、旱灾害频仍，旱灾起初因“转运等司并无奏报”而未引起朝廷重视，直至四月初二日，左司谏王岩叟察访淮南等地，指责“淮南旱甚，物价踊贵，本路监司殊不留意”，淮南等地的旱灾才广为关注。两日后，右谏议大夫孙觉针对旱灾情形，上奏谏言：“淮、浙灾伤，米谷踊贵，虑盗贼因缘而起，乞差官体量，广行赈济。遍下诸路转运、提刑司，灾伤各以实言。不实者坐之。灾伤虽小，而言涉过当者，不问。如此，则诸路不敢不言。朝廷随灾伤之大小，赈济而防虞之，则四海之内无仓猝之忧矣。”当时，“淮南米价斗直（值）一百七十”，右司谏苏辙声称：“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万石，以济其急······不意今来旱势益甚，夏麦无望，而秋收之期，远在百日之外，虽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饥民。”可见此次旱灾的严重程度，朝廷官员因此担心盗贼因灾而起，应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屋漏偏逢连夜雨，同年十一月壬午，权发遣淮南路转运副使赵偁报奏淮南水灾，以楚、海、泗、宿、亳五州最为严重。

由此可见，盗贼因天灾而起者，无疑给零壁镇这样的经济市镇以一定的打击，不得不寻求防御力量的提高。应当注意到，京朝官在一定程度上有转化为县官的可能性。故而，零壁镇在基本建制上有升级为县的制度条件。

零壁镇置县后的管辖区域，大体可依据部分史料进行推断。传为明初学者刘基所著的《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一书，其编纂人员、编纂过程、体例与资料来源，以及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史料价值已为韩道英所讨论。该书卷22《宋分野》“宿州灵壁县”条载“宋元祐七年（1092）析符离所属朝城、彭城两乡置灵璧县于宿州东一百二十里”，《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地里驿程”载“虹县至灵璧县六十里，灵璧县至静安镇六十里，静安至宿州六十里”，《金史》卷25《地理》记载西固镇属“灵壁县”。至此，可大致推知零壁镇置县后应当辖有原虹县零壁镇、符离县朝城乡、彭城乡，以及金代新设的西固镇（即后来的固镇）。然而，朝城乡、彭城乡的辖境皆已无考，零壁镇置县后的县境区域直至明嘉靖年间才得以确定，即《明史》卷40《地理志》载灵璧县“西南有齐眉山，北有磬石山，黄河在东北，南有汴河，北有睢河，又南有固镇巡检司”其中，固镇于1965年置县，辖宿县的湖沟区、任桥区、灵璧县的固镇区、五河县的西刘集区、王庄区王庄公社、陈渡公社、怀远县的曹老集区等。可以想见，北宋灵壁县的幅员应当包括今灵璧县、固镇县及埇桥区、五河县、怀远县部分地区，在当时北抵黄河，南至淮水之滨，相当广袤。

三

因石成名：政和七年改“零”为“灵”蠡测

自北宋元祐年间零壁镇改镇置县以来，前贤 时彦多讨论改“壁”为“璧”是否与磬石相关。持无 关论者居多，同时认为从“灵壁”到“灵璧”乃地名 雅化的结果。笔者考诸史籍，认为改“零”为“灵”才是个中关键。

清乾隆时，灵璧县知县贡震在《灵璧县志略》中对“灵璧名义”的讨论，颇具代表性。他鉴于灵璧“命名之义自来未有所据”，结合自己多年治水考察地情的经验，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认为旧志因县有山产磬石而改“零”为“灵”，是附会《宋史》导致的；二是指出磬为乐器、璧为礼器，不可混为一谈，史志所载石磬山属下邳而非灵璧，因山为县名无所据；三是从“壁”的字义来看，应当遵从《史记》《汉书》的写法，以“灵壁”为正字，北宋政和年间改“零”字未改“壁”字，导致后世传写之误“以灵为零，以壁为璧”。在贡震看来，“灵璧”二字的命名与磬石无关。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一是忽略了灵璧县自古及今确实产石的事实，也因此会忽视灵壁石对县名的影响；二是在县名命名上犯了先入为主的毛病，单纯地认为磬为乐器、璧为礼器，不可混为一谈，显然是将灵壁石的功能单一化了。而以是否有石磬山作为县名的依据，着实不当。我们不能用“磬石”一定要有同名的山来类比一定有同名的县，更不用说北宋灵壁所产之石不称为“磬石”，而称为“灵壁石”，与“太湖石”相提并论。何况，灵壁县也确实有山。《明史》卷40《地理志》载县“西南有齐眉山，北有磬石山”；《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25《山川》进一步指出“磬石山在灵壁县北七十里”。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尽可能地回到历史场景中去考察北宋政和以降“灵壁石”给县名所带来的的影响。尤其是从灵壁石的开采与制作工艺、功能与价值、文化影响力等方面讨论灵壁县何以“因石成名”。

（一）灵壁石的开采与制作工艺

成书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的《云林石谱》，是我国第一部论石专著。作者杜绾，是北宋宰相杜衍之孙，平生好石，“能绍其家风”。该书的成书背景就在于宋代重文轻武，迷石者众。且距宣和未远，可信度较高。四库馆臣将其纳入《四库全书》时，也称周履靖刻本所附《宣和石谱》《渔阳公石谱》系窜入，“惟录绾书以资考证，而所附二谱悉削而不载”，可见该书之重要性。该书卷上《灵璧石》载：

宿州灵璧县地名磬山，石产土中。岁久穴深数丈，其质为赤泥渍满。土人多以铁刀遍刮，凡三两次，既露石色。即以黄蓓箒或竹箒兼磁末刷治清润，扣之铿然有声。石底多有渍土，不能尽去者，度其顿放，即为向背。石在土中，随其大小具体而生。或成雾状，或成峰峦。巉岩透空，其眼少有宛转之势。或多空塞，或质匾朴。或成云气、日月、佛像，或状四时之景。须藉斧凿修治磨礲，以全其美。或一面，或三四面。若三四面全者，即是从土中生起。凡数百之中，无一二有得四面者。多是磇者石尖，择其奇巧处镌治，取其底平。顷岁，灵璧张氏兰皋亭列巧石颇多，各高一二丈许，峰峦嵓窦，嵌空具美，大抵亦三两面，背亦著土。又有一种石理蹸踆，若胡桃殻纹，其色稍黑。大者高二三尺，小者尺余。或如拳大，坡陁拽脚。如大山势鲜，高峰岩窦。又有一种产新坑黄泥沟，峰峦嵌空。奇巧亦须刮治，扣之稍稍有声。但石色清淡，稍燥软，易于人为，不若磬山清润而坚。此石宜避风日，若露处日久，即色转白，声亦随减。《书》所谓“泗滨浮磬”是也。

这一记载除了能够明晰灵壁石的制作工艺和形态质地，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三条关键信息，一是宋代灵壁县有磬石山，二是石产于土中，须刮刷方见秀峰，三是灵壁石主要用于园林假山，部分奇巧者扣之有声。该书还记载有与灵壁石齐名的产自平江府洞庭水中的太湖石、产自英州含光与真阳县之间溪水中的英石、产自全州湘江一带两岸狭处间土石山中的全州石、产自湖州西门外十五里卞山中的卞山石，以及湖州武康石。其中，卞山石“色类灵璧而清润”，全州石“色若灵璧，青翠可喜”。《云林石谱》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宋之交文人士大夫对灵壁石的观感，这一记载也为明末造园家计成所采纳，见于《园冶》一书。

（二）灵壁石的功能与价值

《云林石谱》在对灵壁石叙述的最后，提及《尚书》所谓“泗滨浮磬”的古典。这一记载或许说明早在周朝，淮水之滨的人们便已向周天子进贡奇石了。宋人赏玩之风盛行。元代儒学大家郑元祐在《松石轩记》一文中指出：“自唐宋始，以石为玩好，然后石之品益繁，宋宣和间于物无不品定。”宋徽宗喜好花石，《宋史纪事本末》卷11载有《花石纲之役》。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地方便有了向徽宗进献奇石的行为。时人张知甫在其笔记《张氏可书》中记载：“宣和初，宿州灵璧县进巧石，中有一洞，皆天成，以巨舰漕至京师，费数百万缗，赐名槃谷，侯置于禁苑。”可见花石纲花费巨万、劳民伤财。数十年后，地方向徽宗进献奇石的故事仍在坊间流传，成为南宋士大夫茶余饭后的清谈之资。生活于南宋前中期的汝阴人王明清，在其笔记《挥麈录》中记载了时人李平仲的一次谈论：

政和建艮岳，异花奇石，来自东南，不可名状。忽灵壁县贡一巨石，高二十余丈，周围称是。舟载至京师，毁水门楼以入，千夫舁之不动。或启于上云：“此神物也，宜表异之。”祐陵亲洒宸翰云：“庆云万态奇峰。”仍以金带一条挂其上，石即遂可移。省夫之半，顷刻至苑中。

徽宗好石、臣下谄媚、劳师动众的场面跃然纸上。宋元之交，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22《土贡考》中记载，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置提举御前人船所，命内侍邓文浩提举淮、浙人船所，管理东南土贡，其中就有“灵壁、太湖、慈溪、武康诸石”。

作为贡品的灵壁石，由水运送往开封。《宋稗类钞》卷32《古玩第五十五》载：“崇宁中，朝廷定雅乐，下灵壁县造石磬，磬成，每泝汴进纳。”可见汴河承担了主要运输能力。该书还强调灵壁县“别有小河，取都下稍径，或有此河载磬以入，则磬声率不协律，此理殆不可晓”。这些记载指出了灵壁石的另一个功用——做乐器“磬”。取灵壁石制磬，这一传统为元明清三代所继承。《元史》卷68《礼乐志》载：“补铸编钟百九十有二，灵壁石磬如其数······元初，磬亦用宋、金旧器，至元中始采泗滨灵壁石为之。”郑元祐则说：“以灵壁所产石用以为磬，然非秀绝者，不能有声音之纯。”《续资治通鉴》卷220记载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辛丑，“吴王命于泗州灵壁取石制磬”，亦见于《明史》卷61《乐志》。《明会要》卷21《乐》甚至记载了弘治十五年（1502）的一次乐礼之争，“礼官言近闻皇上命官于内府造大祀乐，以纯金为钟，西玉为磬。夫自尧舜以来，造乐制器，钟必用青铜，磬必用灵壁石。若更以纯金西玉，恐未可以谐众音神感格”。《清史稿》卷101《乐志》载：“编磬，以灵壁石或碧玉为之，十六磬同虡，应十二正律、四倍律，与编钟同，阴阳各八。”

此外，作为园林假山石、乐器磬石的灵壁石，在战争年代，甚至可以充当炮弹使用，据《续资治通鉴》卷166记载，南宋绍定五年（1232）三月癸卯，蒙古攻金，“金炮石取艮岳、太湖、灵壁假山为之，大小各有斤重，圆如灯球”。

（三）灵壁石的文化影响力

随着徽宗逝去、北宋灭亡，南宋偏居一隅，淮北之地尽失，灵壁石把玩于文人士大夫手中的盛况似乎只能通过遗迹来展示。南宋乾道五年即金大定九年（1169），明州鄞县人楼钥以书状官的身份随从时任礼部尚书的舅父汪大猷出使金国。出使期间，楼钥留心观察，著有旅行日记——《北行日录》，记载了当时灵壁汴河两岸的情形，节录如下：

（十二月）二日癸未······宿灵壁。行数里，汴水断流。人家独处者，皆烧拆去。闻北人新法，路旁居民尽令移就邻保，恐藏奸盗。伪者，焚其居。有一鹿起草间，截马前西区。两岸皆奇石，近灵壁东岸尤多，皆宣政花石纲所遗也。虞姬墓在西岸荒草中，横安二石板，相去尺余。隆兴间，我得泗、虹，以此墓为界。外山上有丛祠，汉高帝庙也。淮北荒凉特甚，灵壁两岸人家皆瓦屋，亦有小城，始成县道。

其实，早在70年前，年仅二十岁的叶梦得因春闱落第，染病回家的途中，路过灵壁县，也留下了一段对当时灵壁汴河两岸情形的描述，载于《石林山堂记三首》，可资对比，如下：

余绍圣间春官下第，归道灵壁县，世以为出奇石。余时卧病舟中，闻茶肆多有求售。公私未乏，贵人亦不甚重。亟得其一，长四尺许、价当八百，取之以归。探所有，仅七百金，假之同舍，而不觉病顿愈，夜抱之以眠，知予之好石，不特其言。自行此壑，刳剔岩洞与藏于土中者，愈得愈奇。今岩洞殆十余处，而奇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数计，心犹爱之不已，岂非余之癖哉！赖晚年粗知道文饶之病，则无复有客欲得者，皆听其自取以去，未尝较。尝戏谓儿童辈云：“此不特吾无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尝不类尔？每以文饶之言观之，世间安得更有一物也！

从中可见灵璧石的名气大振当在徽宗之前，而绍圣初落第的叶梦得上距元祐七年（1082）复置灵壁县，不过两年，下距徽宗政和七年（1117），不过二十余年，诸多史料显示，不得忽视灵壁石对县名的影响。

这样的记载不仅见于作为使者的楼钥、作为考生的叶梦得，甚至已经扩大到宋人的笔记小说，周密《齐东野语》卷5记载了一则《赵氏灵璧石》的故事，如下：

赵邦永，本姓李，李全将也。赵南仲爱其勇，纳之，改姓赵氏。入洛之师，实为统军。尝过灵璧县，道旁奇石林立，一峰巍然，崷崪秀润。南仲立马旁睨，扶玩久之。后数年家居，偶有以片石为献者，南仲因诧诸客以昔年符离所见者。邦永时适在旁，闻语即退。才食顷，数百兵舁一石而来，植之庭间，俨然马上所见也。南仲骇以为神，扣所从来，则云：“昔年相公注视之际，意谓爱此，随命部下五百卒辇归，而未敢献。适闻所言，始敢以进。”南仲为之一笑。

与叶梦得的经历颇为类似，似乎反映了当时灵壁石风靡的情景。其实，如今行走在灵璧县西北一隅的乡村道路上，譬如洛涧村、付寨村，仍然能够看到“道旁奇石林立”的场景，运送奇石的卡车不时呼啸而过。

宋人雅好之风，为明人所继承，灵壁石名声再噪，或许与晚明士人浮靡之风有关，晚明文人文震亨所著《长物志》一书，将灵壁石列为上品，英石次之，有所谓“灵璧无峰”“英石无坡”之说，与之相类的太湖石“第声不清响”，文震亨还在《器具》“笔格”所用研山、《位置》“卧室”所用假山等方面提及灵壁石的妙用。段伟通过大量的数据处理，指出明代典籍文献中多用“璧”字，或许就与灵壁石所附会的美好之义相关。同样的道理，在其他文献中出现“壁”“璧”不同用法，或多或少说明存在因附会美好之义而传写错讹的情况。因此，改“壁”为“璧”不是讨论县名命名的关键，改“零”为“灵”才能更好地体现出灵壁石对县名命名的影响。

结语

北宋设置灵壁县，经历了由镇升县、复镇复县的过程。这一过程大抵受到了哲宗朝新旧两党对王安石变法中免役法、州县废置等问题争论的影响，同时也是朝廷面对“三冗”问题的一个缩影。灵壁置县的表面原因，是在神宗朝大规模并废州县的政策惯性下，零壁镇人户为谋商贾之利而乞请朝廷改镇为县。但实际上，当时的零壁镇受汴河漕运的影响，市镇经济繁荣，商税税额远较同级市镇为高；加之灾害频仍、盗贼侵扰，朝廷派遣京朝官、县尉与超额弓手，以备匪患。因而在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上，零壁镇已然具备由镇升县的条件。迨至政和七年（1117），或许是受到奇石文化、花石纲事件的影响，零壁所产之石为徽宗所喜，因石成名，改名“灵壁”。故而，改“零”为“灵”才是灵壁县名之关键，后世或附庸风雅、或传写错讹导致改“壁”为“璧”，当另作他论。

作者：孙小昌

来源：《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汪鸿琴

校对：郑雨晴

审订：宋柄燃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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